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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地球上现在最大的城市。
而且，临淄的人口规模，已经保持在目前这个水平，起码二十年了。
故而，都不需要去学什么经济学，也不需要列什么公式。
只需要知道一个常识在西元前的小农经济下，物流成本，高的超乎想象。
而如今，又没有隋唐大运河，使得临淄可以减少运输成本。
故而，很显然，临淄城的基本生活消费商品，只可能是就近获得的。
但问题是，齐郡或者说齐郡周围的胶东、胶西、淄川、琅琊、北海等郡，有这个能力，供给临淄的消耗吗？
此外，临淄的人民，买得起从这些地方运来的粮食吗？
对此，张越深表疑问。
关中粟米，均价百钱一石，临淄的粟米价格，应该不会低于这个数字。
以百钱一石来计算，一个五口之家，每一个月的基本需求，在六到七石。
这就是六百钱到七百钱的开销。
而汉室一个百石官吏，月俸将将六百钱。
也就是说，起码需要有百石官吏的收入，才可能在临淄生存。
这可能吗？
理智告诉张越，这是不可能的。
至少，小工匠和小商人，是做不到这个收入水平的。
就听着隽不疑深深的吸了一口气，接着说道：“而临淄城中居民，除官吏、军人、贵戚、士大夫及其家眷下人奴仆外，余者尽为工匠、织户！”
“下官曾在临淄城中，住过一个月，所见者，家家户户，织机之声，从早到晚，从不停歇！”
“妇孺老弱，日日夜夜，织布抽丝，刺绣织缎！”
“善织者，五六日可织帛一匹……”
张越听着目光灼灼。
有关汉代都会经济和生产生活的日常情况，在后世，已经不可考了。
只能通过汉代时人的诗赋与策书甚至是官府文书来窥见当时的情况。
而汉代，有一篇诗歌，穿越了千年时光，流传至后世，久经不衰。
那就是《孔雀东南飞》，这虽然是东汉晚期的乐府诗，但因为相距时代不远，小农经济社会变化不大，所以可以从中窥见汉代农村生活与小农经济下的人民生活缩影。
而在这首乐府诗中，有大篇幅描述劳动妇女织布抽丝的生活场景。
所谓‘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
另一篇汉乐府诗《上山采蘼芜》中也有类似描述：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这说明在汉代，妇女进入织造工坊，参与生产，甚至撑起一个家庭的主要经济，已经是很常见的事情了。
而张越在新丰考察时，也不止一次亲眼见到了农村妇女们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将摇摇欲坠的家庭撑了起来的情况。
她们用巧慧的双手，种植桑麻，养鸡养鸭，带着孩子，采集秸秆干草。
甚至有家庭，就是靠着妇女，而非很多人以为的男人而过上了温饱生活。
毕竟，在小农经济下，主要劳动力的男性，一般只能耕地，照顾庄稼。
而土地产出有限，通常仅仅够吃。
而赋税和徭役贱更钱，以及其他家庭的日常开支所需要的钱财，一般只能依靠妇孺。
只是想不到，在临淄这样的大都会里，情况也是如此。
“那临淄的丈夫们呢？”张越轻声问道：“妇孺既然日日织造，丈夫每日所做何事？”
隽不疑闻言，低下头，叹了口气，羞耻的道：“以吾所观，临淄丈夫，日夜博戏，游走于市井闾里，背弓持剑，与游侠为伍！”
“而稍年长者，则与商贾为工，或为之营做种种事物，或随之奔走大江南北，或为之爪牙帮凶，残害街坊闾里！”
“临淄城之中，近乎无有人不欠子钱！”
“百姓无论是背弓持剑，行走于闾里，还是与事商贾，仰或者其妻子父母，日夜辛勤劳作，织布抽丝，也不可能还清其所欠子钱！”
“常常旧债未尝，新债又积！”
“唯一能摆脱厄运的，唯有生下一个善歌舞的女儿，为富商买去……”
隽不疑抬头，看着张越，叹道：“总之，临淄城百万之众，无有一人从事耕作，人人皆仰赖南北商品所活，人人皆为子钱商贾所控制！”
张越听着，也是差不多明白了临淄城的现状。
阶级固化！
在临淄的底层，每一个家庭，都已经被子钱的利息所绑住了手脚。
除非发生奇迹，否则，不可能有人能挣脱出来。
而隽不疑说完这一切，整个人都感觉有些虚脱和乏力。
临淄城的现状，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刃，深深的刺痛了每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人的心肺。
特别是他这样的法家官吏，简直是感觉痛彻心扉！
一个被商贾和子钱商人控制的城市，一个人口百万的超级城市。
那里充满黑暗和肮脏，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无数人间惨剧。
每一次去临淄，都让隽不疑对自己的所学，更加坚信！
商君是对的！
商贾，就是万恶之源！
要重回三代之治，要让人民安居乐业，要令天下公平公正，只有杀光商贾，禁绝一切投机居奇之事！
第六百四十六节 灵感（）
张越却是没有半分忧患意识。
他甚至感觉到了欢欣鼓舞！
毋庸置疑，临淄是一个宝藏，埋藏着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充沛而勤劳的劳动资源。
特别是，临淄城的人民，已经适应了工坊生活，适应了手工业的环境！
这很关键啊！
为什么后世，三哥虽然天天喊着要赶中超美，但却只能望着中修和米帝的背影望而兴叹？
是他资源不够多吗？
是他人口不够多吗？
是他的领土不够多吗？
是他没有人才吗？
都不是！
归根结底，三哥之所以永远将要赶中超美。
关键原因，不在这些物质基础，而在精神基础。
他没有足够的，能够适应现代工业生产的技术人口。
他的社会制度和传统，也束缚和压制着他的人民，向合格的工业人口转变。
而没有足够的合格的可以参与现代工业生产生活的人口。
说什么都是扯淡。
毕竟，你无法指望一些不守规则，没有集体合作意识，没有太多文化，无法操作那些现代化工业机械的工人，帮你建设一个底特律或者深圳、东莞。
而对现在的张越来说，他未来的计划，最大的短板就是，没有足够多的工业人口。
汉室人民，勤劳勇敢而智慧。
但多数人民，从小生活在小农经济环境下。
一辈子所学所知的事情，不过是耕地种地而已。
妇女们倒是善于织造，也极有创造力。
但你怎么说服她们的家人和丈夫，让这些妇女进入你的工坊工作呢？
汉家虽然民风开放，但终究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封建社会。
瓜田李下，终究很难说清楚对错。
而临淄人民则不然，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他们是未来，最好的纺织工人。
一个人口几近百万的超级城市里，起码有三十万以上的善于织造的女性。
这是无比宝贵的财富！
除此之外，那些在临淄城的商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男性，也可以从事种种工坊工作。
他们应该，都掌握了一定的木匠、泥瓦匠甚至是铁匠技能。
善于使用和学习各种工匠工具、技术。
要是能想个办法，从临淄那边搞个十几二十万合格的手工业人口迁徙到新丰……
张越只是想着这个前景，就忍不住的流下了哈喇子！
但……
当他回过头来时，却看到在坐的众人，都是神色严肃，表情肃穆，也连忙收敛心神，表现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
没办法！
在如今的汉室天下，仇商的气氛，非常浓烈！
无论是今文学派，还是古文学派，不管是极左的公羊学派还是极右的左传，乃至于中间派的易经诸派，对于商人，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好感。
而统治阶级内部，对于商贾的存在，只能用‘仇寇’两个字来形容。
对商人的态度，无论朝野，都早有共识去死吧，辣鸡！
其实，儒家在战国时代，并不怎么仇恨商人。
甚至，在早期的孔子时代，儒家对商人的态度还是不错的。
端木赐就是大商人，但一点也不妨碍他成为孔子的弟子，而且在孔门地位不低。
子夏先生在河东讲学的时候，白圭也曾在其门下听讲，也没有见子夏先生不许白圭旁听。
孟子周游天下的时候，也没有怎么去歧视商人。
真正对商人喊打喊杀的是法家。
从商君开始，法家的政治家就将商人视为国家不稳定的因素与社会混乱的源头、法治败坏的罪魁祸首。
秦始皇勒石琅琊，其上就有着‘上农除末’的字句。
上农除末！
除的是谁？
当然是商贾！
在整个秦的统治时期，商人的地位与命运，跌入低谷！
而到了汉季，对商人的歧视，也不比秦代轻。
高帝刘邦，甚至曾下达过让天下商人几乎绝迹的法令。
他命令，所有的商人，必须列市贾肆，以五人一组接受官府的监督和管制。
一人卖假、居奇，五人连坐。
很显然，这种严厉的打压政策，马上就引发了西元前的经济危机。
没有了商人，商品贸易就陷入停滞。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轮番上演。
不过几个月，就把关中米价炒到了三千钱一石。
所以呢，这个政策随即就废弃了。
吕后以后，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