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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大滑头-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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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为能力强,竞争也更为残酷。

    光武、明、章三朝,在残酷的竞争中,一些坞堡衰败了,也有一些则更加强盛。东汉帝国社会财富总量已经远远高出西汉时期,坞堡的经济实力也远远超过了西汉的官家豪强。西汉中期拥有超过万顷土地的大豪强已经非常罕见,东汉中期坞堡却往往占据一两个郡,其财富总额足以令人咋舌。

    《居延汉简》这样记载当时的大坞堡主:他们的房屋连接成片,肥沃的田地遍及郡县,仓库已经装不下他们的奇珍异宝,山谷已经装不下他们的牛羊……

    既然是竞争,就一定会有失败者。换句话说,竞争一定会产生贫富差异。一旦胜负已分,接下来的竞争中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最后产生极度贫富分化。

    汉章帝以后,坞堡之间的竞争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桃源不再是同姓聚居,而多出了许多新人—“部曲”。这些人可能是外姓流民,也可能是竞争中离散的其他坞堡居民。部曲的生活如此悲惨,以至于后世经济史家认为东汉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奴隶制。

    《东观汉记》记述了一个叫“倪萌”的部曲,倪萌的哥哥在一次灾害中死去,倪萌收养了哥哥的儿子;岁末的时候,为供养兄长的遗孤,倪萌自己的儿子反而被饿死了。

    本来,政府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合法地“杀富济贫”,通过剥夺富人调节社会财富分配。东汉朝廷却是这样一个政府—京兆、太尉这样的高级官僚同样要“食麦蔬”。

    所谓“食麦蔬”,说白了就是粮食和野菜掺和着吃—不是为了健康,也不是因为饭局太多怕患高血脂,而是因为真的吃不饱饭。

    封建官僚自己都吃不饱,如何会有能力管理强大的坞堡?

    帝国不能管理自己版图上的坞堡,又如何能对抗异族入侵?

    如果封建官僚势力过弱,就无法抑制自由竞争产生的贫富分化,更无法有效集中资源。如果帝国无法建立有效的统治,一旦面临强大的异族挑战,国家同样会生灵涂炭,甚至被灭族。

    东汉中期,在并不遥远的西部,异族对中原财富觊觎已久……

    汉代,青海地区生活着另一个古老的民族—西羌。与匈奴一样,西羌也是一个游牧民族,自己只能饲养牛羊、马匹,粮食、布匹都要靠汉朝供应。对西羌人来说,能换到粮食、布匹当然好,如果换不到,纵马抢劫更省事。

    西汉年间,汉武帝曾经收服诸羌,并在羌地设置了郡县;汉宣帝、汉元帝先后对西羌发动过三次大的战争,诸羌从此一蹶不振。西汉末年,天下大乱,帝国无暇西顾,西羌由此获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东汉中期,西羌人口数量已经与匈奴鼎盛时期相近。

    东汉举国上下却对此毫无警觉,醉心于发财的坞堡主当然不会关心军事;西汉时期的军马饲养基地也变成了“科研机构”,流传后世的《相马术》就是其代表性成果;甚至皇帝直接统辖的禁军(常备军)也不足万人。更可笑的是,帝国末年禁军居然有很大一部分由宦官兼职组成。

    弱势的政府、弱势的军力、强大的经济,最容易引来外贼窥视。

    汉安帝永初年间,西羌多次侵扰冀县、平襄(今甘肃甘谷、通渭),经常一次就屠杀上万名汉人;多名高官先后罹难,汉中太守郑勤阵亡、凉州刺史皮扬阵亡、征西将军司马钧兵败自杀;最后,西羌甚至一度围攻故都长安。

    战乱之中,人们追求财富的梦想被打破了。甘肃、陕西地区的汉人开始大规模内迁,人们放弃了自己的家园,再一次走上了流浪的道路。

    流民,再一次出现在帝国的版图之上……

    在汉安帝的号召下,吃尽了西羌苦头的坞堡也只能心甘情愿地有人出人、有钱出钱。只不过,坞堡军队没有统一的领导,在战争中当然不会分工合作,更多的情况是,一支坞堡军队遇到敌人,友军龟缩不出,坐看友军失败。加之东汉坞堡派出的士兵都是原来扛锄头的农夫,这些人临时拼凑起来组成军队,单兵作战能力确实远低于西羌,十个步兵也未必能打赢一个西羌骑兵,因此,东汉军队逐渐被各个击破。

    这场战争持续了十四年,东汉帝国全体臣民一共花掉了二百四十亿枚铜钱,差不多相当于西汉帝国二百年间铸造的货币总和。然而旷日持久的战争并未能击溃西羌,也没有保护好内地黎民百姓,反而培养了一批强大的军阀:张焕、皇甫规、段颎等,还包括后来祸乱汉家天下的董卓。

    汉羌战争消耗的社会财富越多,东汉帝国解决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小。汉安帝死后,东汉帝国再没有能力主动对西羌发起攻击,在战争中几乎完全处于守势,西羌之祸愈演愈烈。汉桓帝在位二十一年,西羌四十五次入侵,朝廷甚至未能组织一次有效反击。

    战火蔓延到朔方、云中、雁门、代郡、琢郡、渔阳、辽东等内地诸郡,西羌士兵一度进攻都城洛阳。

    连年征战使得东汉人民无心稼穑,帝国政府既然解决不了西羌入侵,其他社会问题也就随之激化。

    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全国近三分之一的郡县遭受蝗灾,帝国版图内再次出现了数以百万计的流民。这些人光着身子、吃着草根,在饥饿和病痛的折磨下流浪于帝国阡陌之间……

第269章 军阀混战() 
或许汉灵帝认为,帝国已经出现了“三空”(田野空、府库空、朝廷空),既然封建官吏没有实权,卖掉又有何妨?卖官不用盘剥百姓,又能增加国库收入,才是敛财的最佳手段。何乐而不为?江山风雨飘摇之际,一位中国历史上着名的“昏君”—汉灵帝刘宏—登上了舞台。

    汉灵帝之所以臭名昭着,据说是因为卖官。后世史家认为,他在帝国统治行将崩溃之际仍旧卖官敛财,最终导致东汉帝国灭亡。今天的电视剧中也经常有这样的镜头,每当皇帝醉心于享乐的时候,总有忠臣站出来大骂皇帝(一般会义正词严、声色俱厉,甚至声泪俱下):你难道想学汉灵帝刘宏吗?

    其实,卖官不是汉灵帝首创,更不是后无来者,卖官者也不乏所谓“明君”,前有秦国的秦穆公、西汉的汉武帝,后有唐朝的唐玄宗、宋朝的宋神宗,卖官的皇帝数不胜数。只不过,公卿大僚之位居然被拿到市场上叫卖,终究不是什么光彩事。皇帝卖官就像鬼子进村,悄悄买、悄悄卖,声张的不要。

    中国两千年封建王朝,公开颁行诏书卖官的皇帝只有汉灵帝一人而已。非但如此,汉灵帝卖官还大鸣大放,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为官职规定了种种价格折扣,上至公卿,下至县令,几乎无一不卖。

    如此明目张胆地卖官,不仅仅是皇帝丢脸,连官僚的脸也被丢光了。所以,无论史学家还是平民百姓,都认为汉灵帝是一个昏君。汉灵帝,几乎成了灰太狼和懒羊羊的合体。

    真的是这样吗?

    东汉本就是最穷的封建王朝,除去西羌入侵,汉灵帝当政二十二年,全国居然发生了三十一次大地震。

    刘宏,真是穷到了极点。

    按照一般思维,为挽救风雨飘摇的帝国,统治者一定会铸大钱敛财。

    汉灵帝的情况,属于二般。

    汉灵帝确实选择了铸币敛财,只不过,他没有选择铸大钱,反而铸造了足值的五铢钱。中平初年,刘宏重铸五铢钱,汉灵帝五铢背面有四道斜纹,所以汉灵帝五铢也被称为“四出五铢”。从出土文物来看,四出五铢重35克,仅比赤仄五铢轻05克。

    灵帝一朝,先后三次铸币,都是这种四出五铢,始终没有发行虚值货币。

    汉灵帝初年(公元168年),帝国已经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每石粮食价格为万钱,一匹马的价格约为两百万钱,这个数字已经和西汉末年战乱时代不相上下。四出五铢并非虚值货币,在超级通胀中,这点钱对巩固东汉统治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四出五铢刚刚面世,坊间就开始流传,铜钱背后的四道斜纹代表四方邪气冲天,四方必将大乱……

    第一次读这段历史,我非常奇怪,汉灵帝这么做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后来,我明白了,汉灵帝敛财的方法就是卖官。

    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汉灵帝颁布诏书,公开买卖官职,上至公卿,下至县令,所有官职无不需要以钱交换。现任官僚也需要补缴费用,官声卓着者可以打五折、三折。

    比如,刘宏就曾打五折,以五百万钱把司徒的位置卖给了“晋州望族”(晋州坞堡主)崔烈。

    在崔烈的受封典礼上,刘宏突然有点后悔,说:“司徒五百万钱卖给你实在是便宜你了,这应该是一千万钱的价格。”

    事后,崔烈问儿子(崔钧),自己现在位列“三公”,可曾听到外界对此有何议论。

    儿子答:“父亲曾经历任卿、太守之职,无论资历还是官声,您都应该得到三公之位。

    今天,您却通过买官获得司徒的位置,实在让天下人失望。因为,您这个司徒的位置,铜臭味道实在是太重……”

    这句“悔不千万”为刘宏留下了千古骂名,也给封建官爵留下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铜臭。

    或许汉灵帝认为,帝国已经出现了“三空”(田野空、府库空、朝廷空),既然封建官吏没有实权,卖掉又有何妨?卖官不用盘剥百姓,又能增加国库收入,这才是敛财的最佳手段。何乐而不为?

    汉灵帝没有想到的是,虚值货币,皇帝不发,有人替他发!

    买官者本就是坞堡中的军阀,现在,他们终于获得了合法的官职。他们到任之后,第一件事往往就是私铸货币—“铅券”。

    顾名思义,“铅券”就是铅质的货币。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铅券的出生地,史籍对此语焉不详,可能是有一个地方官铸造铅券,之后大家纷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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