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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班大楼右转，沿绿山街前行，拐上花园街，就到了一排排的住宅区。很多新房子建得美观大方，敞亮气派，颇有点中产阶级氛围。但走到花园街角上，那里的房子一看就是那种红砖老房子。这里有伯特在伊斯特伍德的第二个家。当初这片住宅区叫布里契。在《儿子与情人》中，劳伦斯给这片地方起名为“波特姆斯”（Ｂｏｔｔｏｍｓ）， 既是低地，又是边沿的意思。实地考察后，我愿意将这个“Ｂｏｔｔｏｍｓ”翻译成“村根儿”。这里是住宅区逐渐顺山坡而下的最低处，与平坦的草场和乡村接壤，城镇和乡村只有一溪之隔。
在《儿子与情人》的开篇中，便有对此地的详尽描述：
这些房子建得挺实惠，也很体面。围着房子转转，看看屋前的小花园，能看到侧面花园的阴影中生着熊耳朵花和虎尾草，正面花园的阳光下盛开着各色石竹花儿；能看到每家洁净的前窗，小巧的廊檐，低矮的水蜡树篱和阁楼顶上的老虎窗。但那只是房子的外表，由此看到的是矿工的女人们布置的前厅，前厅是不住人的。人们活动的房间，也就是厨房，位于房子的尾部，对着后面一排房子乱糟糟的后花园和炉灰坑。两排房子和两溜炉灰坑之间是胡同，孩子们在此玩耍，女人们在此嚼舌头，男人们在此抽烟。村根儿上的生活状况就是这样，尽管房子建得那么好，样子那么雅观，可就是住着不怎么惬意。这是因为，人们得在厨房里过日子，而厨房却面对着那条充斥着炉灰坑的破烂胡同。
这里所谓的炉灰坑其实就是每家院子墙根处简陋厕所的代名词。那时没有抽水马桶，也没有排污管道，厕所只能用炉灰掩埋，半夜有清洁工来掏净运走。据沃森教授说，这个词连普通中产阶级的人都不会知道。他建议我直译后加注解。
英国老百姓的这种“厨房意识”和“前厅意识”实在是很强。他们的前厅都收拾的美观漂亮，和门前的小花园相映成趣，前厅的窗户或者用窗纱半遮住，或者干脆一览无余，纯粹是展示给外人看的风景，家家景色不同。很多人家的前厅是待客用的，劳伦斯家就是如此。而那个时候的厨房则与现在厨餐厅分离的情形不同，实际上是全家的活动中心，做饭吃饭聊天起居均在那个小小的厨房里。自家人不走前门，都从后门出入。一般的住房均是后院对后院而建，中间是胡同，真正供自家人出入，而每家后院的厕所只与胡同一墙之隔，那条胡同在夏天里被臭气所弥漫；两边的前花园面对的是大街，看着体面雅观。所以有了这种前与后的鲜明对比。这种情形至今在中低层阶级住宅区里依然如此，区别是现在每家在后院里建了厨房和卫生间，原来的厨房纯粹变成了餐厅和家庭活动的场所，原来臭气熏天的简易厕所消失了。但那个后院依然不怎么雅观。所以看一家人的情调高低一般是看其后院的景象，情趣高雅的都将后院种满花草，变成花园，甚至建一个观景玻璃茶房；一般的家庭是劈出一块地方随便种点什么，更多的面积用来停车或盖杂物房；等而下之的则任其凌乱荒芜着，一看就知这家人穷困潦倒，毫无用心。
劳伦斯家在伯特两岁的1887年从维多利亚街搬到了布里契57号，即现在的花园街28号，一直住到伯特6岁的1891年，一共住了四年。但这四年正是早熟的伯特开始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的时候，因此这里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日后成了他描写工人阶级家庭生活的主要背景。
布里契小区由两大排住宅楼组成，每排分割成4个条块，每个条块由12座楼连成一体，每户一座，两排楼的前花园分别冲着南北方向的大路，后院相对，后院之间是供居民出入的胡同，嘈杂一片。当年这小区住了近100户人家，如果每家都像劳伦斯家一样有三个孩子在街上玩耍，这里应该是很热闹的了。
现在英国普通老百姓的低档住房仍旧是这个格局。我有幸住在诺丁汉的劳动阶级住宅区里，对这种格局有切身的体验。这些排子楼的前面自然看着体面干净，大街的卫生有公家维护。但那可怜的后院和后胡同则是阳光照不到的角落，杂乱无章，甚至是脏乱差，与英国这个绅士国家的称号一点也不相称。但这就是生活，和北京的破胡同相比，英国的“凤尾”已经算得上体面了。不过北京的破胡同里还有旧时的豪门大院痕迹，能看到点衰败的文化，这里英国排子楼之间的胡同则纯粹是杂乱无章，毫无文化可言。几次参加劳伦斯研究会的讨论会从伊斯特伍德回来，都是搭乘劳伦斯专家沃森教授的车。他以前从来没到这种底层人的住宅区来过，自从送我回家，算是长了见识。看我从前门出入，就感慨：房东连前厅都租出去了？真会赚钱。我说别忘了这里是无产阶级住宅区，房东靠出租房子生活，能挣几个钱就挣呗。“那你们就没客厅用了”，他说。我笑了：都活到这个份上了，还要客厅干什么？一个饭厅就两用了。要保留客厅，房价就高了，华而不实，租不出去。“我们一般不这么干，正常情况下从来也不走前门”，他说。到了英国，我最恨英国人那个挂在嘴边的“正常情况下——ｎｏｒｍａｌｌｙ”，它让你觉得你有那么点神经不正常。“嗨，”我又乐了：“我住的是中国人二房东的房子。他们先从英国穷人那里把一座房子全租下来，再以较高的价格转租出去，从中渔利呗。”沃森教授似乎听着很新鲜：“噢，我明白了！”我心里说，可让你们英国人长见识了，看中国人的笑话偷着乐去吧，回去庆幸去吧，生为英国人多么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ｄ。嘴上只能解嘲道：无产阶级嘛。他就此纠正了我一个用词不当之处：英国人已经不说这个词了，听着很陌生，是19世纪的用词。我们用劳动阶级这个词替代了它。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 消失了，用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哦，我也明白了。无产阶级这个词是有点太那个了。原本意思是社会最底层，没文化，没教养。可谁是社会最底层？是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现在英国街上总能看到带着忠诚的狗睡露天地里讨钱的人。他们才是无产阶级。劳伦斯家上世纪初就住着带小花园的三层楼，客厅是客厅，餐厅是餐厅，家里有钢琴弹，怎么说也算有点产了。
红墙，青瓦，绿窗，两层楼外加阁楼，一共六间小屋子，劳伦斯家这座房子处于这一条块最西边的十字路口上。当初劳伦斯太太执意租下这座把边的房子，为此每周要多付6便士的房租，按照现今的物价折合，每周要多付7—8镑的房租，就是为了西边多出一个小花园来，等于房子三面都有园子，可以种花养草。另外，还少了一家邻居，相对环境清静许多。这个女人在任何时候都不惜代价，要在工人阶级群里追求中产阶级情调，总是与她不得不栖身于斯的这个阶级格格不入。
《儿子与情人》中的莫雷尔太太是劳伦斯母亲莉蒂娅的化身。有一段写到她怀孕后与丈夫争吵被关在屋外的情形，活脱儿就是布里契这座房子的外景实录：
她恐惧地四下里张望着，溜到旁边的花园里，在长长的墙根下茶藨子掩映的小径上来回踱着步。花园是窄窄的一条，与两排房子之间的横马路仅隔着一道厚实的山楂树篱。
现在这所房子的外景依然如故，房后面的那条破烂胡同还是灰渣子路，仍有些破败。不同的是，没了炉灰坑，后花园已经变得葱茏，绿树成荫，山楂树篱已然有一人高。小区后面还流淌着那条小溪，溪水浑浊了，是轻度污染，人们不能像伯特儿时那样跳下去洗澡了，估计羊也不能在此洗澡。但溪边的牧场和农田倒是萋青如碧，这里仍是城镇与乡村的交界处，小镇的边界没有变。
劳伦斯如此地写实，将自己置身于一种真实的情境中以求写得淋漓酣畅。很多作家都是如此。记得多年前《尤利西斯》在中国出版时，詹姆斯·乔伊斯的侄子在接受我采访时说过：乔伊斯在异乡写作《尤利西斯》时曾多次写信给都柏林的亲友，询问某条街上某个店铺是否还是老样子之类的问题。我想，他要得到记忆中那些真实的场景，以求在自己熟悉的真实氛围中创作自己的故事。作家的写作有时实在是需要这样真实环境的再现，以便将自己的故事更流畅地附丽其上，如同写剧本，有了舞台和背景，再在上面展开人物的故事，似乎就能写得丝丝入扣。有些作家对真实环境的依恋是那么绝对，简直是在对环境乞灵。或许这也是作家的一种难以遏制的欲望：通过写作，通过再造人物，一次次重复自己过去的经验甚至有意无意地暴露自己的经验，让自己的灵魂旧地重游。为什么呢？可能是童年的创伤和固结过重，通过写作缓释自己心理或肉体的紧张；或者是以此实现形而上超越和把握自己曾经无力把握的过去的权力欲望；也许是冥冥中寻找一种切实的依靠，以摆脱现实的孤独。也许是乞灵、缓释、超越并控制和依靠四者兼而有之。这似乎又涉及了作家为什么写作的问题，怎么讨论都不得要领。姑且束之高阁。
这样与真实血肉难解的文学的确魅力无穷。其升华的自我与现实往往吸引着人们追根求源，试图还原其本来面目。于是就有了这么多人的伊斯特伍德之行——这是一种新的、积极的阅读方式。劳伦斯的文学就是在这种互动中，在这种正反方向的阅读与寻觅中不断获得新的生命活力。于是读者，伊斯特伍德，劳伦斯的作品与劳伦斯本人都从此纳入了一个能动的生命场中，凡是介入这个生命场的人，哪个不得感念劳伦斯呢？
走进这座房子，但见前厅依然像维多利亚街故居那样雅致大方，钢琴，靠椅，沙发，瓷器摆设，没人会相信这是矿工之家。后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