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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信任。有人说许多人对尉霞有微词，盛宣怀不以为然：“好多事务都由尉霞一人调动，没有流言倒奇怪了！”盛宣怀还规定洋人不准饮酒，如果发现醉鬼立即开除。经过他的调教，招商局的洋员数量少了，工作效率提高了，每年节省下来的洋工资就近万两！
在盛宣怀和李鸿章的努力下，轮船招商局不但还清了洋债，而且还清了国债。可好日子没过几天，危机又来了，以前和太古、怡和两个老对手所签的齐价合同到期。本应谈判续约，太古、怡和却毫无诚意，并联合起来展开了跌价竞争，排挤招商局。盛宣怀制定了“对外表现出姑且与他们应酬的样子，内部则抓紧招揽客货生意，准备同他们决斗到底”的战略方针。
太古首先在汉口展开攻势，运费从七八折降到五六折，接着是三四折，最后竟跌到一折、五厘的低度！怡和也不甘示弱，跟着跌到了一折。如此优惠的价格简直乐疯了客户，他们蜂拥而至太古、怡和去运输货物，招商局的门庭登时冷落下来。盛宣怀面对压力镇静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认为不可能所有的业务都跑到太古、怡和，总会有因航线不合适等原因的客户到我们这里来，招商局的折扣只打到三点五到四折，只要有生意来，我们就座看太古的一折、半折能坚持到什么时候。他还注意到太古和怡和之间不是铁板一块，太古一直就看不起怡和，而怡和负气对太古不能相让。盛宣怀决定利用二者之间的矛盾，联合怡和对付太古。他始终坚信，做生意以赢利为主，没有哪一家公司会离开“利”空谈“义”。太古的折扣以排挤招商局为主，谈不上赢利，绝对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他总结商战的经验说：“能战然后能守，能守然后能和，没有不能战不能守就和的道理。古人说得好，只有势均力敌才有和谈的基础，如果我们事事迁就，委曲求全以求和好，他们见我们底虚了，必定要提出许多非分要求，那样我们就势必吃亏才能求得和议。”
最后的结果是太古、怡和坐到了谈判桌前，与招商局再一次签订齐价合同。齐价合同签订后，招商局的赢利猛增了二十多倍，以后更是逐年稳步上升。轮船招商局经过官商的共同维持、李鸿章和盛宣怀的共同努力，终于在自己的国家站稳了脚跟，和外国轮船公司争利了，这正是李鸿章开办民用企业的目的。
李鸿章对盛宣怀的工作很满意，然而他更满意的还是自己首创的“官督商办”企业形式的成功。
李鸿章急着要在中国修铁路，以加强各地的经济往来和文化联系。比李鸿章还要着急的是西方列强。鸦片战争后，各国纷纷来到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扩张势力。二十七家外国洋行联名向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提出修筑一条从上海到苏州的铁路的建议。洋行代表们甚至想好了铁路公司的名字——“苏州上海火车局”。李鸿章最初极力反对在中国修筑铁路。他在1867年曾经断言：“电线（即电报）和铁路这两种洋玩意儿对外国大大有益，对中国则大大有害！”可没过几年，李鸿章就改变主意，认为“电线、铁路是绝对有利益的事，我们必须仿照外国修建！”当二十七家洋行向李鸿章提议时，李鸿章态度明确：“只有中国人自己创办和管理铁路，才会对中国人有利；中国人坚决反对雇佣许多外国人；一旦因筑路而剥夺中国人的土地时，将会引起极大的反对。”李鸿章反对的不是修铁路本身，而是反对由外国人修，坚持由中国人自己来修，用他的话说，叫“权自我操”。
英国怡和洋行煞费苦心地聘请了一名曾在印度修建铁路的英国工程师，叫迈克·唐纳德。他向李鸿章提供了一个修筑中国铁路的综合计划。这一计划以长江商业中心——汉口为圆心，东到上海，西经四川、云南达印度，南抵广州等地。他们想藉这一计划说明，外国人在华修筑铁路，并非只为扩大自身贸易，同时也考虑到为中国建立一个完整的铁路运输体系。然李鸿章仍坚持己见，英国人再次碰壁。李鸿章拒绝外人在华修铁路，就是怕洋人以铁路为基础，控制中国的交通。
然洋商并未轻言放弃，一计不成，再施一计。这次他们采用了引蛇出洞的策略。美国商人杜兰德出面在北京宣武门外建了一条一里多长的简易铁路。这条几百米长的铁路并没有实际效益，只是用来作个广告，让没见过铁路的清政府和中国人看看它是多么的先进和方便，且根本不可怕。这个铁质的庞然大物一经开动，“呜”的一声鸣笛，先把人吓一跳。接着就“咔嚓咔嚓”发出巨大声音，惊得鸡飞狗跳，行人胆战心惊，甚至附近房屋和地面也跟着震动起来，简直要将安息地下的祖先也惊得跳出来。最让中国人不信服的是，所谓火车根本没有想象中那么快，笨重地逛荡着，半天还停留在视线里，甚至还不如马跑得快。清政府下令立即拆毁这条铁路。
列强们决定使用瞒天过海的策略，先斩后奏。英国怡和洋行商人提出在上海到吴淞间修筑一条“马路”。清政府不允许修铁路，但修马路还是同意的。然不久马路上传来了火车的隆隆声，还压死了一个人。压死人一事有两种不同说法。一种是有人面向火车而行，司机发现后鸣笛示警，此人听到笛声后走到路下躲避。谁知当火车开近时，此人又回到轨道，司机猝不及防将其压死。另外一种说法是上海官方花重金收买了一个家里生活困难的人故意送死，以阻止英国人偷筑铁路。
上海道台冯焌光向英国领事提出交涉，总理衙门征求李鸿章的意见。李鸿章态度明确：花钱买回来我们自己办。清政府令李鸿章与沈葆桢共同处理。英国公使威妥玛强词夺理，说铁路是各国交通必备之工具，英国只在通商口岸的租界内修造铁路，希望中国不要仿行，也不必阻止。美国政府也表态，提出铁路既然修竣，不如交给洋商承包十年，中国可从中抽十年税金，十年后中国政府再将其赎回。李鸿章将此事交与朱其昂和盛宣怀办理。朱、盛二人经过艰苦的谈判，最终以二十八万五千两银子购买了吴淞铁路。中国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条铁路！
铁路买回后如何处理，人们意见不一。老百姓觉得这东西既压死了人，十分危险，干脆锁起来不再使用；文人认为这一庞然大物令祖先不得安宁，破坏风水龙脉；保守官员们则认为，铁路威胁到清政府的安定统治；只有李鸿章等少数人主张应该使用。后沈葆桢下令将吴淞铁路全部拆毁，铁轨枕木运到台湾。李鸿章得知十分不满，认为沈葆桢“见识不广，偏愎自用”。
1877年，驻英大使郭嵩焘从伦敦来信，向李鸿章介绍了在国外的见闻，“以前在国内没有意识到交通工具之重要，我来这里几个月，真见识了火轮车的方便，三四百里路程不到半天就可打个来回。”这时李鸿章正在筹办开平煤矿。唐廷枢向李鸿章建议，采煤必须筑路，筑路必须采煤，二者互为表里。火车可及时将煤炭运销全国各地；煤矿则可为火车提供燃料。李鸿章因计划从芦台至唐山修筑一条铁路。这一带恰恰是满人田产，修铁路首先要占用土地，清政府当即否定了这一做法。唐廷枢没法运煤，只得挖一条小运河，用船将煤运出。开平煤矿开采量逐渐增大，小运河逐渐难以承担运输任务。尤其在冬季，水面结冰，煤炭大量积压，只好起用马车。但开平一带山路崎岖，马车发挥不出功效，积压的煤炭越来越多。
李鸿章想到一个人可以促成修路，此人即光绪帝生父醇亲王奕譞。奕譞是个保守派，对洋务一向持有偏见，但对国防武备非常关心。李鸿章向醇亲王列举了铁路的九大好处，着重强调其国防意义。李鸿章的努力得到了回报，醇亲王私下允许李鸿章在煤铁矿区“试办”。所谓“试办”，即由唐廷枢暗暗修建一段从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对外宣称只用驴马拖载，如果反对声音不很强烈，就将驴马换成蒸汽机车。
如果我们回到1881年的开平煤矿，就会看到一条全长11公里的铁路蜿蜒在山间。其轨距和施工质量与同期的英国铁路完全相同，不同的是你可以看到运输工人正赶着驴子或骡马拉着煤车在轨道上滑动。这种景象绝对是世界铁路发展史上的奇观。
1881年6月9日，是英国蒸汽机发明人乔治·史蒂芬逊的百岁诞辰。李鸿章决定利用这一机会举行蒸汽机车的剪彩仪式。这台机车是胥各庄铁路修理厂的工人根据英国工程师留下的几张图纸，利用报废的起重机锅炉试制的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机车全长18。8英尺，牵引力100吨，时速5公里。这台比驴快不了多少的机车向世界宣告：中国拥有了自己的火车！
清政府之所以未坚持拆毁铁路，与李鸿章有着直接关系。李鸿章为求得朝廷允许，特别是西太后的支持，派人在
圆明园修建了一条微型铁路，邀慈禧参观游玩。慈禧太后坐上小火车，一袋烟的功夫逛了大半个园子，果然比乘车坐轿稳健快捷，且停靠自由，并不像传说中那么可怕。李鸿章见老佛爷喜欢，心想全国修筑铁路一事大概十拿九稳。谁知慈禧坐了几次之后便不再肯坐。李鸿章心里纳闷，不知是哪里出了差错。后来才知道，不知哪个饶舌的家伙在“老佛爷”面前说，火车好是好，只是开车司机居然和太后平起平坐，而且他在前面、您在后面！慈禧一听，心中不悦，以后便不再乘坐火车。即使如此，慈禧已知火车并不可怕，对修路一事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此时，李鸿章心中已构思出中国铁路网的雏形：南北各两条干线。北路均由北京出发，一条直通奉天，一条西抵甘肃，将京城与东北、西北连接起来；南路一条由清江经山东达北京，另一条由汉口过河南到北京，将南北紧密相连。
李鸿章深知自己已成众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