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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深知自己已成众矢之的，授意死党刘铭传进京觐见之际，向朝廷递呈《铸造铁路以图自强折》。折中写道：当今世界，各国均致力于交通事业。俄国铁路四通八达，从欧洲一直修到我新疆附近，东北方向从海参崴修到珲春。俄国铁路已修至中国边界，不出十年，一定会对中国不利。日本最近几年亦大规模修筑铁路。可见，铁路已成为国防之必备。想让俄国和日本不能欺负中国，我们必须加紧修筑铁路，以便危急时刻运兵运粮。刘铭传提出，修筑铁路所需巨款不妨先借洋债，铁路修好后再设法归还。
刘铭传此折递上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内阁学士张家骧抨击刘铭传，“无事生非，扰乱朝政”；李鸿章也主动回击，从而引发第一次铁路大论战。
正方：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其特点是睁眼看世界，头脑灵活，善用拿来主义，决心探索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现状的办法。
反方：以张家骧为代表的保守顽固势力。其特点是满足于现状，主张退一步海阔天空，反对一切外来的、新生的事物，坚决与任何一种变革势不两立。
评委：清政府。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下左右观望。
反方代表刘坤一首先发言。他陈述了铁路的四大“不宜”：第一，清江浦自古是水陆要道，如果在这里修筑铁路必将招致洋人到这里做生意，甚至要求开辟此地为商埠，乘机深入中国内地。第二，铁路所经之地，民间的田园、坟墓、房屋必将遭到破坏，引起民愤。第三，铁路和原有的“官道”并行，会造成交通拥挤，同时引发
交通事故。第四，铁路必然会抢轮船招商局的生意，导致该局营业困难，进而导致该局破产，国家花巨款买回的轮船就会归于无用，白白浪费大量的钱财。总之，修建铁路纯属无稽之谈，对刘铭传的奏折应该置之不理。
正方代表李鸿章全面驳斥了反方的意见。他认为：第一，如果洋人要开清江浦为商埠，关键不在于修不修铁路，而在于我们的综合国力如何。中国不图自强，光怕修铁路遭到洋人的觊觎，难道不修铁路洋人就不觊觎中国了吗？第二，修铁路需要招聘大量的工人，老百姓谋生的机会增加，日子就会好过，修铁路对他们有何害处？第三，关于铁路和官道抢路的问题，敬告无知的反方，铁路有双轨和单轨之别，双轨铁路占地宽不过一丈二尺，单轨铁路占地只七尺。而南北官道宽达数丈，铁路所占还不到一半，况且，修建铁路必须添筑加高，和官道根本是两码子事，火车和驴马完全可以各行其是，互不妨碍。第四，铁路和轮船是水路与陆路的两种不同的运输工具。近水的货物由轮船来运，远水的货物由火车来运，二者并行不悖。铁路建成初期，轮船招商局的生意会有所减少，但用不了几年，货物会越来越多，轮船可以与铁路形成相互补充之势，并不矛盾。
反方代表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翰林院侍读周德润、顺天府丞王家璧粉墨登场，群起而攻之。他们的观点是：一，如果铁路建得四通八达，中国就没有所谓的险要之地，外敌就可以长驱直入、自由地出入内地城乡，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二，修造铁路需要购买外国器材，从而导致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严重的贸易逆差；三，火车运费昂贵，奸商们当然会把运费加入货价之内，就会造成物价猛涨；丝茶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商品，如果有了铁路运输，出口量就会大增，丝茶价格必将下跌；四，修铁路需巨款，如今国库空虚，民力贫弱，百废待兴，财力无法负担铁路费用；五，中国的名山大川，历史悠久，多住有神灵，修铁路开隧道，对山川大加焚凿，恐怕会触怒神灵，降下旱涝灾祸；六，李鸿章的所作所为纯粹是妄图用洋人的一套来改变中国；七，在诸多显而易见的弊端之下，李鸿章仍然坚持修造铁路，似乎是为外国人谋划，不像是为大清王朝的利益着想。
正方因涉及到铁路的巨额经费问题，有些理不直、气不壮。而且，在关键时刻，原属反方的刘坤一发言趋向中立，他说：我个人是很赞成修建铁路的。但是在享受铁路的利益之前，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到铁路会给我们带来的弊端。第一，铁路如果通行，成千上万靠车马人力运输为生的老百姓必将失业，他们无以为生，定会铤而走险，请让我们牢记捻军起事的严酷教训吧！第二，中国内地税卡林立，如果通过铁路运载商品，难道让风驰电掣的火车节节停顿？如果不停，税征不上来，又必然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所以我们应当权衡各方面利弊，慎重决定具体实施兴建的大计。
评委总结陈词：辩论说明，铁路已严重影响到大清的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而正方也拿不出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方，我们宣布反方获胜，铁路之事以后不要再提了。
李鸿章哀叹：“当今各国一变再变，惟中国守旧不动，天意耶！人意耶！”
1885年，清政府于台湾设省，第一任巡抚是刘铭传。刘铭传上任的第一件事即修建铁路。然台湾省的经济实力无法与内地省份相比，财政拮据，一年收入连支付军饷都不够。修建铁路需要巨资，刘铭传想到南洋有许多华侨商人，他们有钱也愿投资建设宝岛，不妨与其合办铁路。修筑铁路一事得到了新加坡、西贡（越南）等地侨商的热情支持，纷纷捐款投资。刘铭传决定修筑一条从基隆到台南长约300公里的铁路，形式仍为官督商办，商款一百万两白银作为筑路经费，铁路建成后七年还清，年息六厘。
一切安排妥当，刘铭传正式上奏请求筑路。他指出：第一，台湾四面环海，防守甚难。修筑铁路后调兵灵活方便，于巩固台湾防务势在必行；第二，台湾既已建省，就要有省城，省城最好建在台湾中路。现已勘定彰化桥孜图地方乃建立省会绝佳之所，然该地毗邻山区，水路不通，交通十分不便。铁路建成后局面则会大大改观。筹建省会各项工程的运费也将大大减省，且此地亦会成为商业繁盛、经济发达之所。修筑铁路乃是造福台湾，有利中央的好事情；第三，台北至台南，共约六百余里，中隔三条大溪，溪上无桥。每逢春夏之交，山洪暴发，道路不通，急需造桥。如政府出资，需花三十多万两白银。如商人承办铁路，造桥经费就可算入铁路工程费用，从而节省政府大笔开支。铁路竣工后，台湾财政收入会大大增加，同时可补贴海防经费。刘铭传此折递上后，因属沿海事务，清政府交与海军衙门办理。海军衙门会办李鸿章表示：同意！
刘铭传在台湾修铁路始终坚持李鸿章“权自我操”方针，不举洋债，不让洋人投资控股。其聘洋员只从事技术工作，具体事宜全由中国人自主，铁路所有权、经营权和管理权完全属于中国。
然修筑铁路是一项相当艰巨的工程，对资金和技术的要求都很高。刘铭传首先遇到了人选问题。刘铭传选中了台湾商界颇有名望的内阁侍读学士林维源担任铁路商务督办。可是当时林维源正忙于垦荒事务，难以身兼两任。刘铭传又从内地调来淮系杨宗瀚担任督办。然杨宗瀚到任后水土不服，不久生了场大病，无奈辞职。台湾铁路商务委员李彤恩更因水土不服不久辞世。生病的不仅仅是官员，瘴气和瘟疫开始在修路士兵中蔓延。上海的《申报》对这件事情进行了报道：
淮军昌字营、铭字营自去年冬天进驻基隆附近开始修筑铁路。这里山势险要，杂草丛生，树木阴森，瘴气非常严重。加之近来阴雨连绵，寒暖不定，士兵工作本就辛苦，遇到这种天气，大多染上疾病，每天都有很多士兵死去。虫沙渺渺无非战士之魂，云水迢迢难返故乡之亲。实在可悲！
基隆附近多山，铺设铁轨时遇山阻挡只能挖隧道。当时没有任何的挖掘机器，全凭士兵们用斧头刨、铲子挖，颇具愚公移山的味道。基隆附近有一座狮球岭，从东到西有九十丈宽。昌字营和铭字营从大山两边同时开凿隧道，于中间汇合。在士兵的努力下，狮球岭似乎屈服了，很快凹陷四十余丈。兵士们互相庆贺，这样下去，不久隧道即可竣工。然而，士兵们还没缓过神来，山洞忽然崩塌！连日阴雨是酿成这一事故的主要原因。无数淮军将士的英魂留在了狮球岭。刘铭传也雇佣了不少当地山民修筑铁路。他们对瘴气有天然的抵抗能力，对周围地理环境也十分熟悉，不过雇佣民工最大的问题就是花钱。投资铁路的商人们开始采取观望态度，停止继续投资。刘铭传本已筹集股银七十万两，但仅收现银三十万两。铁路才修到淡水，长约六十里，其中仅雇佣民工和铺设桥梁费用就花掉十九万两。商人们认为成本太高，收回成本恐怕需要上百年。
困难重重，刘铭传始终没有气馁。刘铭传登上基隆炮台，东望日本，感慨地说：“如果今天我们不做好准备，明天可能会成为他们的俘虏。”刘铭传决定将台湾铁路改为官办，将福建方面提供的一百零四万两白银用于筑路。他采取分段修筑之法，修成一段开通一段，边修筑边营业，以营业收入补贴铁路建设费用。这一方法成效显著。台北铁路甫一建成，刘铭传马上命令通车。他委派台湾商务总办张士瑜管理铁路营运。张士瑜将火车分为客、货两部分，客车又分头等、二等和三等车厢，不同等级规定不同的车费。头等车厢小洋三角、二等车厢小洋两角，三等车厢小洋一角。托运行李则按重量计算，每一百斤收小洋一角，五十斤减半。火车未开通前，台湾人大多乘坐轿子来往，一趟轿子钱七角到八角不等；火车通行后，即使最好的车厢，价钱还不到轿费的一半，速度却不知快了多少倍。没钱坐轿子的穷人也可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