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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朱敬伦此前都觉得这句话很大气，很能代表中国文化，可是就事论事来讲，这句话对那些匹夫，那些社会底层的人来说，是相当不公正的。
因为这句话破坏了权责一致的原则，当天下危亡的时候，文人士大夫想起了匹夫，他们提出了匹夫有责，可是他们从没想过，当天下兴盛的时候，这些匹夫有什么权力呢？天下兴，匹夫无权，天下亡，匹夫却要担责，显然这很不公平。
可是这么一句背后暗含着不公平的话，却被整个民族所接受，认为是合情合理，理所应当的，这就是文化对优势阶层的天然呵护。
因为文化主要是优势阶层，精英阶层创造的，而文化却不止是在优势阶层中间传播，他会扩散，进而影响到所有阶层，让所有阶层按照优势阶层的想法来看待问题，让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代表又是阶层的世界观。
当然，朱敬伦并不是说王夫之提出这句话是在推卸过去享受了大多数权力的精英阶层身上的责任，是在欺骗或者玩弄匹夫，事实上，王夫之之流放在明末的时候，他们是真正的民族精英，因为当时大多数过去享受最大权力的文人士大夫他们是通过投降，通过跟入侵者合作来保护他们的权力，而王夫之他们选择了通过抵抗来保卫他们的权力。
而且，朱敬伦相信，王夫之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自己是深信的，他自己并不认为这是在骗人。这就是文化的巨大力量所在，他让在这个文化体系下的精英，也在按照他们所创造的文化思考，这种文化是通过影响王夫之等人的世界观，来让王夫之他们提出了继续保护和维护这种文化的观点，或者是继续推动这种文化。
因此这跟王夫之个人的道德是完全无关的，因为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文化，就是一种文人士大夫享有绝大的权力，而又尽可能承担小的责任的文化。
从这点上来看，优势阶层创造的文化，有意无意的在保护优势阶层，却又通过文化思想让其他阶层不自觉的接受和默认。
同样的现象还有很多，再比如中国的地方官员，本来他们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为老百姓提供法律上的服务，可是偏偏在中国诞生出了息讼的思想，整个文人士大夫阶层，有意无意的向其他阶层灌输一种打官司可耻的观念，而老百姓一旦不愿意打官司，其实就是给官员们减轻了负担，因此这种思想显然还是对优势的官僚集团有利的，而对小民是不利的，可数百上千年的灌输，让全民族都接受了这种观念。
甚至到了21世纪，一个人一旦惹上官司，都觉得是一件十分晦气的事情，哪怕他自己是有理的一方，哪怕他是正义的一方，他依然感觉到不舒服，暗叹倒霉。可实际上，打官司吗，难免的，很正常，可偏偏在过去的文化影响之下，老百姓就是觉得打官司不好。
显然西方资本文化的发展，已经到了让资本阶层享受最大的权力，而又承担最小的责任的时候了。资本阶层只需要付出对他们而言，并不是不可或缺的一点点金钱，就能将大部分的责任推卸掉，而往往他们的那些普通客户，却需要用他们的所有积蓄，甚至未来的希望，来跟他们合作。可以说在这种合作中，看似合理，实际上双方承担的风险是不一样的。但偏偏文化就让人们觉得，这是很公正的，很合理的，甚至是有法律保障的。
朱敬伦一路上胡思乱想，对股份制的看法与过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却不改他要推广这种制度的目的，推行股份制等于给资本家降低风险，风险让广大的平民，甚至整个社会来承担，这本来就是资本社会的特征，这是大势所趋，毕竟人类是要发展到商业社会的。
资本家的风险降低了，不需要承担诬陷的责任，那么就更加敢于大胆的投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股份制出现之后，资本家极为欢迎，股份制公司的数量连年激增，然后资本投资也大大增加，甚至出现各种不负责任的投资扩张，推动一轮又一轮的泡沫，经济危机每隔几年就爆发一次，每隔几年就有大量的股份制公司破产，然后过几年又再次冒了出来，循环往复最终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这就是资本社会的特征，也被西方人宣传为现代性，尽管对此深有腹诽，可却还得推动他的到来，但是朱敬伦还是有些不甘心，难道不能对此进行改良吗？
第四百二十五节 传统和现代（）
后世的人自从上学开始，所学到的知识，都在说西方是一个商业社会，商业社会也似乎成了现代社会的代名词。
确实，西方人的商业文化浓厚，以自由市场，股份制公司为代表的文化，甚至已经被公认为现代化的核心内容。
但显然商业的出现，要比商业社会要早很多，商业跟农业，游牧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是同时出现的。
那么西方人是什么时候进入商业社会的呢？很多人不假思索的认为西方自古就是yield商业社会，而中国自古是一个农业社会，理论说的还头头是道，比如西方自古以来就重视贸易，没有一个国家离得开贸易。
事实上，西方进入现代社会，最早应该是从荷兰开始的。学习商业学科的学生，往往会学到16世纪荷兰船长巴伦支的故事，巴伦支的船搁浅到了北极圈附近的一个岛屿，他们在哪里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大多数人冻死，可是他们就是没动客户委托的货物，而这些货物中，还有能救他们性命的火柴和药品。第二年开春，他们将这些货物完好无损的运到了客户手中。
经济和商业类教材以这个事例说明，在16世纪的荷兰，已经出现了信托的基础，荷兰人已经诚信到可以让投资人放心的将自己的资产委托给陌生人去经营的程度，于是当然也就有可以放心的将自己的钱交给别人去经营，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股份制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荷兰成立了。
这个故事本身是不是真的，有待考证，他确实说明了一个道理。但以朱敬伦的理解，这完全是在扯淡，姑且认为巴伦是的事件是真的，朱敬伦也绝对不相信，16世纪的荷兰人，全都能做到这种程度。即便到了21世纪，朱敬伦也敢保证，西方人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都会选择用药品救命，人到死的时候，谁还管其他呢。
所以说这只是一个特例，相似的故事你可以在任何文化中找到，比如晋商中流传许多隔了好多代之后，人家的后人来取回当年祖先存在晋商票号的银子之类的故事，恐怕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故事都是编出来来宣传自己的诚信的广告，荷兰人的故事恐怕也是这样。
但是16世纪，荷兰人确实是一个商业社会不假，整个国家大部分人依靠商业贸易为生，也出现了股份制公司。
英国给鴉片战争找的遮羞布，贸易自由权力，也是荷兰人提出来的。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全世界做生意，遇到的最大挑战，是当时的两个海洋霸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商业垄断，他们的商业垄断有教皇背书的合法性，于是荷兰人到处宣扬贸易自由理论，认为教皇将全世界分割给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是非法的，他们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等哲人的理论中，找到贸易是人的自然权力等依据，为此荷兰人大肆呼吁他们有权力在西葡两国的殖民地进行贸易，两国不能禁止。
荷兰人显然是第一个商业社会国家，特征并不是他们对贸易有多么依赖，没有贸易就活不下去，而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就是根植在商业上的，他们提出的思想也都是为商业服务的，商业文化才是一个国家是不是商业社会的决定因素。
大航海时代之后，荷兰人的商业文化在整个欧洲扩张，欧洲人渐渐接受了贸易自由的理念。贸易自由是一个政治学概念，跟自由贸易不是一回事。贸易自由是一种权力，自由贸易往往指的是英国推广的低税率，顾虑贸易的政策状态。
西方人之所以认为贸易自由是一种权力，根本原因在于，西方人离不开贸易，他们都是小国，不能生产所有的物质，必须通过交换，所有国家才能够生存下去，因此荷兰人提出的这个概念，很容易就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同，因为他们有这种需求。
反观中国，是一个大帝国，基本上能够生产满足自己所需的所有商品，因此客观上对贸易没有依赖性，所以即便英国人提出的贸易自由被侵犯，中国人也很难理解他们的理由，觉得完全是不讲理，中国人觉得做生意应该是你情我愿的事情，我们不愿意跟英国做生意，怎么还侵犯了他们的权力了？
这就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
西最后以西方人的观念原则制定的国际法中，有一条很重要的法规，叫做自由过境权，尤其是对那些没有出海口的国家，比如瑞士，他们的商品，以及要运到他们国家的商品，拥有在邻国的自由过境权，对方不能加以干涉，这显然就是贸易自由为基础制定的法律。
不过西方人虽然普遍接受贸易自由权力，可是整个西方文化也是非常复杂的，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是纯粹的商业文化国家。
荷兰人的商业文化，在西北欧一带传播的比较彻底，英国、瑞典、丹麦等保留了海盗时期的海洋贸易传统的国家，更好的接受了商业文化，他们本国的文化，也以商业文化为主，是比较纯粹的商业国家。
而在其他欧洲国家，商业文化虽然浓厚，但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是基于商业文化运作的，可以说大多数国家的运作，并不是以商业法则为主，西班牙和葡萄牙甚至法国，他们的封建文化恐怕要强过商业文化，国家运作中，民族和国家主义可能才是最大的运作原则。
普鲁士、俄罗斯的封建军事文化，则远远强过他们的商业文化，国家运作主要是基于封建军事的国家主义来运作，至于商业，只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