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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乡村工业化在效益方面，还真的无法跟城市工业相比，大多数乡绅企业规模都较小，以加工本地原料为主，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就小，加上宗族的求稳性和保守性，造成一种中国特有的工业现象，那就是出租工厂。
宗族和地主将工厂看作了一种生息产业，越来越多的地主乡绅自己退出了生产，将企业出租给商人。
结果就是原本培养出来的工业乡绅阶层，大规模的去工业化，他们最终没有按照朱敬伦设想的那样，转变成德国容克资本和英国新贵族或者日本武士财阀一样的阶层，他们前进了两步后，又后退了一步，变成了了解工业的乡绅阶层。
他们了解工业，懂工业，也参与工业，却是通过出租工厂来参与，如同他们出租土地一样，他们成了工业的食利阶层。
这种情况已经非常普遍，新的统计显示，广东已经有七成工厂是出租经营。这意味着乡绅阶层绝大多数都已经退出了直接的工业生产。乡绅阶层向工业阶层的转型失败了。
朱敬伦担忧的是，作为传统社会中坚力量的乡绅阶层退出工业化，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影响。其实乡绅退出工业化，带来更严重的是工业生产的短期性，德国和日本后来的工业发展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是因为主导他们工业的容克地主和武士财阀追求的是长期利益，家族式的产业往往更讲究延续性，而不是盲目追求高利润。
乡绅没有将自己的家族跟工业捆绑，而是建设了工厂之后，连工厂带土地一起出租给了商人。商人本就有追求短期利润的习性，加上工厂和土地都是租来的，他们更加没有意愿进行持续投资，就好像租别人家的房子就不可能给放在进行精装修一样，商人租来的工厂，也不可能珍惜工厂的设备，更不可能用自己的利润更换新设备，他们往往都是短期内榨干工厂，然后转投利润更够的产业。
这种现象让朱敬伦很郁闷，但他已经不打算出台政策了，因为出台了政策鼓励了大量的乡绅办厂，可最后还是回到了商人手里，谁知道在用政策干预，会带来什么扭曲的结果，既然现在资本的力量已经形成，资本的文化已经出现，工业革命已经到来，那就让资本去市场中博弈吧。
1883年开始的经济危机，终于在1886年，大明跟法国开战那一年结束，世界性的市场开始复苏。
由于跟法国的战争，导致大明的生丝业恢复缓慢，因为法国是大明最大的生丝进口国，可是国际市场的复苏，消费能力提高，还是影响到了大明资本，最大的生丝进口国跟大明开战了，可是最大的丝绸消费国英国和美国却跟大明关系不错，大明的丝织工业开始发展，于是缫丝业出口转内销，大量生丝转为在国内加工生产，然后出口到英美两国。
新的生丝生产方式也开始出现，类似胡雪岩投办的复缫工厂多了起来，大大提高了生丝的均匀度。
这种复缫工业和织稠工业一样，更容易集中起来，因为他们的原料不是蚕茧而是生丝，更方便运输，所以大量集中在城市中。大明政府将口岸集中起来管理，进行统一规划，不但大大改善了基础设施，还按照西方最新思想，规划了工业区，招商引资，给予优惠政策，大大推动了工业化。
复缫工业和织稠工业开始向城市集中后，作为他们的原料供应商，缫丝厂也开始搬迁，大型缫丝厂开始多了起来，他们集中投资兴建储茧设施，摆脱了蚕茧供应的限制，这种设施如果乡村小工厂来建设的话，根本就收不回成本，可如果集中于交通便利的城市中，规模达到八百人以上的企业，那就大大有利可图，规模性效益弥补了储茧设施带来的额外成本，而且大幅度降低了桑蚕生产的时效性，储备的蚕茧让工厂即便是冬季也有足够的原料可用。
类似复缫工业和织稠工业，其他工业也在城市开展起来。
比如棉纺织工业，从一开始就是依托于城市。
纺织工业也没有遭遇到战争对生丝产业那种影响，因为大明主要还是一个棉纺织品的进口国，棉纺织工业的意义是取代进口，在经济危机期间，棉纺织工业受到了来自英国纺织品的倾销打压，可是经济危机结束之后，棉纺工业的潜能立刻就爆发出来。
跟缫丝工业的投资者主要是地主乡绅不同，棉纺工业的投资者主要是买办阶层，这些人更具有国际化失业，大多数经历都是进入洋行当学徒，一步步爬到买办的地位，普遍具有西方管理经验，对工业化生产没有抵触。
最重要的是，他们有资本，普通的洋行学徒很穷，可一旦脱颖而出成为大买办，他们的收入相当丰厚，有的买办的收入甚至能跟洋行分庭抗礼，对小学徒来说，是靠着洋行吃饭，但对顶级买办来说，洋行是靠着他们的。
这些人将跟洋人合作积累起来的资本，开始投入新产业的时候，爆发出来的力量不可小觑。而且他们一开始就向巨头化发展，很多买办直接去国外的大型工厂参观，深受启发或者深受利益的诱惑，将国外最先进的工厂，成套成套的引入国内。短短几年时间，大明的棉纱工业翻了十倍，但依然还是一个进口国，发展空间还很大。
这些工业企业提供丰厚的税收，经过赫德的税收调整，工业企业的纳税额已经达到了两千多万两，成为仅次于消费税的单项税收，当然临时性的纳妾税不包括在内，那个才是第一大税收。
相比于缫丝、纺织等轻工业，大明的重工业呈现的状态则是畸形发展。
与轻工业承受了两次工业危机不同，以兵工厂为代表的重工业几乎没有受到经济危机的打击，因为战争，不管是太平天国的战争，还是大明跟法国的战争，恰好都发生在经济危机期间。
战争带给重工业极大的红利，战争期间重工业不但没有缩减，反而攫取了暴利，大幅度扩张。
兵工厂作为最大的机械工业企业，工人人数已经达到二十万，而且每年还在以两到三万增长。
兵工厂这个龙头企业的扩张，让机械工业整体呈现增长态势，但整个行业却过于集中，中小企业大受打压，始终都发展不起来，形成了兵工厂这样的垄断巨头，和大批只能以修理设备为生的小型作坊并存，中间严重缺少中型专业化工厂的畸形状态。
这种产业形态，显然是不正常的发展轨迹造成的，不是一个良性的产业体系。
造船业其实也有这种现象，受到战争、救灾等刺激，突然暴涨，然后陷入过剩危机。但总体来说，造船工业却是有大有小，有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的。大工厂有兵工厂的造船厂，有同文行的造船厂，中型的有陈联泰这种民间机械企业资本，福州造船厂，怡和洋行的合资船厂，小型的有一大批依托港口承包维修船舶业务的造船厂，生态体系相对齐全。
另一项产业，则比机械工业还要集中，那就是铁路业。大明铁路公司作为政府大力支持的特效铁路公司，是唯一垄断铁路业务的一家公司。唐廷枢主持这家公司以来，利用资本市场融资，大规模扩张。密集施工修建了广州到上海的铁路，广州到桂林，广州到南宁铁路，即便是经济危机期间，也没有停止扩展的步伐，因为对于一个严重缺乏交通设施的国家，铁路业带来的上百倍的交通效益提升，完全可以抵御经济危机对货运量下降的冲击。
广州到桂林铁路已经完工。到南宁铁路已经跟云南铁路对接，战争期间，大量欧洲和印度商品从铁路进入大明，大明商品从铁路进入印度洋，让这条铁路的效益惊人。年盈利高达两百多万两银子，这还是在跟英国铁路公司分成的情况下。广州到上海的铁路，已经修建了八年，今年就会通车，已经通车的路段，已经带来了相当的营业额，比如杭甬铁路，就是最先修筑，也最先盈利的路段。
从广州到上海，一千两百多公里的路线，之所以修了八年时间，不能说经济危机对铁路的修建没有影响，但跟唐廷枢的经营理念也有莫大的关系。
他最先集中修筑的都是盈利前景最好的路线，比如最先动工的不是从九龙往福建去的路段，而是先修宁波跟杭州路段、上海跟杭州路段、以及从九江通往武汉的路段，在这些盈利叫好的路段上，他不惜砸下重金，甚至用五百万美元的价格雇佣卡内基公司建造汉口长江大桥。
可是在山地路段的福健路段，粤北山区路段，动工就十分缓慢，因为这里投资成本大，预期收益低，所以直到沪杭路段、杭甬路段、江汉路段都通车之后，才开始修建连接福州、厦门等港口的区间铁路，这些口岸铁路修通之后，最后才开始修建山区路段。
这样的经营思路，固然让铁路建设的成本降到最低，利润达到最高，可是修建速度却大大下降。
1886年以后，经济危机结束，全世界的铁路建设再一次高涨。从1885年到1892年，全世界修筑的铁路线达19万公里，是上次高峰期的两倍。其中美国就修筑铁路 7。5万公里，比上次铁路高涨期多一半。
但大明铁路修筑速度，反而不如救灾期间的速度，总共修建的里程数不过3000公里，远远低于世界平均速度，更不用说跟美国相比了。
而且唐廷枢虽然主管铁路公司，铁路公司的经营业绩相当优良，可是他本人似乎并不看重铁路公司的股份，他将大量资本投入其他产业，依托铁路公司他在河南和山西开发了大量矿产，跟李鸿章等洋务派大臣的关系，让他的开矿事业有政治后台，同时也给这些后台大量股份和分红。
他在东莞投资棉纱工业，已经成为当地最大的棉纱企业。相比于固定投资周期长，见效慢的铁路业，他显然更喜欢轻工业这种投资小，见效快的短平快产业，显然唐廷枢是以商业的思路在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