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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的凭证票据，此法改食盐官运官销为商运商销，不再以粮换盐，而以钞代粮，令商买钞，盐商自己运销，经营成本降低，盐价稳定。
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朝廷又将过去的盐税法全都改为盐钞法，允许私人贩卖食盐。宋史食货志称：“凡未卖税盐钞引及已请算或到仓已投暨未投者，并赴榷货务改给新法钞引，许通贩。”
盐钞，不仅在盐改史上意义重大，在金融史上也有积极贡献，它与同样由盐商率先使用的“交子”一起，促成了纸币的诞生。
但“盐钞法”执行时弊病多多，就此，宋朝不少政治家要求“深化盐改”，其中梦溪笔谈作者沈括提出的“盐改”方案最受重视。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沈括向朝廷上交盐蠹四说论奏，其中有一点是，建议扩大商人销盐范围，减少官卖。沈括的“盐改”实施后很快见效，“盐人常价，钞有定数”。从宋真宗末年至宋神宗初年，许多产盐区一度全部放开，让盐商进入。后又创立“盐引制”，“引”即一种用来向商人出售食盐专卖权的有价贩售凭证。
此后的元明清三朝，也都有相应的“盐改”方案，但基本上都是在宋朝“钞引制”基础上进行。其中，以清朝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的“盐改”最为成功，改明朝即实施的“纲盐制”为“票盐制”。据清史稿食货志，票盐可以跨区经营，打破专营垄断，盐价立马“暴跌”。
在国家垄断还是自由贸易这个问题上，杨柯清楚的知道从来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标准，在古代，粮、盐、布、铁、畜是五大贸易主体，盐排在第二位，这个第二位不是排名不分先后的那种排名，而是交易规模、国家税收来源比重、影响范围和群体的排名。发展到后来的明清时期，盐税的收入几乎占到了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
官盐专卖这一套到了明朝，越玩越大，开头时只能流通一年的盐引，逐渐有流通三十年的。会流通那么久，是因为市场需要货币。明朝中期后，市场繁荣，可大宗交易，使用铜钱太重，白银倒合适，可中国是个产银很少的国家，年产银不过十万两，南美白银大量流入前，盐引从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货币量的不足，帮助了交易繁荣。但是，有一利就有一弊，盐引发得太多，本身纳税凭证的作用成了问题，几十年发的盐引要是真一起领盐发卖，要齁死人啊？领了盐，卖不掉，盐船排成了长队，还要排两条队，一条队卖今年的新盐引，一条队卖历年的陈盐引。
那怎么办呢？改革嘛，这就发明出了窝的概念：你交出一半盐引，或者三分之二吧，政府规定某个口岸让你食盐专卖永久！吸引人吧？你还需要辛辛苦苦运粮草去边关吗？不需要了；你还需要辛苦贩盐吗？不需要了；你还需要盐引吗？不需要了！你占住了窝，接下来就收收那些拿了盐引急着贩盐的孝敬就行了，你还有什么可干的？你的子孙还有什么可干的？没有了，坐着收钱就行了。一个中等盐商，凭着窝，年入十万两，相当于十个亲王的年俸，二十个郡王的年俸，五千个大学士的年俸，相当于全国的白银年产量。康乾时，天下窝引百分之六十在扬州盐商手里，整个盐商集团凭着窝引，年入逾千万两，很多盐商家族百年经营，家资几百万两，而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三千多万两，所以那时的扬州，可谓富甲天下。
道光十一年（1831），两江总督陶澍因窝商**，欠课累累，遂奏准仿照明制，在淮北废引行票。其原则是，不问新商、旧商，只要交足盐课，即可领票运盐。票商既无限制，亦不固定，就可废除根窝专商之弊。
不久淮南、福建相继仿行。其制由运司印刷三联票据，一留作存根，一存分司，一给民贩行运。各州县民贩，由州县给照赴盐场买盐，纳税后运盐出场，分赴指定口岸销售。盐票有大小之别，淮北一带小票每张可运盐十引，每引为四百斤，合银六钱四分，也有的小票每张可运盐一百二十引；大票每张五百引，行之于湖广、江西。
同治三年（1864），两江总督曾国藩因当时江淮户口萧条，富商绝少，为招徕盐商，规定但有投名领票者，概准认运。其后又令各票商按一票捐银四百两之数，凡捐银者称为旧商，从此每年准其循环转运，新商不准加入。于是旧商有票，成为专利，无票者无从运盐，只好向旧商买票。票价昂贵，至光绪初，淮票一张，价值万余两，暂租亦一千余两。并且成为子孙世业，票法又成纲法，票商已与以前之窝商无异，至清亡而始终未改。
一直到杨柯穿越而来的前生，盐的国家专卖制度始终未曾改变过，在他的心目中，官盐这个制度的形成由来已久，他的岁数已经超过了万里长城了。
群臣争论的群情激昂的时候，杨柯却如同神游天外一般，老僧入定似的稳如泰山，唐仲的眉毛不禁拧成了疙瘩，都说帝王心术，深不可测，他现在越来越感觉到杨柯的想法难以捉摸了，众说纷纭没有问题，但问题是总得有人出来做个定论、哪怕是个意见的汇总也行啊，要不然这个朝会开到明天早上也结束不了啊？他不断的用眼神去探询杨柯的意思，杨柯倒好，至始至终视若不见，当他和满朝文武是透明一般的存在。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
第二一七章 一锤定音（）
当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午时过后，满朝官员从刚开始的激情亢奋渐渐变得有所倦怠，最难受的还是腹中饥饿，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从天还没亮就赶来上朝开始，有的人甚至没有来得及吃早饭，三四个时辰熬下来，可不是谁都能扛得住的。
杨柯却仿佛全然忘记了吃饭这回事，往日的早朝最晚也不过到这个时候就该结束了，杨柯却半点没有终止朝会的意思，依然淡淡的看着满朝文武，也不说话。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争论的声音越来越小，争论的人也越来越少，有些官员已经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端倪，杨柯今天这样做似乎是有意为之，当朝中百官对于盐引制度的不同声音几乎都说了个遍的时候，杨柯却云山雾罩似的一点立场和观点都没有表露出来，而是稳稳的坐在后面看戏，唐仲看着场中的形势，突然有点明白过来了，盐的买卖在民间可不是一般升斗小民能轻易涉足的生意，尤其是盐的生产和批发，那可都是一些富商巨贾的禁脔，而这些个富商巨贾背后的同伙、靠山，不就是今天在朝上争论的官员中的一部分吗？杨柯今天冷眼旁观的目的显然是想让这些人全部都跳出来，至于他始终不表态，也不散朝，显然是想逼着文武百官在今天无论如何都要站队，得出一个结论来，否则，大有一直讲这场朝会进行到底的意思，这一手虽然出乎预料，不按照常理出牌，但确实十分刁钻阴狠。
唐仲心念转动之下，出了臣班，拱手对杨柯道：“启禀豫王，这官盐之制自管仲以来，时兴时废，不一而足，非一言可以道尽利弊，臣以为，空谈无益，关键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适才满朝同僚无非是两种意见，赞同的就不说了，反对的理由无非是病商、扰民、于国无利，反而招损这三点。张茂先既是这封奏疏的起草之人，也曾经是度支重臣，在这三点上，应该是有他的理由和原因的，臣抖胆请豫王下令宣他戴罪参与朝议，就事论事，来辩一辩这官盐的是非功过，豫王再做决策如何？”
这句话一出口，满朝都陷入了沉默，明眼人已经看出来了，唐仲显然是在和杨柯一唱一和，要给张华一个复出的机会了。要知道，张华从晋武帝司马炎那时候起就是度支的大臣，他虽然不是权谋的高手，但治理经济，充盈国库，可是个高手，尤其他的记忆力奇好，学识渊博，对于朝廷的度支账册、各项数据、税源来路、国家用度开支、官吏是如何管理、有什么黑白门道，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如果宣他入朝来进行辩论，在场的这些个反对派只怕还真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短暂的沉默之后，还是有人忍不住跳了出来开始反对，理由很简单，张华还是戴罪之身，而官盐的制度乃是事关国本的大计，一个罪臣当然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来参加。
唐仲的应对非常简单，既然是事关国本的大计，当然应该兼听则明，理是越辩越清的，只要张华说的道理站得住脚，又有所裨益，其实和他是不是戴罪之身没有任何关系。古人云，三人行还必有我师，何况张华还是先帝时期就任用的度支重臣，听听他这个奏疏发起人的意见，又有何不可？
有唐仲出面打这个擂台，再加上一班朝臣的附议，反对的声音自然被湮没于无形。当张华一身素服登上朝堂的时候，反对派从他自信满满的神态中已经开始预见到今天这个局势很明显就是杨柯等人布下的一场精心准备过的大战役，而杨柯正是坐在背后的那个老帅，唐仲显然是先锋，真正的一路奇兵其实就是现在粉墨登场的张华了。
张华参加到论战当中，场上的形势立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是在是因为他对于朝中事关经济的这项工作太过熟悉和了解了，所有的数据、案例张口就来，甚至包括盐价几何、牟利多少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至于谈到史实，更加没有人是他的对手，从管仲官山海的发端开始讲起，一直谈到了魏晋对于官盐制度的沿革以及利弊，针砭时弊，信手拈来。
刚开始还有几分旗鼓相当的架势，到了后来，完全变成了张华的个人讲座，连舌战群儒都谈不上，场上形势一边倒，反对派们一个个败下阵来，理屈词穷。
这场辩论临近尾声的时候，满朝文武是又累又饿，近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支持施行官盐制的大臣们巴不得赶快结束这场论战，而那些骑墙派以及观望派也变得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