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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曾国藩，朱敬伦随口问了下身边的人，曾国藩最近在做些什么。
之前他对曾国藩是很关注的，但自从决定不管政事之后，他很久都没收到消息了。
当地官员马上汇报上，曾国藩这段时间一直都在新安县，常常去洋人的教堂，礼拜日去观摩人家做礼拜，平时也常去听神父布道，听说跟好些个洋人神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他就没见什么人吗？”
通过成功阻挡太平军在湖广一带扩张，尽管没有能够毕其功于一役，由于大明的干涉，湘军没能在两年前攻占天京，可是士大夫阶层的普遍态度还是认为，如果不是曾国藩横空出世的话，太平军恐怕早就灭绝了清廷，同时也灭绝了华夏人伦。
保卫了儒道名教人伦这个大功绩，让曾国藩即使是在大明国，依然享有极为冲高的威望，因为士大夫阶层不是以一个挽救满清的名臣身份看待他，而是将他堪称了保卫华夏千年人伦利益的卫道者身份来看待。
这种卫道者身份实在是太可怕了，放在西方那肯定是会加上一个圣徒的封号。
因此朱敬伦始终认为，曾国藩如果有意跟大明的士大夫阶层联络的话，尽管不可能给大明带来什么颠覆性的麻烦，可让大明官府头疼一阵子还是很容易的，所以他之前才很关心曾国藩的动向，知道之前曾国藩本人十分克制，始终坚持不跟当地的文人接触，反倒是跟洋人交往密切。
让朱敬伦不解的是，如果曾国藩跟一些洋人工程师，甚至外交官交流他都不奇怪，可偏偏曾国藩热衷于跟洋人的神父们交往，这就让朱敬伦很不理解了。
难不成曾国藩想要信基督教不成？
这种想法只是想一想就让人觉得滑稽。
“他不去跟当地的文人交往，你们不妨请一请他，他或许在避嫌，官方出面让他做点文章，出不了大事。”
朱敬伦心想，如果曾国藩有意找事那才会麻烦，可现在看来，曾国藩是在躲事，他无心闹事的话，那就不会有事，反而这么一个大名鼎鼎的理学大儒，整天不跟大明的文人交往，天天往教堂跑，恐怕麻烦更多。
所以朱敬伦反而想要促成曾国藩跟大明的文人，尤其是那些对官府一直怨言很重，那些以清廷忠臣自居的保守乡下文人沟通一下，希望曾国藩这个理学功底身后，实际上内心却推崇实用学问的洋务派元老级人物，能够让那些真正迂腐的士大夫换换思维。
“另外请他去我们的学堂去看看，听听这个大儒的建议，也许他会有什么好的主意。”
朱敬伦继续建议道。
乡下学堂问题，让朱敬伦是不满意的，如果单纯的对比，可以说这几年进步极大。
经过几年的建设，大明的教育制度已经有了雏形，通过科举考数学几何知识，已经让大明的读书人不敢不学数理几何了，可以说朱敬伦是以科举为诱饵，已经慢慢转变了传统的教育制度。
可是普及率让朱敬伦很不满意，这都五六年时间了，可他设想的普及教育，目前统计的入学率还只有三成。当然从几年前的一成都不到，现在能覆盖三成的适龄学童，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可一想到日本人起步的时候，就已经五成识字率，朱敬伦就觉得这个普及教育还是太慢，他当年可是希望十年内完成普及的，现在看来，任重而道远。
最根本的阻碍，还是乡下士大夫的阻挠，打死朱敬伦也想不到竟然有一股势力在阻挠教育的普及，儒家不是强调有教无类的理念吗？
他想看看曾国藩对乡下儒生那种最保守的态度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第四百一十三节 出访（）
最早的教育变革，是从朱敬伦还没扯旗造反，英法联军也还没攻入北京之前开始的。
一开始几年是最困难，但也是进展最快速的时候，几乎到了三年前，大明国的入学率就已经达到了三成，可是之后三年几乎一直停滞不前。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大明的乡村教育太过于依赖之前的乡下私塾和学堂了。
这些私塾和学堂往往掌握在宗族势力、乡下地主乡绅的手中，官府通过一定的补贴，让他们不限制的招收适龄学童入学，一开始这些势力也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拿着官府给的钱，他们新建扩建了不少学堂。
可是几年之后，一股反勭的力量就涌现出来，当看到自家子弟考取功名的名额不断的被一些贫寒子弟挤占，一些乡绅家族，宗族势力开始不满了。
他们通过各种办法限制非自家子弟的如学，比如明里暗里向穷人家庭所需束修，说这是应有的礼数，不缴纳的学生会受到排挤，另外还在宣扬读书无用论的舆论，他们告诉那些穷人说，即便花费了十年光阴也不一定能考中个一官半职，还不如让孩子早早挣钱去，他们很乐意介绍这些孩子去城里的作坊里、商铺里当学徒。
这几种手段确实限制住了很多寒门子弟，一些家长付不起给老夫子的束修，而不能够进入学堂，有的则是真的相信读书没什么鸟用的舆论，让孩子早早出去谋生了。
看到这种情况，官府当然是不满意的，礼部就靠着入学率捞政绩了，但这时候乡下势力们又用一种离奇的论调忽悠官府，他们告诉礼部管教育的各级官员说，如果穷人子弟都去读书去了，以后所有人都是读书人，那还有谁去做挑粪喂马这样的事情，如果不做，他们这些体面人怎么生活，如果去做了，他们这些读书人同样脸上无光，因为一个读书人去做那些伙计，岂不是给所有读书人脸上抹黑吗？
这种论调还真的很是流行了一段时间，因为连那些通过科举成为礼部小官吏的人，他们也是文化垄断的既得利益者，既然他们已经成功通过读书科举鲤鱼跳龙门了，那么这个门越小当然也就越好了。
说起来出现这么多问题，还是离不开一个文化垄断在里面。
这种垄断的思想是那么的根深蒂固，而且严重到朱敬伦不敢强制干涉的程度，因为他很清楚，无坑地区长达十多年的土客械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争学额，广府人和客家人两大族群为了争夺进学的名额，不惜为此血腥厮杀，现在庞大的乡下文化人希望自己的家族继续垄断文化，他们能使出什么样的手段都不值得奇怪了。
至于孔夫子那面有教无类的大旗，哼哼，有用的时候他们才会去打，没用的时候，有几个人真的是孔教的虔诚信仰者？
这种情况僵持了三年，朱敬伦都没找到最合适的解决办法，他知道这是他取巧的结果，一开始依赖了乡下文化阶层推广教育，现在这些人在教育中掌握了强大的话语权后，官府在想插入进去，比过去更难了。
但对教育的普及朱敬伦十分坚决，一开始他试着派监督员去乡下，可是这些人的工作根本就无法展开，要么看到不合适的去阻止，却被各种刁难，甚至出现过刺伤人的情况，当文化垄断集团拧成一股绳阻碍文化传播的时候，总不能直接派军队去镇压吧，那些大头兵怎么可能懂得推广教育，更何况教育不是用刺刀来推广的。
朱敬伦选择在乡下势力较弱的城市中推广普及教育，这次倒是取得了一定的紧张，官府出面建立大量的公学，这回倒是招募到了大量的学生，甚至就连在农村中心的集镇上，也可以成功建立学校。
但在一个城市化率还不足百分之十的国家里，光在城市建立学校，哪怕普及到每个人，对全民的教育普及也没多大的意义。事实上在九龙港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八成的入学率，但总体的入学率依然保持在三成。
而且政府直接推动，投入的资源实在是难以承受，光是在这几年在城市建学校请老师，每年就要花费上千万两，平均下来解决一个城市学生的学习的成本，能够让十个乡村学生进入学堂。
事实上，乡村教育之所以掌握在乡下文化人手中，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投入了大量资源在里面，政府的补贴只占一点投入而已，他们承担了责任，所以享有了大量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权利义务法则在起作用。
让人欣喜的是，乡下文化阶层对舆论的控制最近开始降低了，最大的一股势力是报纸的发展，愿意办报纸的人往往都是比较开明的，更愿意接受新事物，同样他们接受的信息也比较新，他们知道很多西方国家的教育，已经远远把大明落在了后面，心中的紧迫感让他们在报纸上大肆呼吁。
同时他们也对乡下文化势力的文化垄断行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这种舆论的变化是朱敬伦乐于看到的，但这还只是小部分有识之士的呼吁，他想看到利益阶层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还不知道要过多少年呢，或许得等到真正的一代寒门力量崛起之后，才能看到。
可现在寒门还只是处于被欺压阶层，还不可能跟这些强大的顽固势力对抗，官府又主要因为财政压力，对这些顽固势力是即恼恨又不能离开他们的支持，否则三成可能都保不住，因此只能通过各种方式，希望慢慢改变这些顽固派的思想。
但改变思想这种事，朱敬伦真的没什么好办法，官方进行大范围舆论宣传的方法，共和国时代用过，能收到短期效果，可是长期的副作用太大。
因此他才随口说让大家听听曾国藩的意见，也是病急乱投医，自己也不是十分期待。
结束九龙之行后不久，朱敬伦就准备要出访法国，因此他根本没时间去跟踪这件事。
这次出访的意义很大，乃至朱敬伦准备了许久。之前之所以尽力将政务都交付陈芝廷，都可以看作是为这次出访做准备，他必须在他出国之后，国家不出问题。一个现代国家，元首进行外事活动，是非常必要的，一般情况下，只有极个别国家的领袖不会进行这种活动，比如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