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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零九节 制衡（）
军国主义、尚武精神，并非洪水猛兽，关键是你得在洪水前有堤坝，在猛兽前有围栏，这样才能束水、困兽，让这洪水猛兽为我所用。
现在的大明軍队，显然还没有德国，更没有日后的日本軍队那样自行其是的条件。
第一是朱敬伦威望比较高，军人的忠臣度自然就高，可这种忠诚于个人的制度，显然并不牢靠，日本就是例子，每一个军人都对天皇忠心耿耿，可放在集体的层面上，軍队就变得不可靠，变得无法服从国家的战略利益，只凭军官们的个人意愿行事，最后在不合适的时机，将日本拖进了战争中。
假如当时日本当初仅仅是吞并中国东北就罢手，同时也不跟德国结盟，等待二战爆发，他们才拥有吞并中国的机会，至少他们有机会各占整个东北，那样日本的国力可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会真正拥有一个世界强国的物质基础。
第二是目前的軍队权力很分散，过去最高级军官不过直辖一个军，一万人。但这种小规模军团，显然已经无法适应大规模作战的需要，法国战败就是一个例子，所以朱敬伦接受了少壮派的军制改革，改成了军区制，各军区设置一个总兵，高级军官的权力看似增强，但总兵不能常驻一地，需要轮流调换，所以暂时还无法在某地形成根基。可这种制衡，显然也不可能牢靠，后世很多国家，也没有什么军阀化，但就是一次一次发动政变，比如巴基斯坦，总是参谋长能够政变上台。因为此时的参谋长只是軍队利益的代表而已，軍队之所以支持他政变，只是因为对政府不满，軍队想要有自己的利益。
因此即便不让某个军官拥有强大的权力，可是只有軍队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体，那么就是军阀化，即便不是某一个人成为军阀本身，整只軍队也会成为一个军阀，无非是集体意志取代了个人意志而已。
所以要让一只軍队稳定，除了通过时间培养成某种传统和文化，最后形成思想之外，还需要具体的措施进行制衡。
古代中国是将军权牢牢掌控在皇帝手中，因为皇帝在理论上，是最不可能卖国的那个人，因为整个国家就是皇帝的。皇帝则通过严格规定，制作兵符，没有兵符任何人都不能调动軍队，来对軍队进行控制。可历史上一次次叛乱证明，这种方式并不是那么牢靠。
西方国家，则是培养军官忠诚于国王、国家和上帝的道德文化，英国士兵冲锋陷阵的时候总是喊着为了女王的荣耀之类的口号，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则是培养了一只对国家忠诚度极高的容克军官阶层，自称是国家的第一公仆，效忠国家就是效忠国王，俄国彼得大帝之前，军官们总是以效忠沙皇，以为沙皇争取荣耀为作战目标，彼得大帝让他们改为为了国家的荣誉。
但日本的例子证明，这些并不能完美的套用，西方的制度和文化，套用在东方国家身上，是会出事的，哪怕是日本这样军人拥有高忠诚度，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思想的军队，也无法完全服从于国家利益。
中国更不用说了，民国时代效仿日本德国建立的那一套军事教育体系，除了培养军阀，就没为国家培养出一只理性的精英阶层。
要说中国控制軍队效果好的时代，应该算是宋朝之后了，那是通过极度的重文轻武，让文官集团彻底压制住武将集团，明朝更是这样，武将没有任何荣誉感，后期高级武将见了低级文官甚至都要磕头，宋明是控制住了軍队这头猛虎，但猛虎的爪牙也随之被拔掉了，宋代之后再也见不到汉唐的尚武精神，遭遇外敌显得越来越弱。
显然宋明这一套重文轻武式的以文御武并不合适。
让軍队保持强烈的尚武精神有可能失控，过度压制軍队，却又有可能让軍队失去战斗力，这真的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如何既能让軍队、军人、军官保持高度的尚武精神，又不至于让軍队太过自我从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要说完美解决的国家，还真的是数不出来。
现代国家中第一个霸主国英国，是通过维持极小规模的陆军，而且还基本上由荣誉感强烈的贵族充任军官，得以保证国内稳定，主要依靠强大的海军来维持霸权，海军又是一个没有条件造反的军种。
美国的很多制度，尤其是思想其实都是继承自英国人，二战之前，美国几乎没有常备兵，独立战争之后，大家选举华盛顿当总统，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裁军。可当二战后，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并不得已维持了一只强大的军事力量之后，美国就有些变味了，开始变得好战，而且动辄爆出軍队跟某些利益集团勾结的传闻。
以美国那种成熟的权力制衡制度，都不能完美的控制軍队。其他国家想要避免，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能把軍队控制到美国那种程度，既能軍队的强大战斗力，政府基本上还能控制住軍队的行动，其实就已经相当成功了。
可美国人是用了几百年的小军队，甚至不设常备军，各州只招募民兵的形式，建立了一个自己的传统，大明要立刻就能建立这种制度，显然是不可能的。
朱敬伦思考了很久，他很清楚，要让軍队保持稳定，光靠培养军官的忠君思想或者爱国主义是不够的，日本軍队足够忠君爱国了，但却将整个国家都拖垮了。朱敬伦也相信，文鸢这批少壮派军官，对自己绝对是忠诚的，都是自己一手带出来的，这一点他还是很了解的。
日本軍队之所以将国家最后拖入深渊，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对文官政府不尊重，他们独立的，只服从于天皇，因此没有必要尊重文官政府。他们的爱国，理论上是不会做出对国家不利的事情来，可问题是軍队的性质决定军人的思维模式崇尚武力，但很多问题不是武力能够解决的，越是用强有可能越适得其反。而且军人的判断力，显然没有混迹官场的那群老狐狸精准，因此军人对国家事务做的决定，更容易失误。
所以軍队的爱国热情需要保持，忠君思想这种被批评落伍的封建思想，只要有用，也值得提倡。但不能让軍队决定国家事务，除非军官的判断力能跟老道的政客相当，那么就需要培养军官的政治水平，可这样一来，又把军官变成了官场的老油条，朱敬伦觉得，軍队还是单纯一些，如果让政坛的老油条去玩軍队，最后只会把軍队玩坏掉，就像宋明的文人掌军一样，最后等于是拔掉了猛虎的爪牙。
朱敬伦思虑了很长时间，才决定采取两个步骤，第一是加一条军人不得干政的军规，禁止軍队的期刊和报纸上谈论政治，军人的刊物上，只需要刊登纯粹的军事内容即可；第二，他开始增加文官政府对軍队的控制力。
以文御武是必须的，美国的国防部长肯定是文官，哪怕有过軍队背景的，一旦要加入政府，那也必须先去掉军职，国防部长必须是一个穿西装，而不是穿军装的人。日本军人最后之所以自行其是，是从一开始文官政府就缺乏对軍队的制衡的缺陷造成的。
如果政府的政策，能够得到軍队的支持，那么政府就稳定，否则就混乱。哪怕政府和軍队，都是在为国家利益考虑，可一旦軍队觉得政府做的不对，军队立马就造政府的反。
朱敬伦以前考虑到稳定，所以始终牢牢抓住軍队的大权，现在国家已经相当稳定，而且国势蒸蒸日上，目前虽然有些财政困难，但国民经济也好，国家政治也罢，都表现的相对稳定，在这时候，是该向政府移交军权了。
移交的目的，不是说以后让首相成为国家元首，依然是为了稳定，为了解决軍队有独立于政府，慢慢形成自己的利益的机会，是为了防止軍队成为一个政府无法控制的特殊力量，保持政府对国家的控制力，就是维持稳定。
至于朱敬伦会不会大权旁落，至少以目前的样子，陈芝廷这些文官根本就不习惯皇帝不管事，軍队虽然交到了文官手里，可文官自己都喜欢做听话的臣子的时候，等于是将权力从自己的左手交到右手，过去两手各抓一滩是为了稳定，现在将两手合并更是为了稳定，为了两手不打架。
退一步讲，即便朱敬伦大权旁落，大明皇帝变成了向西方国家君主那样的没什么实权的国家象征，那也没什么不好，这也是现代国家的趋势，不管是英国还是日本，都难逃这个规律。
事实上，朱敬伦其实觉得，像英国王室那样，不是用权力，而是用威望来维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其实也挺好，只要能长期保持住稳定，至于政府形态，国家制度是什么样的，并不重要。
于是朱敬伦开始推动将总参谋部划归兵部，而不再是自己直辖，将军官的任免权，移交给吏部，而不再亲自管理，再加上之前已经划归兵部审计的軍队拨款等权力，文官政府对軍队的制衡能力大大加强了。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
第六百一十节 曾国藩出击（）
就在大明背负着沉重的救灾负担，向灾区送去各种物资，粮食、药品和布匹等，将灾民送往外地，东北以及海外的时候。
李秀成大军一直在围攻扬州，李鸿章的淮军其实并不缺什么，缺乏的只是军心士气，最开始李鸿章采取了杀人和厚赏的方法，杀了一批逃跑的军官，整肃了军纪，又给坚守的部队发放厚赏，甚至上书朝廷，给立下大功的洋人戈登赏赐了一件黄马褂。
但是后来李鸿章一走，军纪又开始败坏，扬州之战始终打的很被动，被太平军压着打，两个多月之后就被围死了，情况比上次汪海洋包围扬州更严峻。
上一次汪海洋部包围扬州，但始终都无法完全封锁，所以曾国藩在安庆待了两年，最后找到机会才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