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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府县的衙门此时的混乱，就是朱敬伦最好的机会，不乱，反而没机会。
朱敬伦立刻以八旗将军的名义，再次给那几个已经将税银交给了耆龄的县令发去钧令，让他们来广州商讨政务，结果没人敢来，就是让他们不敢来，耆龄造反的公告，已经发到了各府县，他们恐怕是担心跟耆龄的合作被清算，在很多府县眼中，现在依然认为朱敬伦有造反的嫌疑，或者认定朱敬伦造反了，他们怎么敢来？
不来正好，果然就是耆龄党羽，朱敬伦立刻面见穆克德讷，说明了情况，已经忽悠住了这个将军，当然不可能只是用他的大印盖盖章，而是真正要让他动手的，要让他成为自己掌控广东的刀子。
“这几个府县果然是耆龄余党，抗命不遵，尤其是这新会县令，竟敢言既是广州将军所命，即请将军亲至！”
新会县令聂尔康脾气相当倔强，朱敬伦已经见识过了，他用广州将军的名义，给新会县发去的钧令，让聂尔康递解钱粮他不同意，让他来广州他也不同意，还说既然是广州将军的命令，就让将军亲自来跟他说。
显然聂尔康根本怀疑穆克德讷被朱敬伦绑架，他根本不信服广州发来的任何命令，恐怕很多府县都是这个态度。
穆克德讷哼道：“好不识抬举！”
朱敬伦叹息一声：“那就有劳将军大人亲自去一趟了。”
穆克德讷一愣：“我去新会？”
朱敬伦点点头：“这新会县令必是耆龄余党，既然不服将军钧令，将军大人岂能置之不理。烦劳大人亲往，带兵擒拿此贼！”
穆克德讷是不太愿意的，他老早就不带兵了，远离战争第一线，打英法联军他没出力，镇压广西的叛乱他依然不出力，其实这是整个晚清的弊病，正印将军中能带兵的太少了，反倒是一群有担当的文官站出来带兵，比如肇庆知府史朴看到紧邻肇庆的广西梧州失陷，不但积极支援，最后还主动向广东巡抚请命，“请罢府，专剿事，师或不克，敢执其咎”，请求暂时罢他的知府，专门让他去剿匪，如果不成功敢认罪。
史朴扑灭了梧州到罗定州一带的乱匪之后，前年调任韶州知府。
但朱敬伦非要他去，穆克德讷也没办法，只能带着五十个八旗亲卫，在朱敬伦五百士兵的保护下，称作火轮船赶往新会。
当聂尔康看到穆克德讷真的亲自来的时候，都傻了，他以为穆克德讷被朱敬伦软禁了，一切命令都是朱敬伦发的，谁想到穆克德讷竟然亲自到了。
将穆克德讷迎到自己的县衙，支走旁人之后，聂尔康还小心的问穆克德讷是否是被逼，穆克德讷当即喝斥，让他立刻将钱粮递解到广州，聂尔康不从，穆克德讷立刻让兵丁将聂尔康捉拿，押解到广州去了。
而新会县政，则按照朱敬伦的建议，请出当地官身罗天池暂时署理，其他县吏皆不动，稳住了新会县。
罗天池是做过道台的人，做一个小小的县令当然不在话下，只是本县人在本县做官，跟清朝异地为官的祖制不符，但朱敬伦坚持说只是暂代，穆克德讷也不想参合政事，抓了人立马就撤退了，后面的事情都是朱敬伦派来的人安排的，他只是给撑一个场面。
穆克德讷不知道的是，因为当初平息土客械斗，朱敬伦跟新会当地的缙绅阶层有一些交往，这个罗天池就是其一，而且关系还不错，大概是罗天池比较认可朱敬伦，后来还帮助朱敬伦让一个美国人罗伯特入了他家的宗祠。
洋人拜入中国宗族祠堂，这并不是朱敬伦发明的，这种事在中国早就有了先例，比如巴夏礼的姐夫，传教士郭实腊，为了传教方便，早在1831年就入籍福健同安的郭姓宗祠，得名郭实腊。现在在******李鸿章组建洋枪队的美国人华尔，也在李鸿章的安排下入了籍，还娶了富商杨坊家的小姐，听说夫妻感情身后，华尔后来被太平军打死，妻子还给他守节终生。
不过这样的例子还比较少，罗天池让美国人入籍罗家，还是有一定的风险，而且会让人非议的。但在朱敬伦的苦心劝说下，他同意了，因为朱敬伦告诉他，让美国人开荒山，能让几万人有生计，在几万人生计的压力下，罗天池表示愿意让自家承受一些闲言碎语，正大光明的让罗伯特拜了他家祖宗，成了罗家人。
因为这样的关系，朱敬伦觉得，这个罗天池应该可靠，反正只要他出山做这个县令，其实就已经绑在了朱敬伦的船上，等将来事态明晰，清廷发兵镇压朱敬伦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只能跟朱敬伦共命运，因为朱敬伦一旦失败，清廷是不会放过他们的。
只是请这些乡绅出来做官，朱敬伦也是实属无奈，作为一个反叛旧政权的人，他手里的资源实在是太有限了。真的让官僚集团选择，他们不可能选择朱敬伦，就像聂尔康这样的人物，其实朱敬伦是很欣赏他的，但越是有作为的官员，越不愿意跟反叛者合作，朱敬伦又不愿意用那些阿谀奉承的投机分子，所以只能请这些在当地富有名望的乡绅出来临时主政，希望可以尽快的安定地方。
当然相信罗天池是一方面，朱敬伦可不敢肯定，一旦罗天池认定朱敬伦是叛逆的时候，会不会站起来反对自己，所以在新会驻扎军队是很有必要的，在这里放了一百多个新安军士兵，并且嘱咐他们可以在临近的鹤山等土客械斗的区域，招募一些乡勇，数额为一千，每月月饷二两，用军队控制地方，这才是最可靠的。
一边派人去控制了新会县，一边将新会知县押解到了广州，并且马上明正典刑，以耆龄同谋的罪名，定为谋反，直接绞刑，新旧政权的交替，总是免不了要流血的，聂尔康的血很快就震慑住了地方势力，各个府县马上发来呈文，表示马上就递解税银到广州来。
地方势力的妥协，让朱敬伦行事就方便多了，虽然朱敬伦缺钱，但这时候要他们的税银依然只是一个借口，目的是让他们屈服，这些人屈服了，朱敬伦立马以广州将军的名义，向各个自己认为重要的县城派兵。
广东公分六道管辖，广肇罗道，惠潮嘉道，南韶连道，雷阳道，琼崖道，廉钦道，其中最重要的也就是广肇罗道、惠潮嘉道和南韶连道，这三个道，广肇罗道下辖广州府、肇庆府和罗定州三地，经济实力占据了广东半数之多，惠潮嘉道主要是山区，重要意义在于跟福健和江西接壤，南韶连道同样如此，跟江西和湖南接壤，交通上的意义更加重大。
于是朱敬伦立马往潮州派兵一千，兵员是客家人组成的五坑军，潮州府属于惠潮嘉道治所，这里的客家人数量众多，鹤山等地的客家人过去都是冲潮惠地区迁过去的，很多宗族关系都还存在，利用五坑军，更容易得到当地地方势力的支持，至少是不反对。
但是南韶连道暂时就没法派兵了，南韶连道总兵张千山聚众数万，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地盘，朱敬伦暂时还不想跟他兵戎相向，他要的是尽快稳定地方，实际上掌控广东全省，让整个省的力量为自己所用。
而且南韶连道的地方官员很不好对付，南雄州知州华庭杰干练有为，韶州知府史朴是出了名的死硬分子，俩人这次不但不将税银解赴广州，而且打开官库，招募乡勇，已经跟张千山打了起来，朱敬伦就更没兴趣去趟浑水了，趁机将其他合作的州县控制住是要紧，尤其是经济意义重大的广州府更是重中之重，是一定要控制在手里的。
但是广州府最重要的两个县，南海县和番禺县的县令都不肯合作。（。）
第二百九十七节 控制广东（2）（）
尤其是番禺信任知县周士俊，去年才刚刚上任，但是官声还是相当不错的。
此人是咸丰三年（1853年）甘肃籍进士，中进士之后调来了广东长乐县做县令，长乐县隶属嘉应州，也就是后世的梅州，是一个客家人聚集的地方，长乐县属于山区，但出产茶叶，当地人跟往来客商常常因为利益而发生械斗。
周士俊到任后，经明察暗访，采取果断措施，将带头闹事的人全部逮捕法办，依法惩治了祸首，平息了事态。应该说嘉应州这里也是械斗高发区，能制止住械斗，这个周士俊不管能力如何，起码是一个敢做事的，这一点比鹤山等地的县令都强得多。
英法联军撤走后，番禺县令李福泰不久因功升官到了广西，周士俊就接替做了番禺县令。
周士俊这种出身西北内陆地区的官员，往往有一种西北黄土地上的厚重，但同时也具有内陆地区人的保守性。
周士俊中进士做官后，赴任前专门去向他的老师辞行，老师一见周士俊，要行跪礼，周士俊一把扶住，将老师扶坐到椅子上，自己则仍像学生时那样垂手端立，恳请老师指点。
老师说：“你现在做大官了，但要牢记两句话，这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周士俊恭敬地点头称是。
这种官员，是真的在恪守孔孟之道，也许也敛财，也收一些银子，但根子上有一种保守的正直。
这种正直，让周士俊在番禺也赢得了声誉，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他敢跟洋人斗。
北京条约换约之后，洋人再次来到了广州，中国文官骨子里有种文弱心态，欺软怕硬，洋人展现了他们的实力，官员就不敢招惹了，因此再次来到广州的洋人，地位十分超然，有事情找官府，没有不应的。
洋人自己都没发现自己的价值，但是总有一部分奸猾的老百姓能发现，有人发现找洋人说话好使之后，遇到官司，就找洋人出头帮自己给官府施压，每每能打赢官司。理屈的一方只要向“洋吏”送礼，托他们走中国官员的“后门”，官司就能转败为胜。这一方面是中国法律制度的悲哀，一方面则不断的积压民怨。
周士俊到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