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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了真相，让他们难以接受的真相，换做一个人，他们不信服的情况下，反而不会如此憎恨了。
朱敬伦就是要用曾国藩的威望，打击一下全天下的保守士大夫，包括大明的士大夫，打击一下他们的愚昧，让他们开开眼，不要总自以为是的看问题，他们憎恨洋教也好，喜欢洋教也罢，但是给洋教头上安上那么多愚民迷信的东西，在用那些东西去愚弄文盲的愚民，这是朱敬伦坚决不能接受的。
朱敬伦也担心这个时代西方宗教的文化入侵，因为这种文化入侵也是造成这个时代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但是他绝对不愿意看到中国文化团体用这种愚昧的方式进行自我保护，因为他们今天不能正确看待西方的宗教，明天也就不能正确的看待西方的科技。他们今天对愚民说天不下雨地发干只因教堂遮住天，明天就会告诉愚民扒铁路推电杆东海去翻火轮船。
朱敬伦很清楚，那些认为洋人神父挖小孩心肝的人，跟认为工厂烟筒的影子压到他家房顶给他们家带来霉运的人都是一群人，而这群人的思想，则是他们心中的文化人，是一群乡下土夫子们给他们灌输的。
因此根源还是那些保守的文人士大夫阶层，是乡绅阶层的思想问题，能触动这些人思想的，不是报纸上逻辑严密的评论报道，不是政府的理性引导，而是他们自己心目中的太阳，他们自己挑出来的精神偶像，比如曾国藩这样的人物，做出一种跟他们思想相悖的事情。
历史上，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一事上，名誉扫地，天下人大骂曾国藩，可是之后洋务运动却马上发展到了高朝，不得不说曾国藩这个标杆的倒下，对传统士大夫精神的巨大冲击，是有莫大关系的。
曾国藩自己不可能不明白这种结局，可是当朱敬伦派人找上他，告诉他皇上请他去调查天津教案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根本就没法推脱。
因为大明官员告诉他，此事非他不能处理，如果处理不好的话，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的洋人，势必会联合向北亰发动进攻。
同时大明政府还通过报纸发表声明，告诉天下读书人，官府邀请大儒曾国藩去天津调查教案，瞬间赢得了一众读书人的响应，他们认为他们心中的偶像出面，肯定能震慑住洋教。
忠君也好，不忠也罢，曾国藩毫无疑问是一个爱惜自己羽毛的人，他是天下敬仰的大儒，洋教问题，大家都翘首以盼的等他出面，如果他不出面，他用一辈子建立起来的名誉就会轰然倒塌，因为他在大是大非面前退缩了。
另外曾国藩是一个真正有休养的儒士，后世被称为儒家辉煌最后的尾声，他不是世俗的政客，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士大夫，至少在精神道德层面上，他是跟范冲淹、王安石等士大夫文化颠峰时期的这一群精英士大夫平齐的，中国士大夫的道德支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简单一点说，一个真正的士大夫，是有一种家伙天下情怀的，他们心中对国家、民族抱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
这种责任感也让曾国藩无法去推脱。
但他心里其实明白，他去了，对他个人，恐怕会是一个打击，他明白他自己现在的位置太高了，高到他当初都想象不到的地步，他本没想过要收获这么崇高的威望，他最初的愿望不过是希望通过教育子孙懂礼仪知廉耻明大义，是不希望看到下一代被洋人的邪说蛊惑。
可他没想到，他推动的教育儒家化，通过大明日益发达的现代报纸，传播的范围和速度超乎了传统社会所能到达的极限，如果没有这些现代传播方式，可能曾国藩的行为，要在他死后才能慢慢产生效果。
但是在这些媒体的推动下，他的行为已经不局限在读书人阶层，而是在全社会各个阶层中广为流传，而他的行为也被人各种解读，他成了一个符号，一种象征，而别人又在他身上加注了他本来没想负担，也承担不起的各种美好愿望，比如现在在大明广为流传的，说他曾国藩在将大明变成一个君子之国的说法，就是他从未想象过的事情，这显然是外界对他行为的美好解读，但这种解读明显过度了。
这种解读让他享受到了过高的赞美，也站到了过高的高度，所以他不会有好结果。
因为登高必定跌重。
明明知道对自己不利，可曾国藩还是要去，这就是他跟李鸿章这种人的区别，这也是一个真正的士大夫跟政客的区别，他不是不懂得趋利避害，而是因为从孟子时代传下来的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让他不能不去。
但他知道此行恐怕不会有好结果，他甚至连自己一旦不幸，棺材运送路线都交代好了。
第五百四十八节 精神偶像的坍塌（）
曾国藩到天津后，满清朝廷很积极的配合他，慈禧以皇帝名义给曾国藩下了一道圣旨，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全权处理天津教案。
曾国藩本来在满清的威望就极高，当地官员对他不敢不尊敬，另外聪明的满清官员没人想沾染这种麻烦事，因此一到天津，大家乐的听曾国藩做主。
曾国藩到天津后，听取各种人的说法，几千老百姓之所以突然起来围攻教堂，引发的原因是四五月间，天津发生了好几起儿童失踪案件。六月份，天津爆发了疫病，天津一些收养孤儿的洋人教堂育婴堂中也死了不少婴儿，教堂每天都去郊外埋人。
老百姓看到洋人不断的埋葬婴儿的尸体，很快一种由来已久的说法就流传开来，都说洋人的修女杀死小儿做药用。这时候恰好官府抓到了一个贩卖儿童的人贩子，而人贩子交代说他把孩子卖给了教堂。
一下子天津人就怒了，本来对教堂就没好印象，尤其是天主教，那些神父急切的想要传教，因此对教徒不加分辨，良莠不齐什么人都要。
同时天主教是一个从教皇到神父是一个严密的组织，从历史上，他们就比较偏激，打击过各种其他宗教不说，连新教他们都镇压过，向来有一种唯我独尊的傲慢，加上这个时代的洋人比较强势，在其他文明面前有一种傲慢，于是经常出现教堂神父利用治外法权来包庇他们的教徒。
可这些轻易抛弃传统的文化，投靠教堂的人中，大部分是一群痞子，惯常欺负人，加入教堂就是为了仗势欺人，结果大家将这些流氓无赖的恨，都转移到了教堂身上。
老百姓原先就对他们没好印象，现在更是相信他们在贩卖儿童、残害儿童，因此发生了包围教堂的事情。
到现在还只是群体性事件，还没有发生暴力冲突，事情还有解决的余地。如果此时清廷积极出面调查，还可以解释。可是清廷的官员早就习惯了推诿责任，那种士大夫的责任心，早就离他们远去了。所以一概的推诿。
洋人强势惯了，法国公使丰大业要求当地官府驱逐百姓，当地官府再三推诿，尤其是跟县令产生了争执后，丰大业竟然直接开枪，县令躲过去了，但是仆人被打死了。
洋人的蛮横，让清廷官府恼怒了，然后老百姓攻进了教堂，杀了神父、修女，打进了领事馆，杀了外交官，如果说其中没有官府的默认和推动，显然是不可能的。
到了此时，教案才真正失控。
曾国藩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他认为，首要问题，是弄清楚洋人是不是真得拿小儿做药的事实。其实曾国藩何尝不明白这件事多么不靠谱，清廷的聪明官员们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没人来，都看着曾国藩一步步卷进激流。
曾国藩请来当地的名望乡绅，大家一起进入教堂搜查，没有发现任何传言中的现象，相反他们看到那些被丢弃的孩子，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照顾，他们得到了食物，得到了医治，唯一让他们不太满意的是，教堂一直在教育这些孩子信仰上帝。
但是那些充满荒诞的传言，一件都没有，没有用人眼睛做药的事情。当然没有这些事情，曾国藩来之前就知道不可能有这些事情。但他还是要来探查，一方面是用自己和这些有名望的乡绅的眼睛，帮老百姓见证一番，在通过他们的口告诉大家真相。他相信老百姓，至少是那些读书人是能够明辨是非的。另一方面，曾国藩主要是想来探查一下诱拐儿童的事实，他不相信洋人用孩子做药，但是他怀疑洋人为了传教，真的把儿童诱拐到这里来进行教育。
事实都没有，洋人连诱拐的行为也没有，但是洋人确实有给人贩子钱的情况，他们如实不讳的告诉了曾国藩，还拿出他们的记录簿给曾国藩查看，他们告诉曾国藩说，因为经常有弃婴的现象，他们为了鼓励大家把被丢弃的孩子送到教堂中来养育，所以给热心民众一点奖励。正是这点奖励，反而助长了一些不法分子，他们不是捡拾弃婴，而是直接贩卖儿童。
曾国藩是一个至诚之人，这是内心的信仰，是他精神的支撑，他不会违背自己的精神，所以他认可了洋人的说法。
接着他向天津老百姓发出《谕天津士民》，先是赞扬“天津士民皆好义，各秉刚气”，然后才批评他们没有“迷拐之确证，挖眼之实据”便“徒凭纷纷谣言，即思一打泄忿”，教育天津人说“或好义而不明理，或有刚气而无远虑，皆足以偾事而致乱。”
其实就是劝告天津人不要无理闹事，给国家惹麻烦。
接着曾国藩拒绝法国提出的要求处死天津提督陈国瑞及天津府县官员张文藻、刘杰三人以抵命的要求，只以养病为名将张、刘二人放回原籍躲避风头，陈国瑞更是直接送往京城。
按理说，曾国藩选择以息事宁人的方式，其实很附和中庸之道，各大三十大板，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如果双方各让一步睁只眼闭只眼也就算了。尤其是官员，曾国藩认为，如果在跟洋人的交涉中，随意处死本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