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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敬伦高兴不起来，他觉得他要失去了一个人才了。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中国还没有失去这个人，他将在广东继续他的事业，朱敬伦失去的，只是对一个人才的额控制，只是不能让这个人才在他的工厂里工作了。而一个容易被控制，一个肯兢兢业业把某项工作做一辈子的人，反而很难成为诺贝尔这样的人。
收起略微失落的心情，他现在最要紧的，是将诺贝尔的那些同事，那一百个老技术人员留住。这些人在这里生活了三年，工作了三年，他们了解中国人，对朱敬伦来说，这三年是巨大的时间成本，在浪费三年时间培育一批技术人员对本地的认识，他承担不起这个成本。
兵工厂的负责人是威廉，他是第一批就到广东的顾问之一，他是一个机械师，现在朱敬伦已经知道，他在瑞典的国家兵工厂中有长达二十年的工作经验，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说他是有执照的机械师也不算说谎，因为他确实有执照。
这是一个算不上特别优秀，但是中规中矩，尤其是能够严格执行程序的古板的人，但也正是这种人能够生产出最好的产品来，朱敬伦的兵工厂生产的大炮和步枪，至少在质量上来讲，跟英国货是没什么区别的。
对此朱敬伦相当满意，他生怕后世国企那种粗制滥造的情况发生，李鸿章建造的金陵机器局中生产的武器，李鸿章的淮军都不愿意装备，朱敬伦可不想看到这种事在自己的兵工厂发生。
所以任何方法只要能留住这些人，朱敬伦都愿意，直到中国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彻底成长起来，甚至要让他们的管理思想和工作习惯形成企业文化后，才能让这些人离开。
“威廉，你不觉得离开一个生活了这么久的国度，是一件很让人惋惜的事情吗？”
这已经不是钱的事情了，所以朱敬伦决定从感情入手。
威廉皱眉叹道：“是的，我在这里生活了三年了，可是我在瑞典生活了四十年。先生！”
威廉接着道：“我十分想念我的家人！”
对家的思念，是人类共有的美好情感，朱敬伦知道他无法挽留这个人了。
但还是尽了最后一次努力：“如果方便的话，十分欢迎您将自己的家人接到广东来。”（。）
第三百一十三节 改革进行时（）
朱敬伦只是做最后的挽留，没想到威廉真的对这个很感兴趣。
他立刻就向朱敬伦寻求帮助，原来他早就想将家人接到广东来了，他说他妻子有哮喘的顽疾，医生说热带地区的空气，会对此有帮助。
但是他却不能将妻子接来，因为他找不到住处，他们这些瑞典顾问现在都住在工厂里，但工厂的环境显然不适合他体弱多病的妻子，他更希望买下一块土地建造一座房子，但是当地人根本就不肯卖地，也不愿跟洋人做邻居，赫德管理的港区开出来的海岬土地倒是可以卖，但哪里的环境太嘈杂，地价也被炒成了天价，每亩上万两，他根本买不起。
一问才知道，许多瑞典人都有这种顾虑，难以融入当地社会是他们最大的困扰，不是每个人都能像老诺贝尔一样，为了事业能够排除万难，比如跟当地人打成一片的。
这种事情其实也不难解决，当地人不想跟洋人接触罢了，其实倒也不是什么歧视，而是根深蒂固的偏见，一个群体被人隔离，要么出于歧视，要么出于恐惧，中国老百姓恐怕是后者居多，红发蓝眼的洋人，让他们觉得毛骨悚然，这时代的中国人绝对不会在洋人身上产生美感，多叫他们鬼子，而是后世的一些中国人，坚定的认为“金发碧眼就是好看啊”，此时的文化话语权至少在中国还是本国人掌握的，而不像后世西方人控制了文化话语权的时代。
朱敬伦让新安县处理，他们最后在南山下一片山坡树林地带买下了一片属于赤湾村的土地，这片小树林有二三十亩的面积，没有由于石头和沙粒多，没有开垦出来，成了一片野树林，赤湾村村民一般在这里打柴做饭，按照故老相传的乡约，这里就是他们的树林，但却又不属于任何一个人，给了赤湾村一百两银子，然后就将这片地划归兵工厂了。
到时候建上围栏，给里面修上成排的别墅，给兵工厂的专家当作宿舍，如果当地人找麻烦，那也只能帮理不帮亲了。
开出了这样的条件，但还是没有留下所有的瑞典人，最终只有三十个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选择留下，大多数还是选择了回国，看来任何国家，还是依恋故土的人占多数，能留下这么多已经相当不错了，中国人在南洋生活了几百年，还不是成批成批的往回迁，很多人是在家乡长到十五六岁，读完了私塾，然后去南洋帮父亲做生意，到了三四十岁接父亲的班，然后父亲回家乡养老，一代一代这种方式竟然可以持续上百年，相比来说，西方海洋文化下的人更愿意移民。
这段时间除了兵工厂这点琐事之外，朱敬伦的其他工作有条不紊的进展着，比如军队的训练还在继续，新安县的新兵和八旗兵已经开始跟随主力到附近地区剿匪了。
这几年广东的匪患不断，甚至可以说从太平天国开始，就没有断过，官府始终没能够将所有的土匪镇压下去。
土匪这个名词，甚至就是从这个时代形成的，清代之前的史书中出现的土匪，都只用一个“匪”字代替，根本不会加一个“土”的前缀，之所以慢慢变成了土匪，就是因为两广地区才会用土客两种称呼来形容本地人和客家人，大多数的匪都源于本地人，因为本地人人口数量更大，宗族势力稍弱，经济兼并更严重，失地的流民更多所致。
土匪不止某一个县存在，几乎是每一个县都存在，其中粤西地带，以很多从广西流窜过来，或者前几年天地会起义的余部为主，他们在湛江一带横行，官府根本没有力量清剿。广州府作为最繁荣的地区，也存在不少的土匪。但是这里的土匪，主要跟官府有关，英法联军攻占广州的时候，龙元喜等在籍乡绅一呼百应，先后招募了一万多乡勇，可是这些乡勇，咸丰却不想掏钱养活，广州城被收复之后，黄宗汉就要求龙元喜等人裁军，一万多人最后裁到了六千人，之后都被派到了广西作战。
那些裁撤下来的人，很多都是没有土地，没有工作的流浪汉，经过军事训练后，转身就上山当了土匪，在各处打家劫舍。其中有一些狠戾之徒，真的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也有一些稍微好一些，他们不打家劫舍，纯粹是为了活下去，他们跟附近的村民乡绅商量，保护他们，让这些人缴纳保护费。
对于后一种危害相对小的，朱敬伦的主张是招降，将他们打散安置到自己的军中，对于那些已经天怒人怨的，则必须彻底绞杀。
一群流寇而已，对朱敬伦来说，根本就没什么难度。难的是找到他们，发现他们，可没想到这种丧心病狂的土匪，竟然在各地也有眼线，剿他的军队一到，他们就能提前收到消息，后来才摸清情况，为他们提供消息的，有一大批地方上的乡绅，很难理解地方乡绅会跟这种无恶不作的匪徒勾结，可事实上就是有这么一批人，这些匪徒抢劫所得，他们帮助销赃，竟然能结成利益关系。
对于这种不良劣绅，也必须严加惩处，按照律法该抄家抄家，该砍头砍头，同时还发出告示，告诫那些跟土匪合作的乡绅，如果能投案自首，并且帮助官府剿匪，小罪可免，大罪轻饶，这才慢慢的扭转了局势，渐渐的将猖獗的匪患压制了下去。
政治方面，赫德已经先后给朱敬伦提交了三份税收改革方案，广东的税收还得依靠广州府，但是朱敬伦免除了一年的地丁税，那么能收的税，也就只有商业税了，清朝商业税的征收是因袭明代，相当的落后。
对朱敬伦来说，征收商税，是触动传统社会结构最小，反对力量最弱的改革，毕竟城市里的商人社会地位本就不高，真要触动这个社会的核心，去动一动农村的土地，那可是会出大事的，强势如新中国，还不是发动群众斗群众，都不敢直接下去没收地主的土地，而要通过农民的手过一道，彻底打散乡村的组织结构之后，才去收无组织的农民的地，朱敬伦现在去动这些地，那就是找死。
要收商税，还有谁比赫德更合适，在赫德改革了关税制度之后，彻底废除华洋区别对待的一系列制度后，算是他向朱敬伦纳了一个投名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朱敬伦直接任命他为广东总税务司，不止负责征收关税事宜，而是所有税务都归他管，当然地主的地丁税，依然由各地官府自行管理。
赫德的工作热情依然很高，先后制定了三份税收方案，朱敬伦都不太满意。
按照他的方案，税收是能收到不少，比如他建议向茶叶铺子征收营业税，向绸缎庄征收高额的经营税等，这两项是目前广东地区最大的两项产业，可一旦动了，那么影响的是广东的整体出口，是这两项产业跟西方竞争的强弱问题。
作为优势产业，而且是出于激烈竞争中的产业，朱敬伦希望暂时能够给予一定的保护，但钱是一定要收的，光靠那点关税根本就不够用，至少朱敬伦发动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绝对不够用。
既不能影响出口，又要征收到税收，两难的选择，赫德最后建议内销的征收消费税，外销的不用征税。
但这份税收方案，朱敬伦认为执行起来很难，在还没有形成讲究诚信的商业文化中，肯定有人逃税漏税，到时候监察又是一个巨大的成本。
第三份方案，就是西方重商主义流行的出口退税制度，先在其他环节，征收税收，最后在出口的时候，以退税的形势进行返还，达到保护出口的目的。
这份方案就可以深入到茶叶和丝织品生产的各个环节之中，比如对茶园、茶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