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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丰一的话是有依据的。
去年七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蒋介石便在南京召见高宗武，想听听他对中日形势的看法。
高宗武向蒋介石夸下海口，请求承担对日最后交涉的重任，要以自己的热诚，去说服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使日军从华北全面撤退。
看着眼前这个集狂妄与稚气于一身的高宗武，蒋介石一时未置可否。
就在蒋介石召见高宗武的这天下午，刚刚从外地返回南京的汪精卫，也急急地把高宗武喊到办公室，与他作了一番长谈，对他的想法表示了几分赞许。
当晚，高宗武便找到“满铁”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请求他通过满铁总裁松冈洋右的协助，直接沟通与近卫文麿的联系，结果如泥牛入海，毫无音讯。
战火很快从华北烧到了上海，南京开始遭受日机的空袭。
位于南京西流湾八号，国民政府大本营第二部副部长周佛海的公馆，有一处坚固的地下室，高宗武与一群悲观的政客和文人，整天聚集在那里。
他们一个个忧心忡忡，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主张当胜败未分之际，最好进行外交和谈，以外交的方式来结束战争。
以“日本通”出名的高宗武，被这群人奉为座上宾。
他们这群人的想法与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不谋而合，无形中，这些人便以汪精卫为精神领袖。
高宗武多次拜见汪精卫，主动请命，要求赴沪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接洽停战。
汪精卫将高宗武起草的对日外交进行步骤与要点，转呈给蒋介石看，蒋介石看后的答复是时机未到。
这令高宗武十分沮丧。
淞沪会战结束，高宗武告别已成危城的南京，溯江而上，向汉口转移。
此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正在调停中日战事，高宗武作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派遣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董道宁赴上海，秘密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试图让日方降低条件，从内部促成陶德曼调停。
结果，他的这一努力再次归于失败。
今年年1月16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关闭了和平谈判之门，要一直打到国民政府崩溃为止，气焰极其嚣张。
两天以后，中日双方各自召回了大使，两国外交关系为之断绝。
一向活跃的高宗武眼看就要赋闲了，他实在耐不住寂寞，频频与周佛海商议，挖空心思地想创造奇迹，想重新打开与日本的谈判之门。
周佛海对抗战的前途悲观至极，经常哀叹再打下去“吾辈不知死于何处”，高宗武的想法正合他的心意。
于是，已经担任老蒋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的周佛海，乘便向蒋介石进言：“高宗武是个相当有用的人才，把他留在汉口是没有用的，不如派他去香港收集日本的情报。”
蒋介石没有觉察到周佛海隐秘的内心动机，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且，还从每月的军事机密费中支出6000元港币，作为高宗武的活动经费。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处奉命为高宗武开了一张军用出差证明书，上面填写着“高特派员宗武”的字样。
所以，中村丰一怀疑高宗武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0459章 上蹿下跳（）
接下来，中村丰一又把高宗武在香港的活动，详细通报给了犬养健三人。
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有了尚方宝剑，二月份，高宗武终于飞出了令他窒息的汉口，抵达香港，重新活跃起来。
高宗武首先在香港开了一家“宗记洋行”作为掩护，稍事布置，又马不停蹄地转赴日军占领下的上海，试图尽快沟通与日本的联系。
高宗武在上海刚一落脚，便与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取得了联系。
松本是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智囊，情报界把他看作是近卫的私人驻华代表，是个重量级的人物。
松本与高宗武在日本帝国大学读书时的老师有同窗之谊，与高宗武早就相熟。
高宗武急切地向松本重治打探近卫内阁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的内情，能坚持到什么时候？何时能重开谈判之门？
松本告诉高宗武，占领南京让日本人发狂了，这是一个重要原因，目前的外交僵局是打不开的！
正当高宗武一筹莫展之际，一别数月的部下董道宁出现在他的面前。
这个董道宁的经历颇有些传奇色彩，他生于中国，长于日本，平常总是以“日华人”自居。
高宗武派董道宁到上海活动，毫无进展，他竟然在刚刚卸去“满铁”职务、专门从事特务活动的西义显的协助下，像回老家一样，很轻率地去了一趟日本，与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搭上了线。
影佐祯昭以私人名义，写了两封措辞暧昧的书信，托董道宁带给日本士官学校时的老同学何应钦与张群。
影佐祯昭的信件，使高宗武大为兴奋，他似乎捕捉到了一丝打开僵局的希望。
高宗武带着初次出击的成果从香港飞回汉口，将影佐祯昭的信件交给侍从室，直接呈给了蒋介石。
随后，蒋介石秘密召见了高宗武。
蒋介石召见过后，高宗武第二次从汉口飞赴香港，西义显早已从上海赶到香港等候。
两人见面后，高宗武告诉西义显，蒋介石看了影佐祯昭的信后，表示了如下的意见：
“向敌将致信，等于以武士的生命交于敌将，对其诚意及勇气深表敬意，东北、内蒙可以留待他日协商，河北、察哈尔则须绝对交还中国，日本应尊重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如果上述意思承你们谅解，便先行停战，然后以此为基础，进行和平细目的谈判。”
西义显将信将疑，觉得上述意见不像是蒋介石亲口说的，更像是高宗武凭着自己的自信与胆略，以蒋介石的口气而作的回答。
虽然有所怀疑，但西义显还是迅速返回东京，向日军参谋本部传递了这一信息。
此时，日军锋芒正盛，日本军方执意要以武力迫使国民政府投降，对西义显的传话根本不屑一顾，没有作出任何的回应。
没得到明确答复，自负的高宗武，满心失落地飞回汉口，汇报所事渺茫。
正在这个时候，恰好传来了日本近卫内阁改组的消息，卢沟桥事变时主张不扩大事态的宇垣一成出任外相。
这让蒋介石嗅出了一丝“和平”的气息，老蒋授意，以行政院副院长张群的名义给宇垣一成发了贺电。
一方面令高宗武立即飞往香港，再次向日本方面传话，告诉日方，国民政府中央军尚有百万军火，即便不再输入，尚足两年之用，即使日军攻下武汉，内部亦决不会起变化。
蒋介石的意思是在向日本显示实力，促使日本主动求和，以争取对国民政府有利。
可是，让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高宗武虽然身为外交官，但骨子里却充溢着一股自由知识分子的习气，从来就不是一个甘于奉命行事、听差候遣的角儿，总是喜欢按照自己的想法别出心裁地行事。
高宗武两赴香港，并不满足于做蒋介石的传声筒，而是积极主动寻求与日本方面打开僵局的办法。
自中日开战以来，高宗武一直认为“蒋先生冷酷，汪先生温暖”，内心里早就服膺于汪精卫了。
高宗武向松本重治和西义显透露，汉口有一个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和平派”势力，他们正在成长起来。
高宗武还与日方人员相约共同参与“和平运动”，以出场秩序的先后，称西义显为太郎，董道宁为次郎，西义显的助手伊藤芳男为三郎，高宗武为四郎，松本重治为五郎。
高宗武两次返回汉口，在等候蒋介石召见的日子里，大量时间是在与汪精卫、周佛海密谋实现“和平”的办法。
就在蒋介石派高宗武三赴香港的前夕，极度悲观的周佛海急了，劝高宗武不要再通过别人传话了，干脆自己直接上日本去联系。
高宗武第三次从汉口飞抵香港，这一次，他完全超出了蒋介石的安排，一切按照自己的思路走了。
在香港浅水湾饭店，高宗武与西义显和日本驻香港领馆总领事中村丰一，坐而论道，提出了一条打开中日僵局的危险思路。
那就是，推出汪精卫来，使之成为蒋介石与日本之间媾和的媒介。
随后，高宗武又与抵达香港的松本重治会谈，将蒋介石口授的两点意见告诉他，松本反问高宗武，那究竟有何善策能打开目前的僵局呢？
高宗武向松本重治敞开了心扉，以充满幻想的口吻道出了自己的全面设想。
他认为，首要之点在于日本撤兵，日本撤兵声明一发表，汪精卫即以下野响应，向全国发出“和平”通电。
只要汪精卫的通电一发表，那么各地的杂牌军，如云南的龙云，广东、四川的将领以及山西的阎锡山等人，就会从各方面响应，使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演变成全国性的运动。
听了高宗武的高谈阔论，西义显和松本重治都不失时机地鼓动他直接到东京去，一举实现上述规划。
但是，东京方面没有立即答应让高宗武去东京，为了慎重起见，日本方面派出了由犬养健、今井武夫和影佐祯昭三人组成的特别考察团，来到香港，再次考察一下高宗武所说的话的真伪性。
犬养健一行三人到达香港以后，立即让中村丰一以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名义，宴请高宗武，这次宴请，犬养健没让西义显和松本重治参加。
犬养健三人，要单独考察高宗武。
可是，通过接触，今井武夫和影佐祯昭之间产生了分歧。
犬养健的内心里想法，实际上是支持今井武夫的意见，让汪精卫代表国民政府与日方和谈，但影佐祯和中村丰一却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