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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从每个在梦实验室里花费一个夜晚的志愿者那里获得的资料，从1964年到1969年间的一系列实验中产生了62夜的资料供分析。这些资料显示，在那天夜晚选择的艺术图形和那天夜里接收者的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性。而当那个地区没有雷电，太阳黑子活动处于低潮时（即当地球的地磁场相对不受干扰时），其相关性就更显著。那么，在适当的条件下一个人真能把意象直接地发送到另一个人的心灵中去吗？
一个不同类型的实验研究了被试者新大脑皮层的左右两半球之间的协调程度。在正常的意识中两半球（语言定位的、线性思维的、推理的“左半脑”和完形感知的、直觉的“右半脑”）显示出不协调，在EEG中显示出随机的分散波形。当被试者进入意识沉思状态时，这些波形就变得同步，在深沉思中两半球几乎进入完全相同的波形。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深沉思时不仅同一个被试者的左右半脑，而且不同的被试者的左右两半脑也显示出相同的波形。在意大利进行的多达12个被试者的实验同时显示出整个小组脑波形的惊人同步性。
能够达到脑同步的人数规模没有给定的极限，在印度进行广泛工作的意大利实验者N·蒙特可科（Nita…mo Montecuco）就曾描述过由许多人同时沉思而产生出巨大的“佛场”（Buddha…fields）。真的如同单个的人能够自发地影响另一个人的脑和心灵，许多一起沉思的人也能产生出某种集体意识吗？
医药行业是人际间联系和通讯相关形式的场所。人们已经知道远距离诊断，敏感的诊断者只要有病人的几
（A）一个普通人在通常的意识状态下的EEG波形图。左右半脑没有显示出明显的相关性（同步值7。6％），没有特别的谐波波形。（波形包含θ、α、β和δ波形，根据每秒0～30个波的已知频率区域给出。）
（B）一个处于沉思状态的实际的正常人的脑波形图。左右两半脑的EEG波形图具有显著的谐波因素，而且它们高度同步（同步值为99。8％）。
（C）两个一起沉思但没有进行相互感情联系的被试者的EEG波形图。每个被试者的左右两半脑（图像左右两边）对两个被试者来说是准相同的（两人之间的同步值超过90％）。
（D）在沉思（分享同一的感情）中的12个人具有几乎完全同步的EEG波形图，平均同步值是81。2％。
个基本特征、姓名、性别和出生日期就足够了。即使没有经过医学训练，他们也能令人惊异地精确诊断出病人得了什么病。
远距离诊断现在已比较普遍。美国神经外科医生N·谢利（Norman Shealy）在他的《创造健康》这本书中提出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证据。他坐在密苏里办公室里用电话把病人的姓名和出生日期告诉了住在遥远的新罕布什尔州的敏感的诊断者C·米斯（CarolynMyss），在那里她给他提供诊断。谢利医生说，在前100次的诊断中她的正确诊断率是93％。那么，一个人能在千里之外“看透”另一个人，并能告诉人们他（或她）得了什么病吗？
人际间通讯的更进一步的类型涉及到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实际身体效应的传递，这种传递现在被称为“远距离身体”（telesomatic）：它们由生理学变化组成，这种变化由另一个人的心理过程在作为目标的人身上触发。在这里，相隔的距离远近只有很少的影响或没有什么影响。
传统上远距离身体效应是由有特殊能力的天生的治病者产生的，这些天生的治病者“发送”他们称之为微妙的能量形式的东西到他们的病人那里。由于大都作为趣闻轶事，所以这样的效应并没有被医学共同体所接受。然而，他们最近注意到，在实验室实验中许多被试者和相关的测试提供了有关这些结果的大量可靠资料。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心灵科学基金会的W·伯拉德（William Braud）和 M·斯切里茨（Marilyn Schlitz）已经在严格的控制下进行了数百次“远距离身体”实验，检验发送者的心理意象对接收者的生理的影响。
伯拉德和斯切里茨声称已经证实：一个人的心理意象可以“越过”空间引起远距离外的另一个人的生理变化棗这种影响与某个人自身的心理意象对他自身生理变化的影响相似。他们的实验显示，试图影响自身生理功能的人比试图通过远距离影响其他人的生理功能的人只是显得效果稍微明显一点。在涉及许多人的好几个实例中，远距离影响和自我影响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由第二个人产生的“远距离身体”影响证明几乎与由同一个人所产生的身心关系的自我影响同样有效。
令人好奇的是，远距离身体效应也可以以人类学家所称的“交感魔术”的形式传递。男巫师和其他进行这种魔术的人在他们选定作为目标的人身上施魔法，但作为目标的人只是用肖像（就好像一个洋娃娃）来代替，在许多地方的土著人中这种活动很普遍。如美洲印第安人的仪式就利用这种活动。在他的著名著作《金枝》中， J·弗雷泽（James Frazer）爵士指出，在土著印第安人中这种活动包括，在沙地上、灰上或粘土上画一个人的像，然后拿尖棍子戳它或用其他形式伤害它。据说这样一来，与之对应的伤害就会降临到那幅画所代表的人身上。实验灵学家D·雷丁（Deam Radin）和内华达大学的同事们决定在受到控制的实验室条件下检验这种效应。
在实验中，被试者根据他们自己的像做一个小洋娃娃，与洋娃娃一起还包括各种小物品，如能够“代表”他们的相片、珠宝、自传和具有个人意义的象征物等。他们也提供一张表格，列出使他们感到欣慰、平静和舒服的东西。这些信息被参加活动的实验者利用（实验者被称为“医治者”，因为这一效应是有利于而不是有害于被试者）以产生同“病人”的情感联结，而“病人”则用导线连着以监视他（或她）自主的神经系统活动、心率和血脉动量。医治者就在附近建筑物里面的有声音和电磁屏蔽的房间里，他把那个洋娃娃和其他小物品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并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们上面以随机顺序发送“滋养”（实际是治疗）和休整的信息给被试者。
一个典型的实验期由每次60s的5个滋养和5个休整期组成，紧接着是11s的间歇。它显示出，“病人”的神经系统活动和他们的心率在“滋养活动”期间明显地与休整期间不同；而血脉动量在60s的滋养期中间非常明显地持续了几秒钟。心率和血流动显示出一种“放松的响应”棗因为医治者正试图通过洋娃娃“滋养” 被试者并使之有感觉。看起来，这对病人具有“远距离信息”的效果。
雷丁和他的同事们下结论说，医治者的局域活动和思想模仿远方的病人几乎就好像医治者和病人靠在一起一样。这就证实了这样的发现：远距离身体效应和身心一体现象非常相同，尽管距离不同。
自发的（与有倾向性的相对）远距离身体效应在一大组群的人中也被发现。根据印度的传统观念，当许多人进行共同的沉思时，未沉思者也会受到影响。1974年 M·马赫西（Maharish Mahesh）瑜珈师傅接受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只要有1％的人按规则地沉思，它的效应将影响到其余99％的人。 G·兰德瑞（Garland Lan…drith）和D·O·约翰逊（DavidOrmerJohnson）的实验显示，“马赫西效应”从统计学角度看是明显的。看来，在公众中沉思者的人数与公众的犯罪率，交通死亡事故，由于酗酒而导致死亡的人数甚至与污染程度之间并不仅仅有随机的关联。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前教授，心脏学家R·培德（Randolph Byrd）进行了目的在于检测另一种形式的远距离身体效应的实验，他用祈祷而不用沉思。他在10个月的有计算机辅助的研究中，把注意力集中在旧金山总医院冠心病治疗所中的治病史上。培德组成了一个由普通人构成的实验者小组，这些普通人的唯一共同特点是习惯于有规则地在周围农村天主教和清教的聚会上作祈祷。这些被选出的人被要求为一组192个病人的康复祈祷；另一组210个病人在实验中没有人为他们祈祷，这些人组成控制组。在实验中运用了严格的标准：挑选是随机的，实验在互不相知的情况下进行，无论是病人还是护士和医生都不知道哪个病人属于哪个组。
实验者被告知病人的名字，关于病人心脏状况的一些信息，并被要求为这些病人祈祷；但不告诉有关病人的其他任何事。因为每个实验者可以为几个病人祈祷，所以每个病人有5～7个人为其祈祷。从统计学角度看，结果是很明显的：有人为之祈祷的那一组，需要抗生素的人数是控制组
养，而在控制组中有12人需要气管保养，而且有人为之祈祷的那一组中几乎无人死亡（尽管从统计学上看这一结果并不明显）。为之祈祷的人无论距病人远或近，祈祷的方式无论怎样，看来都无关紧要。仅仅是祈祷者的注意力集中程度和重复祈祷的次数这些事实会产生不同效果。毫不夸张地说，到目前为止这种实验已经进行过几百次，它们产生了另一个复杂的大难题：一组人的集体集中的意识能影响其他人的身体状况吗？而且甚至能影响其他许多人的身体状况吗？
5 文化现象中的谜
自发的文化链的证据来自于历史。在历史的各个不同时期不同文化创造了明显类似的成就，即使这些不同的文化相互之间没有通常的通讯，甚至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首先，处在非常不同区域的文化创造出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一大批非常类似的工具。例如，手斧是石器时代的广泛工具，它是一种典型的杏仁状或梨形的两边打制得对称的简单工具。在欧洲，这种斧子是燧石制成的；在中东，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