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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劳既不是骗子，也不是疯子……他没有料到整个国家贪婪的狂潮；他也不知道，自信，像怀疑一样，可以无限制地增长，并且，希望也可以像恐惧一样四处泛滥。”
……查里斯·麦基
巴士底狱到底有什么
民兵走向巴士底狱……据说是象征着法国封建王权。其实，巴黎最大的弹药库就是一座监狱……巴士底狱。
约翰·劳时代，法国居民分为三个等级，依次是教士、贵族，包括资产阶级、农民在内的下层民众被称为“第三等级”。约翰·劳倒台之后，前两个等级成为特权阶层，可以免税，第三等级成了赋税的唯一承担者。
此时的法王是路易十六，也就是另一位被砍头的欧洲国王。与查理一世不同，路易十六其实是个有作为的君主，否则，他完全可以按照旧套路混下去，把越来越难缠的矛盾留给子孙。
他很清楚，要想称雄欧洲，必须推进改革，让特权阶层对王室和社会负担应有的义务。于是，来自日内瓦银行界的芮克成为财政大臣。
应该说，芮克是一个很圆融的人。
到任之后他没有马上力主向特权阶层征税，而是通过银行界向法王贷款4亿里弗尔。此前，法国王室在欧洲已经根本借不到钱了，人们都认为芮克将是一位称职的财政大臣……在4亿贷款花完之前。
在贵族阶层有了一定人脉后，芮克才着手改革：削减贵族收入，紧缩宫廷开支。而且，国王甚至大贵族对改革是支持的，毕竟，王国是国王的王国，搞得破破烂烂，就算是国王也没什么面子。
接下来的事情，却让芮克以至国王始料未及。
芮克只是削减了中小贵族、僧侣的收入，尤其是限制了内廷人员挥霍。这，也是无法忍受的。
尽管国王和大贵族是制度的根源，但是，惯于挥霍的小官僚才赤膊上阵。尽管他们所作所为并不比自己的上级更过分，但是，他们剥夺的对象是赤贫者，因而，表演更为刺目。一个国家，如果有一点权力的人都要把权力发挥到极致，那才真是国将不国。
这就是当时法国的现实，这些人也是芮克想改革的对象。
问题是，底层贵族是大贵族的手臂和触角，喊喊口号是可以的，真去断手断脚，那绝对是不可能的。
5年之后，改革仍旧毫无进展。
万般无奈之下，1781年2月，芮克公布了著名《财政报告书》，公开了王室收支。这是芮克无奈的呐喊，希望《财政报告书》能唤醒贵族们的良知，减少挥霍、稳定财政。据他估计，正常情况下，政府每年有1000万里弗尔盈余，却不承认有4600万的赤字。
与虎谋皮！
每个人，都有良知，仅限于个人事务。
国家利益是全体国民的，不是我的。我良知苏醒了，收入却没了；我有良知，谁又会对我有良知？
《财政报告书》公布后两个月，芮克黯然下台。
路易十六用尽了各种方法，但是，特权阶层仍旧不肯屈服。路易十六失去了耐心，1789年5月5日，他发飙了：宣布召开三级议会，向议会提案强行对特权阶层征税。
路易十六并不知道，地狱之门已经打开。
在路易十六的偏袒下，第三等级代表宣布：第三等级将单独召开“国民大会”，完全抛开前两个等级。
然而，国民大会马上就脱离了路易十六掌控，不但通过议案对全体国民征税，还同时要求通过《宪法》。
内有热情澎湃的三级代表，宫殿之外更是人声鼎沸，而且，这些人似乎要控制君权，路易十六感觉到局势已经失控。7月11日，路易十六调整了巴黎防卫，调任一些久经战阵的军队拱卫首都。
尽管路易十六没有动武，三级议会却把军队将领调整看做对议会权威的挑衅（我其实一直想质问，三级议会是立法部门，在军方应该有权威吗）。本着先下手为强的理念，7月13日，三级议会代表自行组织了4。5万名市民，组成民兵对抗国王。
民兵干的第一个活儿，就是抢劫了粮仓和军械库。
在军械库几百步之外，就有荷枪实弹的士兵，而且是几个团的力量。但是，由于未接到命令，军方未对民兵（抢劫犯）动武。
民兵，兵不血刃抢到了军械。
刚才说过，民兵抢劫的是军械库，军械库，只有军械，没有弹药。
7月14日，民兵走向巴士底狱……据说是象征着法国封建王权。其实，巴黎最大的弹药库就是一座监狱……巴士底狱。
8000革命者去攻打的巴士底狱，只有32名看守和7个犯人，其中还包括一个因性行为出格被关押的伯爵和2个精神病人。为了7个犯人，民兵付出了98条生命，顺便打死了1名士兵。
这，便是法国大革命的开端。
7月15日，国王仍旧在没出动军队的情况下承认国民议会为治宪会议，会议开始着手制定宪法。
8月26日，治宪会议公布《人权宣言》：“就权力而言，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且始终如此……”
与《人权宣言》相比，巴士底狱的鲜血没有白流。如果到此为止，法国大革命仍旧是一场相对温和的改革：剥夺了封建领主特权，领主财产权却得到了保证，这对法国各阶层基本上是都能接受的结果。
后面的，就有点离谱了。
革命者面临着一个相当现实的问题：革命也要花钱的。
在巴黎，革命者废除了什一税、盐税等很多重要税种，但与各省的谈判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很多省份仍旧支持国王。1790年，革命政府的“税收支出”比例是48％。实际情况是，各省不向巴黎革命政府缴纳赋税，他们仍然信奉国王是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革命者在巴黎又废除了主要税种，根本没有任何正常的财政来源。
没钱，谁跟你革命？
革命也要吃饭，于是革命者再次想到了已经被唾骂了几十年的约翰·劳。约翰·劳曾在他的不朽大作《通论》里指出：“以土地为储备发行货币，无虞”。约翰·劳本人只是以金银作为储备发行纸币，但是，失败了。现在，革命者替约翰·劳实践了土地货币储备理论。纸币也改了名字，叫做“指券”。
革命者没收了很多教会土地，既然约翰·劳曾经这么指出，问题应该不大。革命者开始以没收的教会土地为储备出售“指券”，卖出一批土地就回收销毁一批指券。
指券是个好法子，如果没有超额增发的话。
《人权宣言》宣示的理念在当时还是惊世骇俗的，包括路易十六在内的欧洲各国王室根本就不接受这个理念。经过两年多的容忍，路易十六已经有了动手的可能性：准备捍卫法国王室的国内外联军已经枕戈以待，对巴黎形成了合围之势，他本人也在1791年6月出逃，试图逃亡到勤王军队（被抓回来了）。
为应对严峻的军事形势，革命者不得不组织军队对抗。筹集资金的办法，恰恰就是超量发行指券：1791年末，指券发行量就从8亿里弗尔上升到70亿里弗尔。
约翰·劳还发行股票对冲货币，革命者却没有任何对冲手段。其实，革命者的指券政策真的很蠢，发行超量货币，受损失的不是封建领主，而是他们赖以依靠的资产阶级，只有他们的货币存量最多，而领主的土地通常情况下是不怕通货膨胀的。
第252章 烂摊子（）
刘邦大概没有想到，他的土地政策奠定了此后两千年的社会结构：皇帝是社会最高层，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之下是三公九卿等封建官僚，拿皇帝的钱，逐级管理小农；最底层是万千小农，他们对帝国纳税，用自己的血汗钱养活帝王与封建官僚。
年轻时刘邦混得相当不怎么样，经常去酒馆赊账，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期的不良信用记录。至于后来这位皇帝有没有还钱，史书却没有记载。史书只告诉我们：在陈胜吴广的激励下，这位曾经赊酒账的“亭长”从事了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造反。
造反的成绩很卓着，“楚汉之争”以刘邦的胜利而告终。
胜利后的刘邦一定很郁闷，战乱极大地损耗了社会财富，史籍有记载的战争死亡人数就在百万以上，项羽在攻入咸阳的时候又一把火烧掉了阿房宫。刘邦登基的时候，堂堂皇帝居然连区区四匹白马都没凑齐，丞相、大将都要坐牛车上朝，社会经济之凋敝可见一斑。
环顾汉帝国的版图，皇帝突然发现自己说话并不算数。当时全国四十五郡，有三十个郡在齐王韩信、淮南王英布、韩王彭越等十七个异姓王手中。表面上这些异姓王对刘邦也算尊敬，每年都向他缴纳供奉，只不过把铜钱的重量缩水90％。古人给这种钱起了个很形象的名字—“荚钱”，“荚”是一种豆科植物，与浮萍意思相近。
看着国库里这些破烂的荚钱，刘邦或许意识到自己距离至高无上的皇权还很远，只要有异姓王存在，刘邦就不可能实现“大丈夫当如此”的理想。异姓王都是刀头舔血的暴徒，断然剪除必天下大乱，于是，刘邦想到了一个法子：重申秦帝国的铸币标准，要求帝国臣民使用重十二铢的秦半两。更重要的是，异姓王的三十个郡也必须向朝廷缴纳这种足值的秦半两。
刘邦所铸秦半两很快就被诸侯回炉，再次铸成了荚钱，人们一旦拿到足值的秦半两也会藏在箱子底。这就是着名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如果良币和劣币同时流通，良币会逐步减少，市面上流通的将都是劣币。
诸侯依旧向刘邦缴荚钱，货币流通还是一团糟，至于粮食价格，则一飞冲天。汉初，每石粮食从五千钱暴涨到一万五千钱，至于当时的奢侈品—马匹，则上涨到每匹百金以上。
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实在撑不住了，宣布官方货币减重为三铢，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