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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香烟，抽出一支，想想又放回去了。
杜媛媛为了房子几乎到了呕心沥血的程度。为什么？因为房子改变了她的命运。
杜媛媛的母亲杜阿娇，是六十年代初从上海支援内地来到宜市的。杜媛媛在宜市出生，在宜市长大，却一直有着上海人的优越感。除了喜欢说“阿拉、阿拉”的上海话，生活习惯，衣着服饰，包括家里用的东西都喜欢用上海产的，处处证明“我是上海人”。
杜媛媛长得很洋气，再加上衣着鲜艳时髦，即便不说上海话，人们也猜得出她是上海人。杜媛媛自小就像个出身高贵的小公主，其实，她的父母以及她父母的父母，在上海都是普通的小市民，没有值得自豪的优越经济条件。母亲杜阿娇在上海初中毕业以后就一直没有工作，是个社会青年，那时候还没有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被上海里弄干部动员来支持内地。当时宜市新开办了一家袜厂，全部是机械织袜机，这在当时是很现代化的工厂了。袜厂是国营单位，由上海援建的，所以从上海招了一批工人。就这样，杜阿娇来到了宜市。后来，杜阿娇和一位从上海来的钳工结了婚，这位钳工也姓杜。结婚的时候阿娇的肚子里已经有了杜媛媛。后来杜媛媛的父亲得癌症去世了，那时杜媛媛才三岁。
杜阿娇一直没有再婚，也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上海人，又不愿下嫁外地人，慢慢地年纪就大了。后来由于总做夜班，得了个胃下垂的毛病，身体不好，就死了再嫁这份心。
杜媛媛长大以后，一直想回上海，但她是宜市户口，回上海比登天还难。那时候，户口既是身份，也是命运。
其实，真正改变杜媛媛命运的不是小地方——宜市，而是大上海的房子。
杜阿娇自从死了丈夫以后，一心想把女儿送回上海。杜媛媛长到六岁，杜阿娇就和母亲商量，让女儿到上海读书。杜阿娇的母亲见女儿一个人在外地，女婿又不在世了，也愿意把外孙女接到上海来帮着带。
那年的夏天，杜阿娇请了探亲假，把杜媛媛送回上海。那时杜媛媛已经懂事了，听说要跟着母亲回上海，就在上海读书不回来了，高兴得又蹦又跳。然后自己收拾衣物，而且逢人就讲：“阿拉要回上海了，阿拉要回上海了，不回来了，就在上海读书了。”
她们从宜市乘船，顺长江而下，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航行，在上海十六铺码头下船。一路上杜媛媛对什么都好奇，虽然不是第一次回上海，但以前由于年龄太小，印象不深。再说，那时每次到上海来都住在父亲家，父亲家在浦东，也就是上海的乡下。外婆家在浦西，母亲跟她说，浦西才是真正的上海，上海人“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住在浦西，才是真正享受大都市的生活，杜阿娇的娘家就在浦西的卢湾区。
小媛媛跟着母亲坐上无轨电车，电车穿过上海的繁华地区，马路上的小朋友穿得五彩缤纷，她兴奋得叽叽喳喳的见到什么问什么，对什么都好奇，对什么都喜欢。下了电车，小媛媛跟着母亲，走过一条弄堂又一条弄堂，越走越僻静，越走离繁华市区越远。
母亲告诉她，到了。她却看见眼前的房子里，一大排烧水的炉子，不停地有人提着水瓶来打水。原来外婆家是烧“老虎灶”的。
上海的老虎灶，在宜市叫茶水炉子，专门卖开水的。外婆家楼下就是老虎灶的门面，门面里有一个很大的灶，灶上有六个锅，那种锅是专门烧开水用的，直筒，上下差不多一般粗，锅的后面有一个一米见方的大烟囱，烟囱的后面堆着从米厂买来的砻糠，即稻子脱了米后的稻壳，用来烧水。砻糠不耐烧，但燃火快，因此店里堆了很多，小山一样。这样的老虎灶有两个特点，一是灰尘大，二是温度高。外婆的家就在老虎灶的楼上。
小媛媛跟着母亲进了屋，立即感到全身暖烘烘的，还没有上二楼就开始出汗了。到了二楼，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房间中央有一个四方的大柱子，原来是楼下的那个大烟囱，穿过楼上房间伸出屋顶。想像一下，房间的正中央有一个一米的大烟囱，这还是个家吗？不仅如此，楼下的老虎灶，从天不亮就开始烧，一直要烧到晚上十点钟，大烟囱就一直在发热，使杜家长年的温度，都维持在四十多度。还有那砻糠带来的灰尘，使家里所有的厨柜、桌面、地面，长年累月覆盖着一层白白的灰。
小媛媛在上海对什么都适应，语言、饮食，包括上海那漂白粉味道很浓的自来水。跟着外婆一起生活，基本上没有问题。问题出在住房上，具体说，就是出在那个大烟囱上。盛夏的房间里，那每天由烟囱带来的四十多度的高温，无论外婆家那台旧华生牌电风扇怎样吹，吹出来都是暖烘烘的风。虽然每天晚上十点后，老虎灶就不烧了，但烟囱的温度要到下半夜才能降下来。刚睡不了几个小时，早晨五点，老虎灶又要生火了。小媛媛热得日夜无法入睡，长了一身的热疮。是热疮而不是热痱子，热痱子是一粒一粒的，热疮是一块一块的，最后严重到全身都肿了，又痒又痛。小孩子忍不住就用手去抓，把皮肤抓破了，又不停地出汗，汗水不仅让伤口又疼又辣，而且又发炎了。小媛媛日夜哭，越哭越燥，越燥热疮越严重。最后出现了脱水症状，送到医院去输液补水。
杜阿娇明白了，如果还坚持要女儿住在上海，这孩子恐怕命都保不住，只得带着女儿逃也似的回到宜市。轮船顺着黄浦江进入长江往宜市开，江风吹在小媛媛身上，使她十几天来第一次睡得那样的香。
回到宜市后，老宅里阴气重，只要有一点微风，房间里就是阴凉阴凉的，小媛媛身上的热疮很快就好了。杜阿娇想，再也不能送女儿回上海读书了。
那时杜媛媛虽然还小，但上海家中的房子却在她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粗大的烟囱，她一想起就害怕。后来，她进母亲的袜厂工作，厂里也有一个高大的烟囱，杜媛媛从来都是绕开走。她到厂里后曾经喜欢上一个小伙子，高高大大的，非常英俊，长得有点像日本影星高仓健，但就是因为他在锅炉房工作，杜媛媛一想就害怕，不得不分手了。
杜媛媛失去了在上海受教育的机会，这让她遗憾一生，她想如果在上海读书，自己绝对不会落得个当个体户的结局。后来杜媛媛的一生追求，就是在上海能有一间房，哪怕是个亭子间。一套房那是杜媛媛做梦都不敢想的。
在宜市，虽然杜家的住房远比在上海的大，但住在这个陈旧的老宅里，能舒心吗？如今，老宅要拆，杜媛媛简直可以说是欢欣鼓舞，因此，每天都在打听老宅拆迁进展的情况，每天都在计划着老宅拆了以后，分新房的事，连梦里都是这个事。
如今，杜媛媛口袋里已经有了几个钱。杜媛媛是改革开放最早的受益者。
杜媛媛最初下海，也是被逼出来了。
初中毕业后，没有回成上海的杜媛媛连宜市都呆不下去了，那时已开始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虽然叫“号召”，实际上不去是不行的。跟当年母亲在上海一样，也是街道居委会的老妈妈们来动员。老妈妈每天都要登门，甚至一天几次，叫你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你要是坚决不走，老妈妈们也有办法，她们会拿几个破锣破鼓，每天到你家门口来敲锣打鼓，美其名曰欢送，还会打着一条横幅：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杜媛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去了农村插队，当了一名“知青”。
在农村，杜媛媛吃了大苦，晒黑了，长胖了。不好好劳动不行，招工上调是要表现好的，现在不咬咬牙吃点苦，回不了城，就要变成村姑了。向来杜媛媛比小郑能吃苦，跟她在农村几年的锻炼有关。
几年后，杜阿娇所在的袜厂到农村知青点去招工，杜媛媛因表现好，又是本厂职工子弟，就被招回城了。走了一圈，还是回到原地，女承母业，当了一名织袜工。
好景不长，后来尼龙袜子盛行，杜媛媛她们生产的那种花花绿绿的线袜市场越来越小，只能在农村销售，再后来，农村的青年也不穿了。袜厂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工厂只好从各车间抽调年轻灵活的女工出去推销袜子。
杜媛媛虽然在厂里人缘并不太好，但长得漂亮，人又灵活，自然在被挑选的人员中。本来就不安心待在织袜机前的杜媛媛，没想到从此走进了商海。由于推销袜子，她接触了市场，后来就干脆离职当起了个体户，自己销袜子。
袜子的市场越来越小，她就转行卖服装。最近，发现卖“大阪西服”很有赚头，她又把其他的服装生意停了，专门卖“大阪西服”。现在工商部门严格查处“大阪西服”，杜媛媛这个生意，恐怕也好景不长。
老宅里大部分人家中午都会回来烧饭、吃饭。如果在外面吃饭，就要多一笔生活开支。住在老宅里的人，都是生活在温饱线边缘的小市民，只有处处节俭点，才会有一点小节余，如果大手大脚，就会入不敷出。中午在外面吃饭，对于老宅里的人来说，那就是大手大脚了。
大人们回来了，孩子们当然也都放学回家吃饭，孩子们一回来，整个宅子里就人声鼎沸了，昨夜还阴沉沉的老宅，充满了人气和阳光。
杜媛媛被孩子们上学的吵闹声弄醒了，一睁眼，看见小郑也在旁边躺着，她推了推小郑问：“我睡了多长时间？”
小郑连忙坐起来，看看表说：“一个多小时吧。”
杜媛媛埋怨道：“怎么不叫醒我？快吃饭，下午不是约好了给李全城店里送货，顺便把钱结回来吗？”李全城是个卖服装的个体户。
小郑心疼地说：“媛媛，这钱挣得太辛苦了。”
杜媛媛用手拢了拢头发，说：“不苦，等有了新房子，我们就把吃的苦补回来。”
突然，一阵很急的敲门声，吓得杜媛媛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