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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年前可能达不到４０％，但城镇生活水准提高要高出事先的“规划”。即使到２０２０年全流域城镇化率按４０％计算，全流域城市居住人口将近８０００万。
徐州三八河边，一位居民用生活污染水浇菜地。说“这水的肥力比化肥大多了！”
如果以１９９３年为基准年，城市人均月排放生活废水１０立方米，全流域生活废水的排放量达９６亿立方米，占流域全部可供水量的1/5。
我们还得到另一串数据：２００３年，淮河最大支流沙颍河“污染大户”河南省周口地区，日污水排放量２。７万吨，其中２。１万吨为生活污水；安徽省阜阳市污水排放量中，生活污水的排放量已经占到７７％，ＣＯＤ入河量中，生活污水更是占了８８％。
我们在淮河流域采访时，有意无意间触目所见，都有垃圾或污水。安徽、江苏等地都有说法：“沿淮人不太讲卫生”。我们这次体验到，大自然没有足够的自洁净能力，又没有足够的水量除污，“脏”就成了环境造就的社会表象。久而久之，发展成为区域性人群生活习性。淮河委员会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的资料显示，近年来，淮河主要污染指标氨氮入河排放量增势强劲，２００２年排放量比１９９８年增长了３０％。氨氮主要来源于生活污水。我们在徐州市一条主要河流的附近看到，从两旁小区排出的生活污水散发着一股恶臭，径自排入主干河道。当地的老百姓直接从污水沟里打来污水浇灌庄稼，一位种菜的中年人告诉记者：“这水的肥力比化肥大多了。”
第四部分：面对淮河——谁能让13亿人搬迁小城镇 大问题（1）
小城镇，大问题“修行三世，住到城市”。这是几乎每个农村孩子都听到过的“大人们”说的熟语。城市化、现代化是中国农民世代的梦想。城市的形成需要地缘、历史、文化和资本，绝不可能一蹴而就。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使中国压抑半个世纪之久的生产力得到释放，农民迅速致富使城市化需求大增。于是，一批城镇率先从富裕的苏南、长三角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崛起。社会学家费孝通在苏南进行调查后写出一系列影响很大的调查报告。费孝通认为，在上海工业经济带动和转移之下，苏南加工业聚集，从而形成农民办工业的小城镇。这些小城镇让农民“离土不离乡”进了“城”，弥补了城市工业的不足。费孝通调查结论是：苏南模式与苏南小城镇是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由之路，成功之路。科学的经济学（不是为一时一地的政治服务的经济学）和历史经验都证明，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和经济模式的形成，都有内在规律，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影响，经济手段调节，绝不可能像工业制造产品一样，定好框架，做好模具，然后批量复制。否则，只能以失败而告终。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在经济恢复中寻找到一条快速健康之路，成就了7年左右的高速稳定发展。当时，东邻日本仍在困苦中呻吟，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他们似乎看不到复苏的希望，实实在在做了我们的反衬。然而，就是这成功的一步，导致了领袖和民族的整体发热，“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无异于政治笑话的口号，激励数亿有文化的、无文化的国人，在一两年时间内实现“人民公社化”，完成了社会形态的转变和经济体制的变革，开始“大跃进”。这一盲动的结果，是以中国停滞近半个世纪为代价，以丧失工业化、商品化和信息化最佳发展时机为代价，以落伍于世界为代价！
信阳城中的一条小河，看得出，污染物堵塞了水流
费孝通的“苏南调查”，只是社会学者在特定时期的研究成果，一家之言。然而，这个满足了进入新一轮发展时期人们急于求成心理饥渴症的倡导，致使数年间投资无数，造出约６万个城不城、乡不乡的“小城镇”：一两条水泥路充当街道，几家作坊式的小企业，两排小商小贩藏身的铺面，加上一群刚刚穿上鞋子的农民。没有市政配套设施，没有文化聚集，没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城市生活模式和经济循环。终于，小城镇爆发了大问题：无法就业的居民成为懒散的寄生者，没有事业取向的人群聚集后引发了社会畸形，小城镇成了“多余的人”制造工场。
“小城镇在中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待研究课题，包含诸多方面。在淮河流域，环境问题尤为突出。它是水体污染物的发生器，是无法关闭也无法改善的污染源。
河南省某城镇“千年污水”沉淀在居民区的池塘里
广大农村的生活污染，农民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同样存在。但分散居住，可以充分利用大自然的自洁净能力，使生活污染对水体的影响缩小到最小。因此，在淮河水体污染治理之初，并没有把农村的生活污染列入治理范围。目前，环保部门已注意到农村的“面源污染”，河南、安徽等沿淮省、市的地质调查部门发现，农村村庄已成为“点状污染源”，但估计在相当长时间内农村生活污染还不会成为淮河流域水体污染的主凶。而且根据流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速度，即使全国实现“全面小康”，这里的农民还不可能享受到“洁净的准城市生活”。
小城镇则不然。我们先给“小城镇”下一个定义：就是县城以下的、有街道和一定商业功能的农村居民聚居地。主要是过去乡、镇政府所在地。后乡镇合并，有一些乡政府搬走，但小城镇形态和功能仍然保留。淮河流域５０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仅有７座，３５００万非农业户口居民，只有约５００万居住在大中城市，余下３０００万人居住在小城市或小城镇。流域有１６０多座县城，最近几年发展迅速，政治、商业功能逐渐完备，人口数量大增。有许多仍沿用“城关镇”说法，实际上是小的市。为数不少的城关镇在行政级别上也以副县（市）级对待。如安徽省沿淮淮北的蒙城县、太和县等，县城均有相当规模，实际居住人口在５万人左右。与北方广大地区一样，淮河流域的平原地区村庄有的规模也较大，大的可能有５０００居民左右。而南方农村很多以村民组为单位聚集居住。我去过淮河平原数以千计的村庄，尽管有许多村经济发展很好，有上规模的企业，但村民仍是面南而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典型的农耕生活。小于县城、大于村庄的小城镇，现在全流域估计２５００个左右，平均居住人口约在３０００—１００００人。未来的淮河流域“城市化”是不是要把这些小城镇作为根据地？在５年以前，各地政府还是大力倡导，全力扶持与推动，认为“镇”就是未来农村人的“城”与“市”。似乎都能像苏南那样，通过承担大城市低级工业转移、做层次相对较低的工业加工，即可让农民进厂房里变成工人，让公路进村庄，让住房变楼房。即使如此，这种从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进化而
来的小城镇，不可能形成大工业。随我国工业化进程加速，小城镇的手工业被廉价的大工业产品荡涤殆尽。城镇建设过高的平均成本，使中国的小城镇只是实质上的“村镇”而非现代意义的“城镇”。进镇的农民只是在自建或自购的住房中生活，而享受不到城镇所应带来的生存与发展机会，享受不到城市文明与文化。各级政府领导与专家们都已看到这一点，近两年对小城镇都保持低调。
第四部分：面对淮河——谁能让13亿人搬迁小城镇 大问题（2）
费老就苏南之言，余音未了，投资、扶持发展小城镇已显露出根本性失误：形不成配套，上不了档次，大大增加了各项成本，等等。我因报道２００１年世界女篮锦标赛，在明星小城镇集中的张家港市住了很长时间。加上一位过去的老同事代表中国科学院挂职该市副市长，对该市的小城镇做了一些了解，看到其发展，也发现其弊端。张家港电信局局长就说：全市有七八个大镇，企业、人口都有分量，但信息化操作难度远大于城市本身。要顾及小城镇，光纤、交换设备都得到位，就如同把张家港市城乡都建设成大市一样。成本之高，企业化的电信部门根本无法承受；文化部门表示，小城镇文化建设与管理效益低，投资大，目前根本没条件去做这项工作；教育、社会治安等公众事业投资成本，都要远远大于城市。小城镇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我们研究。
在此，我只是探讨一下小城镇的环境问题。落后的淮河流域小城镇，环境之凄惨让人不入其境，很难想象。我没有做定量调查，只是以采访中见闻的一两例加以说明：１９９４年仲夏，我随一位老同事去阜阳出差。当时沿淮淮北在我印象中除蚌埠外，无“城”可言，仅有“集”。去时是晚上，地区党、政领导请喝酒、请吃饭，糊里糊涂。第二天一早，我们要离开，宣传部副部长王学敏，也是新华社的老朋友，要给我们送行。我们住宿的行署招待所没有早餐，就到王部长认为不错的一家摊点先吃点。这个早餐点在一工棚式的临街平房内，我们进去时店老板夫妇俩正在生炉子，临时床铺的竹席上躺着一个光着身子的七八岁小男孩，还在呼呼大睡。来客人后，老板连忙搬出尺把高的小桌子、小凳子，让我们坐在外面。然后他从睡着的小男孩的床下拖出一个面盆，上面栖息着一层绿头苍蝇，老板连拍带赶，才让苍蝇飞起。抄起一团发酵过的面，开始做早点。我注意到，小男孩身子下面的竹席湿了一大片，可能是半夜遗尿。如果判断属实，一层稀薄的竹席下面就是盛面盆。我还沉浸在想象中，几碗名叫“撤汤”的早餐加上几块摊饼端了过来。我实在无法下咽，推说不饿。王部长一再劝说，老板娘见状还强调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