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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之后，安志达带着《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毛伟人致宋庆龄和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4人的信，以及周副主席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离开了延安。
九月的黄土高原，秋高气爽，风和日丽。
在陕北边区与民党统治区的交界地富县张村驿，来了一行自称民党军事委员会同红军谈判的代表团成员，他们声称路过此地前往西安，再返回南京。
代表团成员之中，一位身穿高级将军军服，佩戴着中将军衔，这人，显然是这一行人中的长官。
另一位身穿黑色西装，头戴礼帽，一手拎着个黑色皮包，一手拄着根洋拐杖，自称是长官的秘书；。
还有两个人，一个腰扎武装带，别着手枪的副官，一个身着士兵服挎着长枪，牵着马的马夫。
这一行人通过张村驿，便立刻上马，朝着前方东北军的驻地而去。
前方，由东北军师长刘昆在约定的地方接应，然后众人下马，乘汽车到达西安。
这一行不速之客究竟是什么人呢？
原来，这为首的是装扮成民党将军的叶总参谋长，副官是大名鼎鼎的彭雪枫，马夫是红金侦察营营长张永强，秘书则由安志达充当。
安志达带着中央和周副主席交给的任务，并没有立即去南京，而是随叶总参谋长先去西安，与张学良会晤，磋商有关问题。
大家出于路上安全考虑，一行人这才化装成民党军事委员会同红军谈判的代表团成员，以迷惑外界。
化妆这类事情，安志达当然是行家里手了。
一下人达到西安以后，张学良特意会见了参谋长和安志达两人，三人在一起，谈至深夜。
叶参谋长将共产党致民党的信，以及由中央草拟的红军与东北军《抗日救国协定》的内容口头告诉了张学良，希望双方停止内战，建立国防政府，实行普选，建立民主共和国。
张学良听后，坦率地认为中共所提的要求，蒋介石一时难以接受。
鉴于此时两广事变已经解决，胡宗南部已由湖南，回师甘、宁，原在洛阳受汤恩伯指挥的关麟征第二十五师已经进入潼关，正向宝鸡前进，奔赴宁夏。
张学良分析，蒋介石想先打而后和，捡些便宜。
为此，张学良建议，由中共中央写信给他，以停止对红军的进攻为和谈前提，他再把这封信报告给蒋介石。
叶参谋长同随行的安志达等商量以后，决定照此办理，并立即电告中央。
中央接到电报以后，迅速以毛伟人、周副主席的名义，致函张学良，双方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
电报中说，我们正式宣言，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
这封电报，进一步坚定了张学良与中共合作的决心。
安志达在西安逗留期间，心里一直惦念着党中央交给的任务。
一方面，他需要时间说服张学良与陕北红军的联络，争取张学良对中共的支持，另一方面去南京谈判的任务也不能拖延。
在安志达离开西安的头天晚上，又接到了一份电报。
第0239章 国共接触（）
安志达接到的这份电报，是李克农亲自签发来的。
电报中，李克农告诉安志达，从广西来了一位同志，带着冯晨的信件，给党中央送来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
日本内阁制定的，吞并整个中国的计划！
李克农简要告诉了安志达，日本的这个计划，准备在三年内，完全占领整个中国，施行大东亚共荣。
这份情报特别重要，南京政府如果知道日本的这份计划，便会放弃同日本和谈的幻想，加速同中共接触，商讨共同抗日。
在西安逗留时，南京方面的张冲一再催问，安志达等人什么时候到达南京。
为了不使南京方面，因得不到及时回答而产生疑虑，安志达给张冲发了一封密电，说明自己逗留西安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不日即可南下。
张冲收到电文后，立即赶到西安，与安志达秘密会晤，探听中共方面的态度和条件。
张冲听了安志达的有关介绍，特别是安志达告诉他的日本已经制定的吞并中国的计划，异常重视，先行离开西安。
随后，安志达乘上了南下的列车，离开西安去上海。
谁也没有想到，安志达此去竟与张学良成了千古之别。
在途中，安志达考虑到，南京方面对中共的信函讨论回复必定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在经过徐州时，安志达发电报给张冲，要他去浦口轮渡接他。
车到浦口后，张冲带着秘书，见到了安志达，安志达将我党致民党的信件面交给他，要他代为转交南京当局。
安志达表示，自己不在南京等待回复，直接前往上海，等南京方面有了消息，再相约联系，并将上海方面的联络地址告诉了张冲。
本来，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安志达此次南下宁沪，是同陈果夫、陈立夫他们商谈国共双方，负责谈判代表的地点与时间的，作为联络的代表，安志达不负任何谈判责任。
然而不久，中央扩大了安志达的活动范围和所负担的使命，就在安志达离开西安的同一天，中央正式任命安志达为中共谈判代表。
中央的这一决定，完全取决于当时形势的变化。
鉴于日本的侵华战争步步升级，美英与日本在华利益的冲突越来越尖锐，蒋介石的对内对外政策开始发生微妙的转变，他通过多种渠道，对苏联和中共进行政治试探。
当时国共间的接触主要有以下几条途径：一条是通过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的关系，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联系，这条途径，由安志达负责。
另一条途径是通过陈立夫的手下，直接与陕北发生关系。
第三条途径是通过上海地下党的关系取得联系。
第四条途径则是由宋庆龄牵线，南京方面派人到陕北，直接与我党主要领导人取得联系。
自安志达从莫斯科回国以来，通过上述渠道，陕北与南京方面接触频繁，保持了谈判的良好势头，鉴于这种情况，中央才决定让安志达去南京，为国共两党高级领导人进行正式谈判铺平道路。
不料，正当事情顺利进行的时候，老蒋突然中途变卦。
原因除屈服于日本方面的压力之外，最主要的是蒋介石用收买和分化的手段，搞垮了粤军的陈济棠，解决了两广事变。
两广事变的解决，让老蒋有些忘乎所以，他以为可以腾出手来对付红军。
另一方面，老蒋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我党提出的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主张，是因为处于困难境地而急于同他妥协的权宜之计。
因此，老蒋采取了军事压迫与政治解决双管齐下的办法：
一方面继续调集军队“围剿”陕北红军，另一面仍由陈立夫安排人，邀请周副主席等人到香港或广州谈判。
我党决定，为了推动南京政府抗日，同意周副主席可以飞往广州谈判；但先决条件是民党不能再做丧失领土主权的事，暂停进攻红军，立即准备抗战。
由于老对谈判缺乏诚意，并大举进攻苏区，在这种情况下，两党高级人员的谈判已无法进行。
形势的变化，我党决定周副主席暂不出去，由在上海的安志达年为代表，同民党方面作初步谈判。
这样，安志达就成了国共谈判桌上中共方面的最高代表。
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由陈立夫充任。
在张冲的安排下，安志达在上海沧州饭店与陈立夫进行了会晤。
安志达将周副主席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交给了陈立夫。
周副主席在信中首先表达了对于“双方负责代表具体谈判事，迄今未得复示，不胜系念”的心情，。
接着提出质问：“蒋先生于解决两广事变之后，犹抽调胡军入陕，阻我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岂停止内战可以施之于西南，独不可施之西北耶？”
并指出：“内战不停，一切抗日准备无从谈起。”
周副主席在信中，对两陈寄以厚望：“两先生为贵方党国中坚，领导党议，倘能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幸，亦国家之幸也。”
在信的末尾，周副主席向陈立夫介绍了安志达的任务：“现为促事速成，特委我党安志达同志前来详申弟方诚意，并商双方负责代表谈判之地点及时间，到时希赐接洽。”
陈立夫仔细看完信后问：“安先生，你是代表周个人还是你们党？”
陈立夫意在弄清楚安志达在谈判中的身份。
“我代表整个苏维埃与红军，来与南京政府及中央军谈判的，并非代表任何个人。”安志达非常干脆地回答说。
“既然是这样，那安先生能否先说说贵党关于合作的条件。”陈立夫点了点头。
“我党的条件是，双方共同努力，实行对日武装斗争，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实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队抗日救国联合战线，依据民主纲领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安志达依据《抗日救国协定方案》回答道。
“就这些？”陈立夫问。
“还有，双方应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动，划分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屯驻地区，供给红军军费、粮食和一切军用品，不得变更我党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
改革现行政治制度，释放政治犯，不再破坏我党组织。
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建立统一的全国军事机关，红军派人参加。
在此基础上，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