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贤文学良是纯粹的民间儒生，没有任何官职。面对这些曾在自己脚下匍匐的草民，桑弘羊显得很有自信，他气势恢弘地说：官职级别不够高的人不可以言政，住着蜗居、没有粮食、穿衣破烂的人怎么知道国家政治，怎么知道县官要做什么？并且，桑弘羊在辩论中一点礼貌都没有，给对手起了一个侮辱性的绰号“鄙儒”。
跟众多辩论一样，双方辩题从剖析社会时弊开始：究竟什么原因导致流民众多？
对此，桑弘羊给出的答案是：人天生就是不一样的，一个人的贫富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智力水平，聪明的人能够拥有一百个人的财富，愚蠢的人连自己都养不活。天子圣明，盐铁官营的利润可以周济穷人。流民众多怎么可能是盐铁专营的过错？先帝（刘彻）怜百姓之愁苦，各地县官就像百姓的亲爹，
水旱灾害时给他们衣食，为他们修水渠、劝农桑。
正方结论：流民都是因为自己太懒惰，不耕耘就播种，不播种就想收获，总之，活该桑弘羊虽然承认了流民众多的现实，却又不肯承认朝廷施政存在失误。这种说法当然激怒了贤良文学，“鄙儒”用一个例证驳斥了桑弘羊：最聪明的人，能靠自己的能力在短短几年之内富比王侯吗？现在，富人一年内赚取的财富超过了普通人数代数百年的积累，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聪明人？
跟着，“鄙儒”把矛头指向了盐铁专营。所谓“盐铁官营”，根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经营盐铁生意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位居高位，原有的盐铁商人迅速地销声匿迹，为这些高官留下了广阔的赢利空间。此后，盐铁商人亦官亦商，又利用手中的金钱为权力铺平了道路。这些人的府邸能占好几条闾巷：幽暗之处曲径通幽、开阔之地驰骋骏马、亭台之上素女抚琴……如此富有、位居庙堂之高，却与市井之人争利！
百姓何尝愿意流离失所，先帝只是征伐四边，封建官僚却借机征收苛捐杂税，无休止征发徭役、工商不得发展、农人不得安宁，百姓为了躲避人头税甚至会杀死自己刚出世的孩子。随着官商势力成长，百姓在高压之下不断陷于贫困、破产、失业，最终成为流民。
反方结论：朝廷垄断盐铁，创造了一批富比王侯的官商，官商穷奢极侈导致流民四起。
双方从现象入手找原因，盐铁专营既然已经进入了视线，第二个辩题顺理成章就是：盐铁专营该不该废黜。
在桑弘羊眼中，盐铁专营自然是不能废黜的。桑弘羊为盐铁专卖找到了第一个非常好的辩护理由：匈奴是汉帝国的心腹大患，必须随时保持对匈奴的武备，一旦武备松弛，匈奴随时有可能卷土重来。盐铁专营确实很赚钱，但是，这些钱的用途是为帝国筹措军费，用来征伐匈奴。鉴于此，罢黜盐铁官营，国家就会没有军费，等到匈奴真的杀入帝国心脏，纵然披坚执锐的勇士有与匈奴决战的信心，也无力回天。
桑弘羊给出的第二个理由是：盐铁专卖赚取的利润用来调剂物资、保证物价平稳，尤其是粮价不能暴涨暴跌。西周之时天下承《盐铁论》书影平，但是，国有沃野而百姓食不果腹，有山海矿产人们却没有铁器，是先帝建立了官营铁匠铺，人们才有铁器使用。国家统一生产盐铁，产品质量有保证，有专门的技术指导，可以杜绝商贾趁机抬价。
桑弘羊给出的第三个理由是：盐铁专营可以削弱豪强势力，进而减少流民。民间富豪没一个好东西，国家穷困的时候不肯捐钱（就连唯一捐款者朴适后来也被汉武帝发配边疆）。盐铁之利留在民间，一定会助长豪强势力，这些破坏分子靠着盐铁之利“赈赡穷乏”，以小恩小惠招揽亡命之徒。有了经济实力，豪强就会依靠暴力推进土地兼并，农人就会变成流民。
正方结论：帝国必须垄断盐铁专营之利，才能保证百姓安居乐业。
面对论述滔滔不绝的桑弘羊，贤良文学指责桑弘羊在论证一个伪命题：你说广大西周人民没有铁器，没有铁，哪里来的铁器？（这就像今天指责明朝没有发展信息产业）现在有了铁器，官府生产的铁器根本不能用，却要求各家按人口数量购买铁器，本来规定生产铁器只能征发囚徒，官府却让普通百姓为盐铁生产服徭役……接着，“鄙儒”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桑弘羊本人。
盐铁官营目的是为帝国聚敛财富，各级官吏却无不借口帝国之利敛财，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您桑公弘羊。桑公处公卿之位，执掌天下财政十多年，最大的功劳就是自己先富起来，现在您已经是“家累万金”。在您的带领下、在盐铁暴利的诱使下，全国官商无不“因权势以求利”，官家是官吏自己的官家，官吏无一不以权力来满足一己私欲。最终，百姓愁苦怨恨，官场更是恶习辈出。
文帝时期，没有盐铁专营而天下富足，桑公推行了几十年的盐铁官营，天下人没有见到盐铁的利益，却看到了很多害处。现在，我们来告诉你这究竟是为什么：天下之利都是一点一点生产出来的，没有人能凭空创造财富，官家获得利润一分，民间就会损失百倍。靠盐铁专营聚敛财富，好比一个蠢材反穿裘皮大衣去背柴薪，爱惜裘皮的毛发，却全然不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反方结论：一切的罪恶之源，都是盐铁官营。
第261章 罪己诏（）
既然盐铁之利搞得国破民穷，那么下一个辩题就是讨论应否重视盐铁等非农产业，即是否应该“重农抑商”。所谓“重农抑商”，“重农”是双方的共识，关键是“抑商”。
与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桑弘羊主张放开商业，恰恰是贤良文学力主抑商。桑弘羊指出，没有手工业则缺乏农具，没有商业则物品不流通，缺乏农具、物品不流通，农业也不会兴旺。何况，有了官营盐铁，富国何必非要靠农业，人民富饶又何须依靠田地？所以，官营盐铁、运输、冶铁，一定要大力提倡。
这个道理听起来是不错的，不过桑弘羊提倡的并非民间工商业，他尤其看不惯那些富比王侯的大商人，谁让你无权无势却过上比我更为骄奢的生活？
正方结论：要重农，也要有区别地重商。
在汉朝之前倡导“重农抑商”的是法家，现在，儒家却开始提倡打击商人。贤良文学是儒家代表，所以，后世无数人指摘就是儒家这个“重农抑商”的思想让中国落后了两千年，似乎儒家是中国经济落后的罪魁祸首。
此一商人，非彼一商人。原始自由经济下的商业属于创新行业，与封建官僚体制下的官商根本不是同一个概念。“鄙儒”极力攻击的是所谓官商，辩论一开始，他们就提出：盐铁、酒榷、均输不是所谓商业，官商与民争利，所赚取的钱不但不能回到百姓手中，甚至根本不可能进入朝廷国库。官商会找到种种借口把钱搂入自己腰包，最终国困民穷，唯独官商是帝国最富有的人，他们藏钱满室、享尽天下富贵，前院足以放置钟鼓、后院金屋藏娇、家中声色犬马……
在贤良文学眼中，这些官商穷奢极侈，全国淳朴厚重的小农都会模仿他们，百姓相互争耀，为博得一时欢愉甚至会做出卖儿卖女的极端行为。一旦社会形成骄奢淫逸的风气，无论有钱没钱都会一切向钱看，纵然朝廷掌握了山海之利，又如何能够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
反方结论：崇本抑末才能求得国家富庶、政治稳定，要重农，更要抑官商！
第四个辩题就显得颇有深度了：既然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那么，国家富强的基本是古籍中所描绘的制盐与炼铁场景础究竟是国富才能民强，还是民强才能国富？
在这个辩题上，桑弘羊首先把命题深引到“人性本恶”上来讨论。桑弘羊认为，人性充满了丑恶，每个人出生的时候，父母都尽心尽力加以抚养，而儿女长大以后对父母的奉养何其之薄？既然人性本恶，就一定不能让百姓先富起来。因为，百姓卖力种田是为了地主的钱财、为国家做工是害怕遭到国家责罚，何曾看到民众有一丝道德？为了论证自己的命题，桑弘羊抬出了法家的祖先—商鞅：有了商鞅的“弱民强国”之策，秦国才可以斥地千里，最终蒙恬一举击溃犬戎。商鞅主张“利出一孔”，国家财富应该集中于皇帝手中，财富分散于民间就会干弱枝强。再者，国家积蓄了足够的粮食，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如果百姓比国家还富裕，功名利禄就无法打动百姓；如果百姓过于强大，国家刑法就难以制约。但凡能赚大钱的行业，比如铸币冶铁，都在深山之中，不是豪强难以获得这些利润，当年的吴王刘濞就是靠着盐铁铸币之利对抗朝廷。如果将铸币、盐铁之利收于朝廷，无论价格贵贱，百姓都不会产生疑虑，只有这样，一个五尺童子行走在街市之上也没有人敢欺瞒，这才是真正的大同社会。
正方结论：国富与民强，国富必须优于民强。民富就会产生豪强，人的贪心是无止境的，他们聚众闹事，最后社会上就会奸邪之徒众多。
谁是国家？
谁又是百姓？
当然是大司农桑弘羊代表国家，贤良文学代表百姓，桑弘羊不让贤良文学“先富起来”，这些人当然不会答应。
贤良文学提出了四个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问题。
“鄙儒”一问桑公：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商鞅峭法长利，秦人民不聊生，于国于民有何益处？
“鄙儒”二问桑公：盐铁、均输、平准确实为国家积蓄了大量钱财，你可知上府下求之县，县又求之乡，乡安取哉？
“鄙儒”三问桑公：汉文帝在位，国家何曾看重这些浮利，又何曾私藏畜牧，不过有了富裕的居民才有了富强的汉帝国；今天帝国有了盐铁之利，何曾看到一丝国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