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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编一套摘要当然可能是过于简单化了，因为摘要使用者可能从很多不同的观点来阅读论文，例如，一个化学家对于一份生物化学论文的摘要的态度会不同于生理学家的态度。但是只要适当照顾到不同的观点，就可以使摘要制度统一起来。一般可以由作者自己写出论文的主要的摘要，不过为了划一起见可能有必要加以修改。只有涉及一门学科以上的论文需要编写另外的摘要。不要以书本的形式来提供摘要，因为书本本身还需要有索引，而且在书本中，摘要是部分按照主题排列、部分按照发表先后顺序排列的。倒不如直接使用卡片制度，设法把整套摘要卡片送交图书馆和研究所，并设法根据主题进行挑选以便发给要求取得摘要的科研工作者。这当然会使摘要数目比选寄给同一些科研工作者的论文多得多。如果摘要是由负责处理论文的同一机关来编写的话，就可以减少邮费，而且因此增加的总费用一定是极少的。
报告 剩下的问题是把科学交流的单元汇总起来，换言之，即编写各种各样的综合性文章，尤其是专题论文和报告。在这个问题上，只要扩大目前的做法可能就够了。许多科学学会都发行年度报告。我们需要做的仅是把这个做法扩大到整个科学领域，并且使同一或有关的学科的不同报告协调起来。这种报告具有很大的重要性，而且这种重要性必然会与日俱增。为了跟踪科学的进展，将有必要日益倚靠它们给予指导。然而不但科学家，连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也需要利用报告。也许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来进行编纂工作。很可以采取斯坦普勋爵在《社会调整的科学》一书中所提出的方式：
“
第三个总的措施是推广这种做法：由每一学科的负责机构来定期检阅本学科的邻近腹地。它们应该在每一阶段列出他们心目中的本领域的主要发明和改进。应该把这些发明和改进区分为已经直接地或通过另一门科学在社会领域或在经济领域得到实际应用的两种类型。
应该对每一项发明引起失业和形成新资本的效果加以估计，还要估计被取代的一切就业人员和资本以及工业位置的变动。人们大概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统计技术机构会为这些专门的调查提供便利，而且肯定还需要一个这样的机构来把这些调查资料加以整理并纳入全面综合中。某些科学例如天文学和数学，其全部
“成果
”只能间接地通过物理学来应用。不过根据一个共同的时间表或是根据需要经过协调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调查表来工作，会使专家产生一种社会意识。这对他以后的工作将有极大帮助。在开头时，这种工作将会是粗糙的和梗概式的。不过问题在于：有关的专家可以作出不可缺少的贡献，而他们自己也可能从中得益不浅。
”——《社会调整的科学》斯坦普勋爵著，第四章，第１４９页。
在专题文章和独创性的科学著作问题上，所需要的改革就更少了。在这里，问题与其说是还要进行技术性的改革，不如说是要实行统一的编辑政策并保证说服有资格的作者每隔一定的适当时间都能写出一些有关他们的学科的著作。对于教科书，也应该作出类似规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教科书的水平，因而也是整个科学教育的水平跟上时代。在过去，不朽的《德国手册集》就在某种程度上履行了这个职能。这些手册认真地及时记载了每个领域中科学进展的细节。即使在现行制度下，也应该有可能通过各出版商之间的协议，做到把用英文记载的科学成果同样包罗无遗地收集进去，不过人们可能希望其篇幅略短一些。只有以纪事期刊形式出版的一类科学出版物需要保留下来，即象《自然》杂志这样的类型。它将以笔记形式报道最新科学消息，不但报道新发现，而且也报道新实验室和行政改革的消息，同时反映科学和更广泛的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
控制弊端 我们在提出一个合理的科学出版组织形式的同时，还必须正视这种变革所可能带来的危险。科学出版工作可能有两大类弊端：一种是
“滥”，即容许出版大量不正确或价值可疑的资料，与此恰恰相反的危险是“严”，以致妨碍了可能有极大科学价值、但在初次发表时可能和正统观点不一致的资料的出版。可能有人担心，任何企图把科学事业加以集中的做法都会增加这两种弊病中的某一种弊病。其实要是处理适当，这理应是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
譬如说，我们并未建议把出版工作的编辑职能交给永久性的行政班子。他们将仅仅充当论文作者和在目前制度下担任科学期刊编辑的人们之间的桥梁。编辑们怎样才能很好地完成他们的职能其实是一个人选的问题，因而这多半要取决于科学家本身的组织方式。特别是青年人在这问题上应当比目前有大得多的发言权。总的说来，将来的趋势是灵活，因为发表一篇质量差的科学论文的害处要比压制一篇怪癖但却可能有价值的论文的害处小得多。在新的制度下，无用的论文是没有人要的；它们不至于塞满科学期刊的篇幅，也不会使这个制度不适当地多花钱，同时它们的最终价值将在定期的批判性报告中加以判断。原则可以是，一篇论文只要在编辑部中得到任何一个成员的赞同，都应该发表。
为了替存在大量科学期刊的现象辩护，常常有人断言：在目前情况下，一门新学科或者对建立已久的老学科所持的新看法，不可能期望在现有的期刊中得到应有的赏识，所以一些热衷于此道者就联合起来，另外创办新刊物。在这里，用经济得多的办法也可以达到同一目的，那就是在遵守这些规则的编辑部中为新学科的代表安插一个地位。单单为了制止科学出版物的泛滥，大可以采用加倍发行某些论文的办法来消除目前在若干不同期刊中同时发表同一论文的弊端。譬如说，如果论文中包含大量有价值资料，但其大部分内容只有少数人感到兴趣，可出版份数不多的全文，另外出版缩写本以供普通人阅读。只有某些中心档案室才需要收存所有论文的全文。所有这些论文都可以用微型胶片加以复制和妥善储存，做到即使遇上战争或地震也不会毁掉，或者至少做到某些整套资料有保存下来的可能。
只有通过在职的科学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的最密切联系才能从根本上防止上述任何一种出版工作的弊端。出版机构将越来越成为科学工作者之间的一种方便的邮局，发挥同直接的个人联系和同一研究所各科学家之间的资料交换一样的作用。
出版机构所提供的可能性之一是，有可能使科学家经常获悉在有限领域内正在进行的工作。这就会消除不必要的重复工作并且提供获得大量情报的捷径。在目前，嫉妒和渴望优先得到情报的因素也许可能破坏这样一个制度，不过一旦把科学工作好好组织起来，而且有充沛经费，这种态度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消失。出版组织决不会支配科学，而只会为它服务。
眼前的可能性 出版工作合理化的建议和这里所提出的大部分歧他建议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更容易做到。这部分是由于它在初期不需要很大开支，而且经过一段很短的时间后，就会证明是更加经济的办法，这部分还由于它并不会使科学、国家和工业之间的关系产生什么变化。阻碍采用这个制度的困难倒是如何结束旧制度并另起炉灶的问题。出版商在科学出版物方面有一定的既有利益，但是除开教科书之外，他们从科学出版物所得的利润是很少的，而且在新制度下，可以答应出版商出版更多半技术性书籍和科普书籍以作为补偿。这类书籍肯定会随着国内科学出版制度的合理化而增加。
同时还可以利用他们来建立新制度的行政管理部分。
一个更为严重的困难在于经管主要科学出版工作的现有科学学会的反对。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出版工作是学会的严重经济负担，然而在不少情况下，它却构成它们存在的主要理由。人们也可能单纯由于感情的原因而反对取消科学刊物。不过一旦人们明白了，现行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科学的进步而且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把它完全窒息，而新的制度则会几乎立即使每一个科学工作者大感方便并大大提高工作效率，这些反对理由就不再有力量了。毕竟期刊是为科学服务的，而不是科学为期刊服务。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达成一个妥协办法，把某一领域里特别有价值的某些类型的论文装订在一起，使它们成为原来由一个学会掌管的期刊的继续，并且以这种形式保存在专门的图书馆和纪念档案室中，以保存传统。
国际上的问题
迄今，我们一直是把科学交流的问题看作是一个影响到一个清一色的科学家集体的问题来考虑，而不涉及国与国的关系的困难问题。我们已经指出过科学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国际性以及科学界又怎样划分为四五个超国家的大区域。对于科学出版工作说来，这种区划自然是关系重大的。象上文大略说过的那种把出版工作加以合理化的任何制度，除非是在比大多数国家单位大得多的规模上应用，否则就不可能奏效，虽然对美国或者苏联那样的大国可能是有效的。不过，只有在它完全具有国际性的时候，它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因为仅在一国建立合理的国家组织，就意味着在跟踪外国研究工作方面所花费的一切力气和混乱状态仍然存在，而且还要增添在国内采用一种制度和在国外采用另一种制度的麻烦。这必然会进一步使国内科学和国外科学脱节而且破坏科学的国际统一性。不幸目前国际形势并不能鼓励人们对马上实现科学的国际化抱很大信心。至多仅能希望实现某种程度的协作。即使人们越来越多地利用科学来达到本民族的目标，可供出口的剩余的东西也还是有的。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