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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苟且偷安，未能立百年大计于后世。这种评价还是比较公允的。
纵观李鸿章一生，他是个失败者。他未能使中国走向富裕与强大，甚至至死也没见到独立自主的中国。梁启超对此作了精确的总结，说他：“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政，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曰责人昧于大局，而己于大局先自不明。曰责人畛域难化，故习难除，而己之畛域固习，以视彼等，犹不过五十步笑百步也。”细细体味梁氏所言李鸿章之不足，其实是当时中国人普遍面临的困顿迷茫。李鸿章个人亦无法逃脱时代套在他思想上的枷锁。正是这剪不断、理还乱的诸种矛盾交织困扰，构成了近代中国人的特殊心态，李氏一生莫不如此。
至于梁氏所云：“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许可权，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之所以富强之源，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惟枪尔！炮尔！铁路尔！机器尔！”这番话显然是对李鸿章的误解。李鸿章何尝不明白“民为水，君为舟”的道理，他屡次强调政治制度为百务之先。李鸿章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尽管他认识到人民乃立国之根本，在具体办理洋务时却根本行不通。想要百废俱兴，谈何容易！如派遣
留学生一事。光绪三年（1877年），驻英大使郭嵩焘写信给李鸿章，提及邻国日本向英国输送的留学生，大约有一百来人，学习科目多为法律、政治之类，很少有人专攻军事。他告诉李鸿章不要追求短期利益，企图速致富强，而应循序渐进，从根本上进行改革。李鸿章看信后，长叹道：“筠仙（郭嵩焘的号）不知道我的难处呀！”当时西方的政治法律在中国人心目中根本不值一提，如果说科学技术因有洋枪洋炮、机械物品等为实证，不服不行，至于政教风俗等形而上的东西，则无不确信，泱泱中国数千年所传承而得的乃是世间至上之理，是国之根本，万万不可动摇。即使从军事方面入手，留学生的派遣仍遇到各方阻力，李鸿章力排众议方才促成。当时大部分士子沉浸于蝇头小楷的微言大义中，认为西学乃奇技淫巧，其政治制度更是洪水猛兽。李鸿章只能服从现实，在旧的体制下推行求强求富之举。
总理衙门是清朝推行洋务的中枢机构。但它却没有掌控财权，真正决定财权的是各地督抚大员。哪里该修筑铁路，哪里应铺设电线，哪里能设立工厂，都需当地官员许可并鼎力支持才可兴办，并没有也难以推行一套整体发展的计划和目标。新式企业大都为官督商办，缺乏独立自主性，代之以腐败的官僚作风。这些企业在实际生产中往往受到官员多方制约，专业人才得不到重用。企业又往往过分依赖洋人，许多重要工程都交给洋人去办。这些洋员大多没有什么真实本领，在本国很难混到饭吃，冲着中方的高额薪金才来投奔，他们想尽各种办法以求留任，阻碍了中国自己的专业人才的发展。从轮船招商局可以看到“官督商办”企业的种种弊端：船的样式长期得不到更新，渐趋陈旧；所雇佣的人数是外国同行太古、怡和公司三倍以上，每艘船都挂着亲朋好友的名分二三十人；局董们以权谋私，装运私货；码头停靠开船，没有任何时间规定，混乱异常；购料等事由洋人掌管，真正的工作人员，如船长、大副、二副一般都由外国人担任，他们往往串通一气牟取私利；洋员工资比在日本时高出两三倍，对烧煤等浪费毫不在意，责任心极差，平时很大一部分精力都放在迎来送往、打点官差上。
近代的洋务买办，很多是在科场上败下阵来的，文化素质其实并不高。这些人久居上海、广州等通商口岸，耳濡目染，及通过翻看外国书籍等途径接触到一些国外事物，见正途发迹无门，于是转而举办洋务以求功名利禄。当然其中也不乏真才实学之人，但往往得不到重用，如郭嵩焘、容闳等。以上海制造局为例。上海制造局总办一职月薪规定仅有百元，因薪金太低造成贪污而屡屡换人，后增至白银一千二百两。工资涨了，贪污的风气却一点没变，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议价处是制造局中最肥的差事。湖南人王钦缓，于该处混迹数十年，后虽因劣迹昭著被开除离局，却已成上海滩数一数二的富翁。总办魏蕃室，上奏请求购买料物采用西方招标法：谁更物优价廉就同谁合作。这一建议得到了皇帝的嘉奖。然事实却表明：魏蕃室之举纯粹是掩人耳目、沽名钓誉。他暗地里已指定两家公司，虽每次都经投标工序，但早派人通风报信，所以每次中标的都是这两家公司。制造局用煤都来自宁波叶氏义昌成记，双方签订了长期合同。然而在码头装卸煤时，查验人员懒得验磅，这道工序渐渐形同虚设。至于小工经常偷盗煤料，工人日常懒散，工程师帮别的公司做活，更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历届总办都没有狠抓管理，把工作当回事。对认真负责的工头不给予奖励，而怠工误工的也不进行惩罚，赏罚不分，职责不明，升迁时又没有客观的评价标准，完全凭着自己的主观喜好，这导致了官员和工人毫无积极性，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正是各种社会现实制约着李鸿章的洋务脚步。李鸿章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总结失败原因时说道：“大家都在热烈地讨论变法，但都没想到要变法就得首先有变法之人，所以首先是要培养人才。不仅是我一个人在朝中呼吁推行洋务，许多大臣比我还要积极，但落实到行动上却有着许多意想不到的节外生枝之处。我详细调查过许多官员，他们往往对各项洋务措施虚与委蛇，应付了事，如果这种作风不改的话，恐怕中国很难振兴。十几年来，文臣声色犬马，武将纸醉金迷，造成今日之奇耻大辱。平日里我多次讲过要加强武备，而各位官员以塞满腰包、铺张浪费为己任，以至于后来皇上认为靡费太多，遂停止拨给海军军费。一旦有变故，明知兵力不敌，也只能硬着头皮挺身而上。战败后，大家义愤填膺，找个替罪羊泄愤，留之骂名于千古，真是有口难辩呀。”
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的悲剧人物，正如其自云：“弟自顾衰龄，幸辞重寄，回忆在直最为年久，凡事限于财力，无一可以称心。”
1862年的上海，清明。天气暖暖的，还泛着点早春的潮气。街上的人们悠闲地享受着春天的气息，互相打着招呼，客客气气地各自行路，仿佛上海从来就是这般太平清静。
其实，从年初开始，太平军就对上海展开了猛攻。在高桥和七宝两大战役中，慕王谭绍光将上海道台吴煦打得溃不成军。上海告急！上海城里的洋人决定帮助清军，他们组织了一支拥有400人、3门炮的洋枪队。联军很快与太平军交上了火。第一仗果然旗开得胜，杀了千余太平军，俘虏了三百人。可随后发生的第二次战役，洋人就神气不起来了。太平军虽然伤亡不少，联军也死伤惨重，甚至英军司令都腿部中弹。
看样子最近一段时间的上海是不会安宁了。表面上悠闲的
上海人暗地里都在议论着，究竟会是太平军占领上海，还是清军和联军把他们打退？人们纷纷猜测，听说太平天国里女人不裹脚，男人不剃头，野蛮得很，上海人不喜欢；现驻上海的清军腐化堕落，一点军人的样子都没有，上海人也不喜欢；赖在上海的洋人飞扬跋扈，上海人更不喜欢。究竟哪种势力统治上海比较好，成为街头巷尾人们的谈资。
“突突突突……”的声音从江面上传来，战争中的高度警惕性使人们心里一紧，慌忙朝黄浦江上望去。只见有2艘，又像是3艘，又好象更多的火轮船冒着浓浓的黑烟，从远处慢慢驶来。这是谁的船？是商船还是战船？船上运的是什么？人们纷纷揣测着，担心着。船驶近了，人们渐渐肯定这不是商船，因为每艘船的甲板上都站满了人，但又肯定不是客轮，因为甲板上的人都穿着同样颜色和款式的衣服。第一艘船慢慢靠岸了，甲板上的人像被困久了的兽，拥挤着、雀跃着跳上岸来。上岸的人随即被大上海的繁华镇住了，他们张大了嘴巴，四处张望，然后用一种听起来土得掉渣的话赞美着，也咒骂着。岸上的人也终于看清了船上的人，这些人的衣服破破烂烂的，上面布满了汗渍和油腻，已分辨不出原来的颜色。上海人注意到，船上来的人虽然大多衣不蔽体，但一个个倒是挺注意用布把头包得严严实实的。从他们衣服背部依稀缀着个“勇”字看来，这是一支军队。喜欢仔细观察的上海人很快发现他们中也有官兵之分。穿麻鞋的是官，穿草鞋或根本不穿鞋的是兵。可这是谁的军队呢？驻上海的清军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们官穿袍，兵着褂，腰间气派地插着排刀，身穿颜色鲜艳的号衣。这些人的黑眼睛、扁鼻子，又显然表明他们是中国人，并非洋军队；他们头顶前部也没有留头发，因此也不会是太平军。所有这一切，都让见多识广的上海人摸不着头脑。他们奔走相告：“叫花子兵来了，叫花子兵来了！”
这支“叫花子兵”即后来大名鼎鼎、成为大清主力国防军的淮军，首领便是李鸿章。李鸿章从家乡招募了这支其貌不扬的军队，专程来支援上海清军对付太平军。李鸿章因个子瘦高及为人清高，还得了个“云中鹤”的雅号。
上海人并不看好这支叫花子兵，李鸿章却为他的子弟兵感到骄傲。他对迎接他的上海官员说：“敝人领导的淮军有两个特点，一是能打仗，二是有点土气！”言下之意是，军人的首要本领是打仗，只要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外貌上的土气又算得了什么！本是由同样的水土养就，李鸿章十分了解这些家乡兵。别看他们平时懒懒散散、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