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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步。第二天又是吃饭、散步。第三天还是如此。每当乔茂才问起刘伯承，李达都以辽未回来作答。过了几天，乔茂才心中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再等下去，还要吃团门羹，自讨没趣，只好对李达说，“我回去还有事情要办，等刘师长回来后，我再来拜访。”乔茂才一定为没有完成蒋委员长亲自交给的任务而沮丧不已。乔茂才送信事件只是抗日战争中的一个小插曲。但这个小插曲基本上勾勒出了蒋介石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走在钢丝上的蒋介石“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对自己要做什么是很清楚的，其一，他得抗日，不抗日不行，这是大势所趋；其二，要在抗日斗争中消灭共产党，除去心头之患。在蒋介石的眼里，后一件事的重要性并不在第一件事之下。在抗日的问题上，蒋介石一直在“走钢丝”。是战，还是和，蒋介石像一个杂技演员一样在两者间艰难地平衡着。蒋介石一直认为，不战不行，战过了头也不行，不要因为抗日而过分刺激了日本人。根据这个思路，理解蒋介石的抗战方针就比较容易了。“七·七”事变后，蒋介石采取的总的方针是“不屈服，不扩大”。在“不屈服”方面，蒋介石采取了这样一些动作：派遣中央军北上。命令李默庵、冯安邦、刘戡等军师长，率队北上，抵抗日军的进攻。国民党外交部次长陈介奉命在南京约见日本大使馆参事日高信六郎，提出口头抗议，要求日本政府约束军人，不使事态扩大，国民党外交部长王宠惠也从庐山回到南京，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书面抗议：“日本此种行为显系实行预定挑衅之计划，尤极不法。”“七·七”事变后不久，蒋介石致电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声明国民党中央已决心抗战，约李、白速赴庐山，共商大计。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后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内，连发11 封急电给身处事变前线的宋哲元，命令他就地抵抗，表明“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域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得寸进尺，决无已时。”同时，蒋介石还特别强调，“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蒋介石希望宋哲元明白，“若我能积极准备，示人以无机可乘，随时可起而抵抗，或可消弭战端，戢其野心也。”蒋介石清楚卢沟桥事件不是“偶然突发”的，而是日本处心积虑准备多年的结果，若不还日本人以颜色，则其势必得寸进尺。1937 年7 月17 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长篇演讲时就曾讲道：东北四省失陷，已有6 年之久，然后被迫签定了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治，那么中国500 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变成昔日的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发展，是关系到中国国家命运的问题。庐山讲话是“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第一次公开发表长篇演讲，也是他第一次公开发表他的抗日主张。这时，中日两国虽然没有公开宣战（公开宣战是在1941 年12 月），但这次讲话将中日的对抗推向了最高潮。在庐山讲话的最后，蒋介石讲了后来在抗战中被广为传颂的一段话：“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地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些都是蒋介石政策中不屈服的方面。蒋介石对日采取的对策的另一面是不扩大。早在1935 年国民党五大上，蒋介石就提出了“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七·七”事变后，这个政策仍然没有变。几年前还在江西指挥若定、叱咤风云，调动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的委员长现在在日本人的进攻面前感到有些底气不足，有些心虚了。他一再强调，“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要有真实的估计。”同时也为自己“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找到了理由，实际上就是为他“不抵抗政策”找到了理由。在此，我们不能不想起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在分析中日双方力量对比时，也承认中国是一个弱国。但毛泽东以哲人的眼光透过中国的弱看到了中国强的方面，透过日本的强看到了日本弱的方面，得出弱中有强，强中有弱的结论。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透视能力上的这样一点区别，使他们所得结论虽不能说大相径庭，但却有伯仲之分。毛泽东从民众中寻找到了力量的源，用充满自信的目光来看待充满希望的中国抗战，认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但中国是由弱到强的一方，在经历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阶段后，必然要发展到战略反攻。毛泽东站在陕北的窑洞前关注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在庐山讲话中，蒋介石还是本着“不扩大”的精神，希望求得“七·七”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蒋介石方针的后半部分——不扩大，将其方针的前半部分——不屈服的光彩抵消掉了很多。不扩大或是为了苟且偷安，或是为了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攘外必先安内”。无论是哪一种，都与“西安事变”前的不抵抗有相通之处。既如此，整个政策也自然就被染上了奴性的色彩——以前挨的打就算了，再来打我就不行了。尽管如此但蒋介石毕竟在被逼之下已经走上了抗战的道路。“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虽表示“今后我绝不剿共”，并在行动上有了一些表示——1937 年1 月，国民党军队终止“剿匪”，撤消设在西安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改设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等等。但蒋介石坚信，“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一国之中，决不能有两个政府。细细品味，蒋介石实际上始终没有放弃反共、消共、融共的信条。“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反共的调子虽然比以前低多了，但仍然将中共列为“取消”、“停止”的对象。在1937 年2 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三中全会上，他不顾中共为实现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所提出的要求和保证，强行通过了《关于根除赤祸之决议案》。在此决议案中，蒋介石要取消在红军名目之下的武装，取消苏维埃政府，停止阶级斗争，也就是停止反对蒋介石政府的一切行动等等。“七·七”事变后，蒋介石无暇他顾，特别是“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9 月下旬，蒋介石在谈话中明确表示：“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
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这次谈话蒋介石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这样，国共第二次合作宣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但蒋介石本性难改。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1939 年1 月21 日至30 日，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讨论了政治、军事形势，调整了军事部署。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抗战到底，决不妥协的方针和对日作持久消耗战的战略，主要成果是积极的。但是，由于正面战场军事压力的减缓，会议又提出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却极大地破坏了抗战以来形成的国共两党为主、多党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削弱了抗战力量。这是后话。蒋介石在整个抗战阶段一直在战与和的问题上走钢丝，在联共还是反共的问题上走钢丝。但谁也不怪，是蒋介石自己把自己逼到了钢丝上。
4。 向山地游击
坚持不远离山地1937 年9 月16 日，刘伯承奉八路军总部的命令率129 师向东进驻富平县庄里镇地区，准备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虽然八路军已在9 月11 日按国民革命军统一战斗序列改称第18 集团军，但广大指战员仍按老习惯称呼自己的部队为八路军。在感情上总觉得，尽管第18 集团军前冠有“革命”二字，但八路军的称谓似乎比第18 集团军更带有革命的色彩，更能反映红军红色的本质。9 月20 日，刘伯承接到了毛泽东17 日中午签发的电报《关于敌情判断及我之战略部署》。这是一封及其重要的电报。由于电报是发给“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聂（荣臻）、贺（龙）萧（克）、刘（伯承）徐（向前）”的，所以，当电报经八路军总部转到刘伯承手里时，已是3 天之后。刘伯承看着电报不住地点头，由衷地佩服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在电报中，毛泽东决定改变原定全部在冀察晋绥四省交界之四角地区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而令115 师、120 师、129 师分别依托晋北恒山、晋西北管涔山及晋东南太行山开辟根据地。早在8 月10 日，毛泽东在给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的一封电报中，指出：根据山地战与游击战的规则，红军应在位于冀察晋绥四省交界之四角地区，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作侧面的袭击战，配合正面友军战略上的行动。毛泽东考虑得很周密、很细致。在8 月10 日的一封电报中，毛泽东又具体地谈到了“出动路线，因洛川至府谷千余里无粮，延安南北八百里颗粒无买（机关粮食从晋西与西安买来），因此决不能走陕北，只能走韩城渡河经蒲县、孝义、汾阳到大同集中。”所以，八路军3 个师都是从黄河西岸的韩城县芝川镇渡口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