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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罗振玉说了什么。”伪皇帝怅惘地回答，“当然，应当承认，
像罗振玉和郑孝胥这类人都是遗老。他们在过去的帝制时期当过官，他们的
观点全是陈旧的。不能认为他们说过的话反映了我的观点。他们的观点同我
的观点差别很大。”
这时，布莱克尼开始展开自己的画卷：
“从
1931年
9月到您同板垣将军的谈话，您曾给日本高级官员写过一封
或数封信，提出您愿接受满洲的帝位，这是不是事实？”
“不是。”溥仪信心不足地回答。
庭长：我认为，您应提交这些信或者说明那些信为什么已不存在。这个
问题直接同您有关，布莱克尼少校。
布莱克尼：这些信是要交的，先生。
这时，布莱克尼又转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您是否向日本官员宣布过您愿意对英、美宣战？”
布莱克尼：这些信是要交的，先生。
这时，布莱克尼又转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您是否向日本官员宣布过您愿意对英、美宣战？”
有机会表达个人意见，我所说的一切全是日本人准备好的。到满洲后，我丧
失了人格自由，人身自由。如果我反抗这种奴役行为，这里就不会有我在提
供证言了。
问：证人先生，您不顾日本人反对，坚持摘下您胸前的奖章寄往日本，
让军械工厂当作一块铁熔炼，难道您没干过这等事吗？
“没有，我从来没从胸前摘下过奖章。”——溥仪显然在为自己辩白。
布莱克尼继续进攻，尽管仍离目标很远，但极力要达到目标。
“我想请您回忆一下您于
1932年在新京（今长春——译者）皇宫对记者
赫德先生发表的谈话。当时您说过下列一段话：传说把我从天津偷出来送到
旅顺，这是十分荒谬的。没有那类事情。”
“我同伍赫德先生谈话的时候，我几乎是在虎口里，根本没有言论自
由。”心情不快的溥仪坚定地说，“无论我说的是什么，实际上全是板垣大
佐让我说的。当然，我说那些话时，心里很难过，但从另一方面看，我认为
那些话可以作为一种反宣传，借以表示我可以信任日本人。。”
而后在回答布莱克尼的问题时，溥仪详细地叙述了苏联参战后，他的“帝
室御用卦”吉冈迫使他先悄悄地签署了一份他有名无实地当了
11年皇帝的
《退位诏书》，然后以武力强迫他带着家眷离开新京到东京去。吉冈和桥本
护送他们。
“送我去东京的目的是迫使我的家眷保持缄默，即把我们全杀掉，因为
日本人已经知道，满洲的解放已开始。吉冈将军也对我说过，如果我在日本
出什么事，日本政府不承担责任。”
布莱克尼顺利地证明证人溥仪由于懦怯准备承认一切，从而竭力想使法
庭相信，这个证人在东京法庭的证词也是由于恐惧而讲出来的。但是，这时
和以前一样，这位律师提出的那些问题，竟一次也没有涉及“满洲国”的傀
儡性质及其作为日本进一步侵略亚洲大陆的基地的作用问题。
问：您到东京受到保护吗？
答：受到了。
问：您不认为您将作为一名战犯在什么地方受到审判吗？
基南：经法庭允许，公诉方反对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同现在的
审判毫不相干，已超出了质证的范围。
庭长：这反正是让他责备自己。支持反对意见。
问（对证人）：您是否知道中国政府因您同日本人合作而把您作为一个
罪犯加以审判？
由于公诉人反对，法庭也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予以取
消。
于是，布莱克尼向证人提出最后一个问题：
“您在这里所证明的某些事情是不是由于您被捕受到威胁或者对您作了
某些许诺的结果？”
答：我没受什么威胁，也没得到什么许诺。我说的是实情。
此后，布莱克尼少校的席位由另一个美籍律师克莱曼上尉接替，他继续
某些许诺的结果？”
答：我没受什么威胁，也没得到什么许诺。我说的是实情。
此后，布莱克尼少校的席位由另一个美籍律师克莱曼上尉接替，他继续
的俘虏，到这里来是为了在法庭上提供证言，当然由苏联卫兵护送。我反对
再对其他方面提出问题。这只能浪费时间，不会给审讯带来好处。
克莱曼：但是他的回答可能对查明他是否被迫提供证言这一点是很重要
的。
庭长：您又开始重复了。我们已知道关于他关押的全部情况。支持反对
意见。
然而克莱曼并未停止询问：
“您是否向俘虏您的苏联政府或者这个法庭的国际公诉部请求过允许您
向法庭提供证言？”
答：是公诉方请我在这次审判中作证人。
问：告诉过您如果您拒绝向这个法庭提供证言可能会怎样吗？
答：这真是笑话。我来这里当然是按自己的意志提供证言的。
庭长加入了一段讽刺的插话：“所有这一切都毫无益处。我决定指出，
现在情况变得比布莱克尼少校询问时对被告人更加不利
伪皇帝在证人席上提供的证言到此结束。
【评析】
这场询问证人的过程，看似平静，实际上却不平静。作为证人的溥仪，
一方面有多年受人摆布的愤怒和恐惧，另一方面又害怕有朝一日人民对他卖
国行为的清算，因而在作证时竭力推脱自己的罪责。作为日本战犯的辩护律
师，自然希望证人的话少一些对被告不利的因素。因此，在这场不是辩论却
暗含杀机的询问中贯穿着一个焦点：建立“满洲国”是否溥仪自己的愿望并
为之积极行动？律师自然希望得到肯定的回答，但他们也知道直接提问是得
不到满意回答的，于是他们采取“迂回包抄”的战术，还在提问中暗含一些
不可承认的前提，诱使溥仪上圈套。溥仪则采用两种办法来对付辩护律师，
一是对隐藏在问题后面的问题直接回答，二是将问题淡化，含混其辞，敷衍
搪塞，不正面回答。
检察官后来也发现了辩护律师的意图，几次提出抗议。
这场询问，因其复杂和特殊，胜似一次法庭辩论。
日本老牌间谍在法庭审问中只说了几句话
日本老牌间谍在法庭审问中只说了几句话
土肥原贤二，是日本派往中国的间谍。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大肆搜集中国
情报，积极参与扶持伪政权，推翻张学良等侵华行径。国际军事法庭指控他
犯有“阴谋策划侵略战争罪和进行侵略战争罪”，土肥原在法庭上采取沉默
的态度，几次审判中，他只说了几句话。他的辩护律师——美军上校沃伦为
他进行了辩护。
沃伦上校走上辩护席，对庭长说：
“阁下，我想对法庭说，我们没有写出被告人土肥原的宣誓书面证言，
但无论是我的委托人的两名辩护人还是我自己，均不打算对法庭隐瞒什么。
因此，如果哪一位法庭成员要想根据法庭宪章条款叫作证，那么被告人将回
答任何问题。但是，如果土肥原本人得不到法庭或法庭的某一个成员传唤，
他自己是不会去作证的。”
这个声明引起首席公诉人基南插话反驳：
“庭长先生，我反对我的同行所作的关于那个——我无法准确复述他的
话——他不想对法庭隐瞒什么的声明。如果律师们真想让他来作证，我请求
辩护人传唤被告人作自己的证人。”
庭长：沃伦上校，您发表这样的声明只不过是为了要听到我们在这个时
机不想提出的建议，或者得到我们的指示。
沃伦：阁下，为了保护受辩护人的利益，我不得不坚持你们要听完我的
话，因为我没有请求你们提出建议。我觉得现在恰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庭长：法庭决定现在不许您发言。您在自己的最后发言中可以提出您认
为必要的说明。
沃伦：阁下，法庭这样做就会使公诉方有可能认定被告人拒绝回答任何
问题。因此，我希望在速记记录中写上被告人准备回答法庭的一切问题（就
像法庭宪章所规定的那样），他不拒绝回答任何一个问题。
本来问题很简单，律师们得到土肥原的同意，不想讯问他，但他们却坚
持在速记记录中清楚地反映出他们的委托人“准备回答任何问题”。还坚持
无论谁都不要认为似乎土肥原害怕什么，对法庭隐瞒什么，因而采取沉默态
度。但读者已经知道，在整个审判期间土肥原只说了几句话，力图否认他的
罪行。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法庭上没有人再听到过土肥原的声音，没有人向
他提出问题。沃伦向法庭提出的建议实际上是要法庭主动地传唤土肥原到证
人席。而且律师援引了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作凭证。如果法庭同意他的要求，
土肥原就得提供证言，就得受质证的袭击。而这恰好是他本人及律师都想要
避免的。那么，这一套把戏又意味着什么呢？
庭长的插话似乎已使这个问题明朗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自己对被告
人能否被传唤去作证这件事负有责任。法庭是否赞同辩护人的立场，这又是
另一回事。”
按照法庭宪章，讯问被告人的主动权不仅属于辩护人，而且属于法庭。
律师引证这一条又是怎么回事呢？也许沃伦上校不太熟悉那个宪章？不，他
非常熟悉，他是个特别精通业务的美籍律师。那么，问题又在哪里呢？为了
弄清这个问题，必须让读者熟悉一下法庭宪章的一条原则，了解一下按英美
法律处理刑事案件的某些特点。
法庭宪章第十一款写道：法庭有权“讯问每一个被告人，并可以针对被
告人拒绝回答问题的情况作出结论。”这样，按照法庭宪章传唤被告人来接
受讯问的主动权也属于法庭。但是，法庭这时并未按上述宪章行事。而是按
英美法律原则行事，在纽伦堡审判德国主要战犯时就是这样做的。
法庭宪章第十一款写道：法庭有权“讯问每一个被告人，并可以针对被
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