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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儒”四问桑公：田地还是那些田地，矿产还是那些矿产，百姓还是那些百姓，怎么可能矿产、土地归朝廷官吏就能多生产百倍之利？
普通人不过是在自己家垒个墙头藏住自己的财富，天下就是皇帝藏住财富的院落，民富则国必强！
最后，“鄙儒”继续对桑弘羊展开人身攻击：桑公终日夸夸其谈，就是你这些歪理在逼迫底层官吏，就是你搞得百姓家中毫无余财、役力老母日夜哭泣、怨女终日叹息……
反方结论：民富国才强，皇帝不能以猜忌、怀疑甚至嫉妒的态度对待自己国民的财富。
盐铁论战的最后，贤良文学把矛头指向了辩论发起者、自己的后台—霍光。“鄙儒”认为霍光只推举自己的关系当官：老爹一旦当了官，儿子就横行街市；老公一旦当了官，所有人都痛恨他老婆飞扬跋扈。这些“鄙儒”给了霍光一个相当到位的总结：无周公之德而有其富，无管仲之功而有其侈。
贤良文学的激烈言辞引起了霍光的注意，盐铁论战被叫停。
盐铁论战发生在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之后八年，为了确定帝国施政方针，御史大夫和贤良文学展开了这场为期半年的“盐铁论战”。为记录这场论战，桓宽写下《盐铁论》，全书共六十篇，思想之深邃丝毫不逊于当代货币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足以批判当代西方经济学奠基之作《就业、货币与利息通论》。
第262章 豪强（）
桓宽没有就任何一个辩题作出判断或者评价，也许他想说的内容都融汇在辩论中了；也许他相信，悠悠千载，洗尽铅华，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也有人说，盐铁论战不可能有如此详细的记录，全书都是作者杜撰，《盐铁论》更类似一本小说。无论是史实还是小说，《盐铁论》都是中国封建王朝经济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滋味，读者当自有公论。通货紧缩是好事吗官家垄断了煮盐、采矿、冶铁、运输、酿酒等几乎所有创新行业，投资土地就是最安全、最保值、最有效的渠道。相对而言，最简单的产业创新都需要一点一滴地积累，吸纳货币也就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土地是高价值资产，吸纳货币的速度、能力都远高于创新产业。
尽管贤良文学已经把桑弘羊驳斥得体无完肤，但是这些在野人士根本没有可能撼动官家豪强。现在，具备掌控官僚集团能力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帝国的实际统治者—皇帝。面对如此沉疴，西汉末年的历代皇帝也一定试图挽救危亡，毕竟，帝国是一家一姓之天下，鱼死网破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汉武帝死后，汉昭帝、汉宣帝一直都在努力。
人们往往认为，封建皇权最黑暗、剥削最残酷的时候，就会激化社会矛盾，引发反抗，最后，这个黑暗的封建王朝就会灭亡。我想告诉大家：封建皇权的灭亡，不可能从最坏开始，更不可能在最坏的时候发生。
恰恰相反，一个王朝的覆灭，往往是从试图逐渐变好开始。
最坏的封建统治者只能播撒仇恨的种子，相对宽松的统治环境才能让种子发芽、开花、结果。比如，在汉武帝刘彻鼎盛时期，别说造反，就算封疆大吏想成为富人也绝无可能。此后，汉武帝末年以及昭、宣两朝，又恰恰是统治者试图变好的时期。尤其是汉宣帝刘询，他甚至宣布自己不再修建陵墓，只在汉武帝陵墓边上选择了一个宫人的陵寝作为墓地。
登基之前，刘询只是一个被废黜的皇族，在这位平民皇帝眼中，豪强因为有钱才能强抢农人土地，农人才变成流民。直觉告诉他，没有货币，就不会有土地兼并。汉宣帝刘询于是想到了一个新的方法：帝国将不再铸造新的货币，任由原有货币在流通中逐渐消亡。
所以，刘询的货币政策非常离谱。
汉宣帝在位二十五年，史书没有一次铸币记录，在他对奏疏的批注中，却不止一次出现类似的话：国家没有货币，豪强也就失去了兼并土地的手段，天下自然太平。
国家不铸钱、民间不准私铸，二十五年间铸币没有丝毫增加。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国家完全停止了货币供应。结果是必然的：物价暴跌，一跌就是二十几年，这就是传说中的通货紧缩。
宣帝元康年间，关东平原的粮价降至“谷石五钱”、每亩土地价格不足三十钱；边远地区的粮价也不过是八钱一石，土地更是降到了二十钱一亩。这是整个西汉历史上最低的粮价和地价，甚至低于辉煌的“文景之治”。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有人将汉宣帝刘询在位时期称为“宣帝中兴”—一个没有金钱的世界，将是一个清平的天下。
我要说，汉宣帝这种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对的。只是，治疗这个病症，实在不应该使用通货紧缩的药方。货币的作用不仅仅代表生产剩余，也代表其他资产。
例如，在没有创新的时代，货币也可以代表土地价值。
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官家垄断了煮盐、采矿、冶铁、运输、酿酒等几乎所有创新行业，投资土地就是最安全、最保值、最有效的渠道。相对而言，最简单的产业创新都需要一点一滴地积累，吸纳货币也就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土地是高价值资产，吸纳货币的速度、能力都远高于创新产业。如果货币不能流向高利润的创新产业，只有依靠土地才能转换为财富（也许是泡沫），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货币投资于土地→土地成为吸纳货币的重要渠道→刺激货币进一步流向土地→土地兼并→货币再投资于土地无疑，在这个循环中谁拥有更多的货币，谁就可以拥有更多的土地。
通货紧缩使得每一个人手中的货币都升值，货币越值钱，农人的境遇就越悲惨。
通货紧缩也进一步强化了官家豪强的货币优势，这些人又非普通货币持有者，他们会连骗带抢地剥夺百姓土地。要知道，土地本不是普通商品，在农耕时代是绝大多数人维持生计的唯一本钱。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本就会产生大规模流民，所以，无论汉宣帝多么节俭，也无论他多么努力，汉宣帝年间都是汉朝流民最多的时期之一。
当然，通货紧缩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小农的赋税负担陡然加重。皇权的经济基础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封建官僚集团，只有小农才能为皇帝提供赖以生存的税赋资源。所以，从刘邦、吕后开始，汉家皇帝从来不承认超过秩级的官僚可以超量占有土地。
不承认官家豪强抢占土地的另一层意思是：郡县户籍是给定的，税收不可能减少；豪强抢占土地，法律却不承认事实，豪强当然也就不用为这些土地缴纳赋税。
问：这些赋税从哪里出？
答：残存的自耕农要替流亡的农人纳税，包括逃亡人口的徭役。
宣帝年间，官府强令小农以货币缴纳赋税，而且只收足值的五铢钱。于是五铢钱经常被凿出几个缺口以盗铸货币，两枚破钱往往才能换得一枚完好的五铢钱。按《盐铁论》的估算，汉昭帝末年农人的赋税就已经高达50％，如果加上宣帝年间的通货紧缩，黎民百姓的赋税应该占所有收入的70％以上。
结果：辛苦劳作，不能保住性命；相反，只要把土地送给豪强，也就逃掉了国家的赋税和徭役。
第263章 王莽（）
货币确实越来越少，反而加速了小农破产。面对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和流民四起，汉宣帝刘询开始以更为残暴的方法剥夺豪强土地，即“迁徙豪强”。
汉宣帝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迁七十万人入平陵，其中就包括两个宰相之家、一个博士之家、一个太守之家；
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再迁三十万人进入平陵，这一次包括当朝丞相、将军、列侯和一批两千石的官吏。
“迁徙豪强”的原意是官家豪强只能带走动产，留下来的土地可以重新分配给小农。
可是，官家豪强本就亦官亦商，他们既是政策的执行者又是政策的剥夺对象，怎么可能自己剥夺自己？本来，流民流窜到人烟稀少的地方还有一丝活路，豪强的到来让边穷地区也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土地兼并，流民终于无处可以流窜。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此时豪强已经与官吏完全合二为一了。尽管汉宣帝非常努力，可是，官家豪强势力不断壮大，皇权和农民却同时衰微。
1978年，河南省唐河县一座西汉末年的古墓重现人间，这座古墓的主人是“大尹冯君孺”。当时，“大尹”不过是一个和郡守平级的官员，年俸在两千石左右。然而，这座墓葬的豪华却让所有考古学家吃了一惊：墓形制仿照诸侯，实际面积又远远超过了文景时期的同姓王，当地人把这个汉墓群叫作“九冢十八塔”。
墓地如此“超标”，在西汉可是灭族之罪，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个“冯君孺”受到了惩罚。此时，封疆大吏已经控制了属地的方方面面，他们甚至开始在自己属地境内修筑城池、修缮甲兵，理由很充分：防范流民作乱。
汉宣帝之后，《汉书》再无迁徙豪强的记录，可能皇室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官僚蛀空了帝国财富，也剥夺了皇帝权柄。
汉哀帝年间，御史大夫鲍宣曾经为末世王朝作了一个精辟的总结：民有“七死七亡”。“七亡”如下：
水旱灾害，百姓破亡；
毫无顾忌的赋税（以货币缴纳），百姓破亡；
所有公务都成为中饱私囊的工具，百姓破亡；
各级官吏贪得无厌，百姓破亡；
徭役使农桑失时，百姓破亡；
最底层的流民也经常把村民赶去干活，百姓破亡；
盗贼劫掠，百姓破亡……
“七亡”之外还有“七死”酷吏殴打死、徭役劳累死、冤狱恶搞死、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