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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复职以前，我就十分轻易地接受海军部关于就多大程度已能战胜潜艇的看法。虽然在最初许多次对潜艇的遭遇战中，已经证明了〃潜艇探测器〃的技术效能，但我们反潜艇的办法，毕竟十分有限，因而不能防止我们遭受严重的损失。我当时曾发表意见说：〃在外海，对潜艇应当可以控制，而在地中海，则绝对可以控制。今后不免会遭到损失，但它绝不会影响到形势的演变。〃这种意见不是不正确的。在潜艇战的第一年中，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事件。大西洋之战还有待于1941和1942年。
正如战前海军部流行的见解那样，我也没有充分估计到空袭对于英国战舰可能造成的危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英国战舰的阻挠作用。在战争爆发前几个月中，我曾经写道：
〃按照我很谦虚的看法（因为这些问题很难判断），英国的战舰，按其现有的武装装备和保护来说，空袭将不能阻止它们充分发挥优势的海上力量。〃然而，空袭的阻挠作用，虽然过分夸张，但不久便对我们舰队的行动，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空袭几乎立即证明它是可怕的威胁，尤其是在地中海方面。几乎全无空防的马尔他岛，成为一个无法立即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在第一年中，没有任何英国主力舰由于空袭而被击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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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日本方面有什么敌对行动或企图。日本最关切的，当然是美国。在我看来，美国人自己这时即便尚未卷入战争的漩涡，但要他们消极地坐视日本全面侵占欧洲国家在远东的全部权益，似乎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形下，日本变为敌国，尽管会给我们带来许多苦恼，但如果因此而使美国参加战争，并且可能的话，也许只对日本一国作战，则两者比较，对我们来说，所得多于所失。无论如何，不论远东方面发生任何危险，我们绝不可因而转移对欧洲主要目标的关注。我们无法保护我们在黄海的利益和财产，以防止日本的袭击。如果日本参战，我们所能保卫的最远一点，将为新加坡要塞。新加坡必须加以固守，直到地中海得到安全保障和意大利舰队被肃清为止。
如果新加坡要塞有充分的驻军并储备着至少能维持六个月的粮食和弹药，则在战争爆发时，我并不害怕日本将派遣一支舰队和陆军，前往征服新加坡。新加坡远离日本，正如索斯安普敦远离纽约一样。日本如果想要在新加坡登陆并展开围攻，就得派遣它的舰队的主力，护卫装载至少六万人的运输舰，经过三千哩的海程；但是，日本的海上交通线，一旦遭到切断，这种围攻必将以惨败而告终。但只要日本占领了印度支那和暹罗，并在越过暹罗湾仅三百哩的地方建立了强大的陆军和实力非常雄厚的空军以后，上述看法，当然不能再适用了。不过，这些情形是在一年半以后才发生的。
只要英国海军没有战败而且我们防守住新加坡，日本要进攻澳大利亚或新西兰，一般认为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给澳大利亚一个可靠的保证，保护他们不受到侵略的危险，但我们必须按照我们自己的方针，按照战争的先后次序，采取这种行动。看来，日本一旦成为敌国，在它踌躇满志地控制了黄海以后，不大可能从海上派遣一支长征部队去征服澳大利亚并实行殖民政策。日本在很长的时期内，必须保持一支庞大而又装备精良的军队，才能使澳大利亚部队有所畏惧。这种计划，必然要使日本的舰队轻率地转移力量，在澳大利亚陷于长期的涣散的战斗中。不论什么时候，只要在地中海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就可以抽调出极其强大的海军部队，来切断侵略者和他们的根据地之间的联络。而在美国方面，它可以轻而易举地告诉日本，如果日本把舰队和运输舰开往赤道线以南，它将认为这是一种战争的行为。美国很可能有意发表这种声明；关于这种非常遥远的可能事变，我们现在不妨试探一下他们的意见。
关于截至1939年9月3日晚为止，英国和德国舰队的实力，包括已经建成和正在建造的舰只，以及根据同样基础的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的舰队实力，在本书附录（6）中已分别列出。我深信（有记录为证）在世界大战的第一年内，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它们的本土方面，不会发生任何危险，而到了第一年结束时，我们可以希望海洋方面的敌人已被肃清。
这些想法，作为对第一年海战的预测而言，证明是准确的。我将在本书适当的场合，再行详述1941和1942年远东方面发生的重大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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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泰晤士报》为首的报纸舆论，赞成由不负专部责任的阁员五人或六人组成一个战时内阁的原则。据称，只有这样，对于作战政策，特别是政策较大的方面，才能采取一个广泛而协调的意见。简言之，〃五个人只管指挥战争，而不管其他事务〃这种作法被认为最合乎理想，然而这种办法，实际上也有许多缺陷。若干处于超然地位的政治家，不管名义上的威权多么高，但在与同他们有密切关系的重要部门的主管大臣打交道时，往往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就海陆空军三个部门来说，情形尤其如此，战时内阁的成员，对于每天进行的事务，不能负直接的责任。他们可以采取重要的决定，他们可以事先提出一般性的意见，或事后提出批评。但举例来说，他们却无法和海陆空三部大臣分庭抗礼，因为后者熟悉问题的各种细节，有专业同僚的协助，并负行动的责任。战时内阁的阁员，如果团结一致，可以决定一切，但在他们中间，意见往往不能统一。他们无休无止地进行讨论和争辩，而与此同时，战争却一泻千里地向前发展。战时内阁阁员本人对于掌握了全部事实与数字的负责大臣，当然自愧不如，不敢予以非难。他们对于那些具体负责执行与指挥的大臣，不忍再增加其负担，因此，他们就越来越成为理论上的督导者和评论者；每天阅读大量的文件资料，却不知如何使用他们的知识，促使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不致造成更多的麻烦。在各部之间发生纠纷时，他们往往只能加以仲裁，或求得妥协。
由于这些原因，负责外交和作战部门的大臣，应该成为这个最高机构的组织成员。通常在〃五巨头〃中，至少有某些人并不是因为对于作战有特殊的知识和才能，而是由于他们政治上的势力才入选的。因此，战时内阁的人数，开始增加到远超出原来设想的限度。当然如果首相自己兼任国防大臣，人数可以大为缩减。就我个人而言，在我主持国政时，我不喜欢在我左右有不负责专部的阁员。我宁愿和负责专部的大臣而不愿和顾问打交道。每个人每天都应该认真地工作，负责某种确切的任务，然后才不致无事生非，或哗众取宠。
张伯伦先生原来关于战时内阁的计划，迫于形势的压力，几乎不得不立即扩大，把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掌玺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国防协调大臣查特菲尔德勋爵、不管部大臣汉基勋爵包括在内。除上述人员外，还增加了海陆空三部的首脑，我是其中之一，还有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先生和空军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此外，殖民地事务大臣艾登先生和内政大臣兼国内安全大臣约翰·安德森爵士虽非战时内阁的正式阁员，也必须经常出席。这样，总数为十一人。关于负责作战的三个部的大臣加入战时内阁的决定，大大地影响了查特菲尔德勋爵作为国防协调大臣的权威。他本于惯有的善良本性，接受了这个职位。
除我以外的所有其他阁员，在最近许多年来不是主管我们国家的政务，就是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外交与战争局面有所关联。艾登先生在1938年2月曾因外交政策而辞职，而我十一年以来始终不曾担任公职。因此对于过去的事情，以及现在显然可见的缺乏准备的情况，不负任何责任；相反地，在过去六七年中，我不断地预言祸害即将临头，现在果然大部分不幸而言中了。因此，虽然现在我掌握了海军的强大的机构，而在现阶段中，唯一负实际作战责任的，也就是海军，但我并不感到自己有什么不利的地方；而且即使我有什么不利的地方，也必然会由于首相及其他同僚的善意和忠诚的支持而消除。我和所有这些阁员都很熟悉。我们大部分都曾在鲍德温先生主持内阁期间同事过五年，而且在议会生活中变化无常的局面下，我们当然保持经常的接触，有时关系融洽，有时则又发生争执。然而，约翰·西蒙爵士和我则代表老一代的政治家。在任何其他阁员担任公职以前，我在英国历届政府中任职，断断续续的已有十五年的历史了，而西蒙爵士也有差不多长的经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紧张时期内，我曾担任过海军大臣和军需大臣。就年龄来说，虽然首相比我年长几岁，但我几乎是唯一的老一辈的人物。在局势危急时，人们的普遍心理当然是要求年轻人的活力和新的观念，而老一辈人物当权，难免会引起指责。因此，我觉得我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以便同现在当权的一代，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年轻而有巨大才能的新人一同工作，而不致相形落伍。在这方面，我依靠自己的知识以及一切可能的热情和智力。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起见，我又使用1914年和1915年我在海军部期间被迫采用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在我看来，这种方式大大地增加了我日常处理工作的能力。我在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