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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级，他们接触到的科目就更多，因此劣势科目的比例降低，让他们更有希望能够考中。
不过这只是一种平衡措施。他们还是无法与早就考中科举的那些学生相比，因为对于那些已经正式进入官府的学生来说，尽管最开始只能是一个吏员，三年后才能考取正式官职，但是这三年不但能让他们熟悉官场，更能让他们积累人脉。当三年后他们开始考取正式官职的时候，只要不是情商特别低的人，往往都已经有了自己的人脉网络，上有各种座师名分的官员提携，下有无数同学照应，他们的官场生涯显然更加平坦。
但对朱敬伦来说，科举的目的，并不是唯一选拔官员的方式，他更看重的是科举对广大读书人学习热情的调动。可以说，要不是他始终牢牢抓住了科举的内容，他根本就无法将自然科学这么快在读书人中间推广，更不可能有这么一只庞大的懂得自然科学的师资力量。
现在这批在官府学宫学习的学生，他们就是最好的教师人选，国学上，他们是接受过传统教育的，四书五经完全没问题，科学上，能从乡村学堂、县学和府学三级学校杀上来，每一个人都是千里挑一的人才，没有每门功课九十分以上的成绩，是不可能进入学宫的。
师资这个最重要的问题解决之后，剩下的经费问题，就算不上一个大问题了。恰好这两年政府财政控制的比较好，赤字已经削减到了三千万两，如果全部由国家来承担教育经费，也不是承担不起了。
因此在官府的运作下，突然广府学宫开始招募教师。为了调动学生们的积极性，给教师赋予官府身份，归礼部教育司直接管辖。一个最低级的乡村教师，品级为从九品，跟刚刚进入官场的吏员品级相同。同时还告诉他们，当教师三年之后，一旦官府官职有缺，他们也有资格直接考取官职。因此他们在身份上，跟考中科举的吏员完全一样。这显然大大激发了那些许久无法考中科举的学生，报名的热情高涨。
朱敬伦本以为，按照这种方式，大明政府能在一年时间之内，完成义务教育普及工作，至少在硬件上完全搭建成功，接下来只不过是鼓励学生入学，积极提高入学率的问题了。
至于困难，他原本不认为有太大的阻碍，因为这是乡绅阶层自己放弃的领域，就好像当初他们不肯配合，大批不肯给新生的大明做官，恰好让朱敬伦可以提拔一批新的官僚一样。现在由于曾国藩名誉扫地，当初大批相应曾国藩出来办教育的乡绅，突然甩手不干了，那么官府接手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没想到，乡绅阶层竟然强势的反弹了，在教育推进到1872年年底，突然发生了大批乡勇包围各地学堂，将县城派下去的警察甚至士兵都包围在了学堂中，尤其以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南海、番禺和顺德三个县最为严重，几乎每个乡都出现了类似事件。
因为教育竟然引发了暴力对抗，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一下子就惊动了上上下下各个阶层。
也吸引了大批报纸，中国报纸还算地道，他们一贯支持普及教育，是乡村文化垄断的批评者，他们将此看作是乡村文化垄断阶层的反叛举动。
外文报纸则对此大家嘲讽，香港一些洋人办的报纸，尤其是一些带有种族倾向性的，他们借此说明中国文化的低劣，拒绝教育，怎么看都是一种不文明行为。
另外也有一些乡绅的声音开始出现，一些开明士绅这几年也开始进入媒体行业，他们开始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他们认为这并不全都是乡村士绅的错误，他们开始将官府派下去的士兵和警察在各地无恶不作的行为大肆报道。
总之没有谁是完全干净的，把一方打扮成完全纯洁的天使，把另一方打成完全的混蛋，那是搞政治运动，不是搞改革。
所以当陈芝廷将此事汇报给朱敬伦，请朱敬伦定夺的时候，朱敬伦的态度是，不能不加分辨的任何一方。
既不能强行镇压乡绅阶层，也不能打官府的板子，尤其是官府在这次事件中，出现了分裂，刑部和礼部开始对立起来，刑部和礼部的板子，朱敬伦也不打算打，可借助这次事件，对这己方进行正式的调整，不但十分有必要，而且也是一个机会。
一个规范民间自治的机会。
对于中国传统的乡村自治，朱敬伦即保持了一定程度的欣赏，又时常对此有些担忧。
这种自治传统，说起来很简单，就是老百姓自发的管理自己，这跟西方自发形成的代议制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说起来都是配合政府对社会进行管理的一种方式，如果加以推动，是有可能将其推动到现代社会的。
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尤其是明清时期，由于人口膨胀，远超了唐宋时期，导致传统的大一统管理制度，已经接近极限，对乡村社会的管理变得有心无力，这时候乡村自治对官府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和帮助，因此大多数时候官府不但默认，甚至积极推动这种自治。
但是乡村自治还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对官府比较抵触，第一是出于权力对侵犯自己的那种天然反抗，第二则是古代官府确实有些混蛋，一旦下乡难免扰民，所以乡绅阶层干脆自己站出来管理自己，帮助官府征粮征税，换取官府不下乡。
到了朱敬伦这里，这种抵制依然存在，所以让他的教育改革始终很难渗透进乡村之中，这是他最为担忧的，教育都遇到这种抵制，那么之后对乡村的任何改革，恐怕都会遇到类似的反抗。
之前没有机会，现在乡村出现了非理智的反抗，已经触犯了法律，那么就是一个很好的渗透进入乡村自治结构的机会。
所以当陈芝廷带着礼部和刑部侍郎一起来求见自己的时候，朱敬伦主张是依律办理。
第五百六十六节 规范乡村自治（1）（）
暴力事件主要发生在番禺、顺德和香山三县，都算是珠三角地区经济富庶之地。
因此这三地的乡村自治组织更为活跃，乡绅有钱自然愿意捐助，各种福利性组织，什么善堂了，义学了，救火会了等等组织都能办起来。
但他们用来包围学堂的组织，则是一个将这些效仿、慈善等组织囊括在内的组织，乡村自治的中坚机构——公局！
公局本来的含义是“公同办事的机构”，在嘉庆、道光年间甚至更早，广东乡村就出现了公所、公局等士绅控制、管理的机构，也有用社学、公约等名称的，他们拥有武力，行使缉捕、稽查等权力。比如香山县，在嘉庆年间为防堵洋匪张保仔，“邑城郑敏达等七姓”捐资创设固圉公所，又名附城公所。1806年，该县小榄士绅何应魁，为防御海寇郭婆带，“捐金五百为乡里倡，设公约，分置巡船卡口，建碉台，督勇昼夜堵御”。道光年间，该县隆都士绅郑瑞芝主持隆都局，“鼓励丁壮，严密巡缉，屡擒剧盗”。该县大车乡士绅林谦，因庚子年（1840年）“英吉利以禁烟启衅，奸宄乘之”，“谦告县集众于云衢书院，立章程，严堵御，东乡赖以安”；1847～1848年，“西粤贼起，蔓延东省”，林谦“于是分东乡为六局，督乡团，察游匪，设总局于邑城之东”。不过，这类机构多因战乱而设立，由于经费及其他原因，事平后便解散或停办。
这种公局机构发展的巅峰时期，还是咸丰之后的一段时期，主要就是地方不太平，大批乡绅为了保持地方稳定，防备太平军和天地会起义泛滥，捐献大量资金，建立了大批乡勇，这时候他们才开始拥有了相对正规的武力。
“臣请裁撤团练公局！”
由于这次事件，正是那些曾经组织过乡勇的公局所为，礼部尚书龙元喜请示朱敬伦，要求裁撤地方公局。
反倒是刑部尚书罗天池在一旁眼观鼻鼻观天，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这是有因由的，因为公局就是龙元喜极力保留下来的，早在朱敬伦扯旗造反之前，他就已经在顺德县规范了地方公局机构。
龙元喜是顺德乡绅，当时英法联军攻打广州，他在顺德编练了大批乡勇。之后咸丰皇帝担心地方势力做大，不肯给经费，他多方奔走，希望能够保留这些乡勇，一方面有这些武力，是他个人的资本，另一方面这些人还能保护地方安稳，同时裁撤的话，反而会落草为寇，大大不利于地方太平。
在龙元喜的努力下，“访各乡绅士，由县札办乡局分理捕务”，在县城设立了团练总局，建立了从县一级到乡一级的公局体系，县的团练总局接办了原本官府主要承担的捕务和捕费等。
朱敬伦能选择龙元喜当礼部尚书，并不仅仅因为是他是前朝官绅，更因为从中看到了此人处理事情的能力，尤其是这种创设制度的能力，让他格外认可。
后来朱敬伦建立大明，这种乡绅公局机构对他能够迅速稳定地方，是起到客观作用的，所以他不但在之后没有取消这种组织，反而推广了这种组织，就让龙元喜主持，在各地建立了县公局，统领各乡的公局。
这些年来，这些公局还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的，在官府投入相对较小的情况下，这些公局负担了稳定地方，沟通官府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公局也在制约官府权力，尤其是在县城一级，在缉捕盗贼、司法管理方面，跟各个县衙常有冲突，普遍存在公局滥用死刑现象，因此之前刑部多次要求解散公局，都被龙元喜强势阻挡，认为这是刑部在为自己的无能寻找借口。
但这次反倒是龙元喜自己要求解散公局了，就是因为这次公局围攻学堂，不但摧毁了相当多的乡村学堂，而且还打死了好几个保护学堂的警察甚至是士兵。这已经形同反叛，龙元喜知道这种组织已经不可能让任何官府容的下了。当年咸丰不肯让公局继续统领乡勇，朱敬伦显然也不可能容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