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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著名法庭辩论实录-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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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他没有料到,一直在法庭上偏处一隅、不声不响的贝里·谢克,一个来
自纽约的 
DNA专家,正像猎豹一样等待着他的出现。

4月 
4日,贝里·谢克出庭对洛杉矶警察局的一流犯罪学家丹尼斯·方
进行交互询问。询问伊始,他便集中力量,指责警方的助手安德丽·玛祖拉
女士采集血样的方法。他在法庭上播放了一段录像,其中显示 
6月 
13日在犯
罪现场,玛祖拉女士在将手套和帽子放入纸袋时,未曾更换她的乳胶手套。

“你没有告诉大陪审团,安德丽·玛祖拉是收取手套和帽子的人之一?”
谢克律师问。“你没告诉大陪审团安德丽·玛祖拉参与的全部事实?你对大
陪审团的证词是否曾经宣过誓?”

接着,谢克先生像一位讲堂上的教授,给这位犯罪学家讲起了收集证据
的原则。证据必须保存良好,防止污染和窜改;工作要迅速而不忙乱,笔记
要记得精确。他问方先生是否同意他所讲的每一条原则。

丹尼斯·方显得非常尴尬,讲话支吾搪塞。对一些问题,他嗫嚅道“没
必要”或者“我不这样认为”。

贝里·谢克的交互询问显得异常干净有力。他一针见血地质问,起诉方
用来对付辛普森的那堆证据,是否已经被这种收集过程的过失破坏得一塌糊
涂。

4月 
5日上午,贝里·谢克继续对犯罪学家丹尼斯·方进行交互询问。
在这一天,他进一步抨击了警员和犯罪学家们收集和保存证据的态度和方
法。

在警探汤姆·朗格上个月作证时,他曾经承认在 
6月 
13日上午七点半,
命令从辛普森太太家取出一张毛毯盖住辛苦森太太的尸体——用他的话说,
目的在于防止窥淫癖偷看。然而那时,验尸官和犯罪学家们还没赶到现场—
—因而,在谢克的质问下,丹尼斯·方尽管态度强硬,也不能不哑口无言,
承认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方先生还承认了警方的其它严重失误:警察
在很长时间以后才召集犯罪学家赶到犯罪现场;他们没有用黄色警带围起辛
普森的野马车;朗格警探命令把辛普森家发现的手套带到犯罪现场;还有一
张纸,谢克所谓“足以追寻凶手手印”的纸,却从犯罪现场失踪了。

就是在这样的僵持中,贝里·谢克死死地把丹尼斯·方先生咬住在证人
席上,不让他轻易脱身。这一天他把攻击的重点放在 
DNA证据的收集和保存
方面。谢克律师放映了另外一段录像,画面显示一点棕色的物质,正位于那
张盖住辛普森太太尸体的白毛毯边缘。

犯罪学家把画面仔细看了一下。的确,那里有一块黑色的斑点,他承认
道。然而他说,根本分不清那是个三维的东西,还是仅仅只有两维。

于是,贝里·谢克又取出另一段录像,而且把它播放了一遍又一遍——
他说,那上面显示的正是这位丹尼斯·方先生,他用手拿着犯罪现场发现的


信封,而且不像他所坚持的,他根本没戴什么乳胶手套。

信封,而且不像他所坚持的,他根本没戴什么乳胶手套。

丹尼斯·方被这个问题闹得火冒三丈。他嘟着嘴巴不愉快地说,他从来
没有用手碰过那个信封——戈尔德曼曾经用它送来了布朗太太的眼镜,并且
从此惨遭屠杀。“我闹不清这是什么东西。可我知道它不是那个信封!”他
忿忿地争辩道。

至于方先生对 
NDA的知识,也遭到了谢克律师的揶揄。“我倒挺想查一
下你有的那点知识。”他尖刻地说。

在交互询问的第四天,谢克律师的锋芒不减。在谢克律师眼里,丹尼斯·方
改变自己的证词,以图保护马克·福尔曼,那个一身脏污、疑迹斑斑的明星
警探证人。他认为,方先生的表现,已经远非仅仅错误地叙述他的观察,而
是从未进行过他津津乐道的各项检验。同时,他也认为,在提及旺内特尔警
探交来辛普森血液样本的问题时,丹尼斯·方说了谎话。

还有在预审作证时,福尔曼警探曾经说在辛普森汽车的车门台阶处发现
了四滴血迹;而且在审判时,他还说他曾叫方先生注意这些。然而遍查丹尼
斯·方的笔记,却丝毫未提及血迹,也未提及福尔曼讲过什么话。对此,犯
罪学家承认说,他自己也发现少了至少一、两滴血迹,然而并未记在笔记本
上。

丹尼斯·方第五天站在贝里·谢克面前接受他的交互询问时,几乎疲于
应付了。他宣称,在 
6月 
13日那天,他亲手把一管辛普森的血样拿出被告家,
放到了警车上面。然而这一点,却显然同先前旺内特尔的说法矛盾——丹尼
斯·方曾经被这位警探说成从他的手里得到了血样。

到 
4月 
18日,丹尼斯·方终于完成了他长达九天的作证。

辩方律师卫在 
DNA检验问题上向控方发起了强攻

脱氧核糖核酸,简称 
DNA,是存在于细胞核内用于储存遗传信息的巨大
分子。由于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 
DNA分子组成,这项技术便继指印和血型研
究之后,成为另一个重要的检测项目。如今,在辛普森案件的审理过程中,
DNA检验的可靠性及 
DNA证据的适用性等问题,又一次变成了双方律师争论
的焦点。

辛普森的律师们在 
DNA证据方面毕竟有懈可击。这里最重要的失误就是
在收集血液样本的过程中存在着草率的现象,而且这一点已经被收集血样的
警方人员所承认。其次,对 
DNA进行检验的实验室程序也存在着缺陷。

5月 
8日,起诉方首先传唤证人罗宾·科顿,这位塞尔马克公司的实验
室主管,从而正式揭开了 
DNA证据出示过程的序幕。

在艰难的作证过程中,科顿博士极力通俗易懂地向满脸惶然的陪审员讲
解复杂的技术问题。经过分析,可以断定起诉方提供的血样“相似于”辛普
森先生的基因类型,而且起诉方的血样来自辛普森太太和戈德曼先生身边的
血泊;因此,辛普森先生就是这些血液样本的“提供者”。

“这种类型与辛普森先生的类型相容,看上去也极像。”她指点着显示
屏上的照片,告诉陪审团说。

乔治·克拉克,这位来自圣迭戈的法律专家,适时地提出一个引人关注
的问题。他想知道血样是否能够败坏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其他人的 
DNA类型


会变得同辛普森先生相符。
“我曾经见过 
DNA类型败坏到根本无法解读。”科顿博士说道。
“那么,这种败坏是否能使得一种类型的 
DNA变成类似于其它类型?”
“不,不会的。”证人断然说。
对罗宾·科顿博士的交互询问由纽约律师纽菲尔德先生负责。他首先把

矛头指向 
DNA分析的统计原则,询问这项由国家研究人员确定的原则到底有
多大程度的可靠性。
科顿女士回答:“它们只意味着本身的含意,除此之外不意味着任何问

题。”
纽菲尔德继续引导,直到让证人说出了“有些人不同意这种意见”为止。
“可这不是你的估计吗?”他问。
“是我们实验室的估计。”
这时,伊藤法官进行了干预。他让陪审员们退出法庭,告诫律师们说,

他们之间的争论不应“不论证证据,不出示证据,而只是无谓争论”。

在这一天的交互询问当中,纽菲尔德律师不断向科顿博士提出 
DNA证据
有效性的“假设性问题”。他的问题尖锐而具挑战性,以至于多次遭到起诉
方的拒绝和伊藤法官的警告。

在这一天的终了,纽菲尔德律师询问证人“她是不是同意”基于 
DNA的
人口统计学在科学界引起了“实质性争论”。
“只有一小批科学家反对此项统计。”她承认道。纽菲尔德立刻问她有

多少人。
“一小部分人吧。”证人说。
纽菲尔德立刻读出将近 
20名科学家的名字,问科顿博士是否承认他们的

工作,对其中的绝大部分人,她都草率地答道:
“不。”
在下一天的交互询问里,纽菲尔德律师开始显露锋芒。他终于把矛头直

接指向证人本身,试图瓦解她的证词给起诉人的观点加上的科学色彩。
纽菲尔德律师指出,在证人来洛杉矶作证时,塞尔马克每天要付出一千

两百块钱,那么,“塞尔马克是供人租用进行 
DNA检验的公司吗?”
这个问题引起诉方的一片抗议浪潮。于是,纽菲尔德律师改变了提法。
“塞尔马克实验室是一家商业机构,不是吗?”他问。
“是的。”证人说。
“那么,不仅仅由你从事实际检验,比如在本案中为起诉方所做的;你

还要一一举例说来这里作为专家作证,而向起诉方索取报酬。不是吗?”
“我来这里由塞尔马克付酬,我不索取报酬。”
“在一场评估 
DNA类型适当方法的争论当中,塞尔马克是否对其结果具

有财政方面的利益?”
伊藤法官同意玛西亚·克拉克拒绝回答。
可纽菲尔德马上换了个角度,重新展开了进攻:
“如果有一点样本,在 
6月天被放进很热的卡车,隔绝空气长达七个小

时,而且这七个小时里样本又一直湿乎乎的,那么,败坏的过程能否持续下

去?”
“你说的有多热?”证人脱口问他。
起诉方立刻蜂起抗议。


“对处理和收集证据的工作她不会知道的。”法官最后说道。

“对处理和收集证据的工作她不会知道的。”法官最后说道。

罗宾·科顿博士立刻反对:“我并不认为,由于我们的一些检验出现了
错误,我们的其它工作就无法适用。”
“是不是可以说,塞尔马克的差错率达到了五十比一?”纽菲尔德窃笑
着问,起诉方又是一片声地反对。

另一方面,证人西姆斯指出,o·J·辛普森的野马车里发现的血迹,分
别相符于这位被告和两名被害者;而犯罪现场辛普森太太家门外发现的三处
血迹,均符合辛普森的。。 DNA类型;至于辛普森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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