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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
陈jg先生是同盟会出身的爱国老华侨。抗战开始后，他作为“南洋华侨总会”主席，负责整个东南亚地区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工作。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广大侨胞每个月都向国内捐钱捐物。三年以来，广大华侨通过总会，共为祖国筹得约合4亿多“国币”的款项，物资无数。
抗战的生命线滇缅公路建成后，司机和修理工奇缺。陈jg登高一呼，三千多名华侨青年挥别亲人，冒着敌人的炮火，日夜不停地抢运军需物资。可以说，没有陈jg和广大华侨，抗战的胜利肯定要推迟。
按照蒋委员长的指示精神，国民政府成立了阵容庞大的欢迎委员会，由中央宣传部、财政部、侨委会等二十多个党政军重要部门组成。
在财政极其拮据的情况下，还列支了充足的接待资金，其中光宴请费用就达八万元，当时这笔钱能买八百头牛！
这样，陈jg在重庆的日子里，正事没时间做，每天被迫在各种宴会中疲于奔命。但不管什么山珍海味，陈jg一口也咽不下去。
他知道大敌当前的中国是多么缺钱。“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竟是战时首都大小官员的常态，这让陈jg反感和痛苦：这样的政府能领导全民共赴国难吗？民族复兴还有希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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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零七章 模范边区，上海怪象（）
陈jg一行下榻的是著名的嘉陵宾馆，背后是翠绿的青山，前面是滔滔的嘉陵江，环境相当优美，但戒备十分森严。荷枪实弹的军警和便衣特务团团围住宾馆，这种情况令他感到压抑和不适应。
而嘉陵新村里的富丽堂皇建筑，竟都是大官私宅；连高档豪华的嘉陵宾馆，竟然也是长期担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长的孔祥熙私人所开。凡此种种，都令陈jg大为惊愕。
对于陈jg这位德高望重的华侨领袖，中g方面也是十分尊重和重视。在重庆的**负责人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等，特意拜访陈老，并赠送陕北出产的羊皮袄三件。他们盛邀陈jg到化龙桥红岩村参加**驻重庆办事处举行的欢迎茶会，陈老欣然答应。与中g负责人接触后，陈jg内心尤感亲切钦佩，于是决定访问延安。
对于陈jg访问延安的决定，蒋委员长当然不愿意，但又不能强拦着，以免得罪“大财神”。所以，他宴请陈jg先生，阻止无效后，又想了个委婉的办法，就是先请陈jg先生访问敌后抗战模范区——鲁豫皖边区，这恐怕也是国府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了。
既然是顺路，陈jg虽对后方的**奢华不满，但当时还是坚定的拥蒋派，在他心目中，“中国国民政府乃中国国内外四万万七千万同胞共同信赖之唯一政府，国民政府之主张，即中国全国国民之主张”。在南洋所筹捐款，也全部交由国府。所以，对于蒋委员长的要求，或者说是建议，陈jg先生答应了下来。
扭转陈jg先生对国府的不好看法，抵消中g有可能施加的影响，蒋委员长对杨天风还是寄予厚望的。毕竟鲁豫皖边区的情况他是了解的，与大后方确实很大相同。现在，他还有些庆幸，没有过多的干涉边区的政务和军事。
陈布雷闻听蒋委员长已经有所安排，不由得点头称是，“杨天风心思缜密，又有委员长的提醒，想必会让陈jg满意。”
“心思缜密，确实如此。”蒋委员长赞赏杨天风的同时，也有三分防范之心，但却一直不做到明面上，“他并不马上就任集团军司令一职，是担心国府指派高级军官，影响到他对军队的控制吧？呃，肯定是这样想的。所以，国府可以按实际人数发放军饷，也不强逼他就任。毕竟，新七军的人数没有作假，战绩是实打实的。不象我国某些军人，谎报战绩，无耻竟到极点。”
抗战中，为了鼓舞士气提振民心，国民政府官方会夸大自己的战绩，同时把自己的损失缩水报道。对于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来说，抗战宣传的对象不止包括国内的民众，虚报战绩鼓吹“大胜”还有做给外国看的因素。
而夸大虚报的战果在宣传上的威力是显而易见的，全面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面对日军一败再败，一下子冒出某某大捷，对于战败泄气的国人来说，其激励意义实在是难以想象的。
其实，这在战时的各国都是存在的虚假现象。但过犹不及，太过虚假则产生相反的负面影响。比如，美国方面就对中国处理战事新闻的“不实”颇多訾议，认为“如此宣传之结果，使华盛顿之军火局认为毋庸立即对华增加援助，因中国*军队能自击败日本。”
而且，本来是为激励民心士气的宣传，却被某些将领作为夸大战功以求升迁的捷径。以至于前线作战的国*军部队中，上至战区级别的将领，下至中下级军官，虚报战绩夸大战功的情况也相当的普遍。
但是不是虚报，虚报了多少水分，其实是能从缴获和俘虏的数量看出端倪的。就象蒋委员长在某次军事会议上训话时所说：“我们有这样雄厚的兵力、有这样良好的态势，我们一定可以打败敌人，一定可以俘虏敌人很多官兵，一定可以缴获敌人无数的重械！即使没有一万俘虏，也总应该有一千！一千没有，总要有一百！一百没有，少而言之也应该有十人，但是现在你们连十个俘虏都没有！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职守？”
是啊，连十个俘虏都没有，何来的歼敌数万？好吧，不排除一些俘虏被激愤的官兵和百姓打死，可差距也不会如此巨大，令稍有常识的人都觉得不对。
反观新七军的历次作战，虽然也虚报一些，但这个度掌握得很好。俘虏，也杀，也留；战利品呢，如实上报。杨天风所组织的战地记录团，拍摄了大量的影像资料，就能很客观地展现敌人的失败，新七军的战果。
陈布雷对蒋委员长所说的也有一定了解，不禁苦笑了一下，说道：“如果按照战绩，杨天风升任集团军司令，也是实至名归。但他有他的想法，委员长也不必强求，可以从其他方面多给予些奖励，以酬其功。”
“呃，这个是自然。”蒋委员长点着头，“他的申请，我是基本照准的。杨天风这一点就做得很好，不是那种贪欲无节的人。如果改装飞机真的见效，能给日军飞机以沉重打击，让他留几架，也算不了什么。”
正说着，戴笠前来求见，蒋委员长和陈布雷才结束了商议。
1937年，上海战事结束之后，国*军虽然撤退了，却留下了一笔可怕的“遗产”——恐怖活动和蓝衣社。
按照某位外国观察家的说法：“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警察本来可以轻易地铲除这一怪物，但却任其发展，乃至养虎贻患，使得这一怪物嗣后不时地要找些牺牲品来满足其食欲。”
事实上，那位外国观察家的观察显然还停留在表面，不知道租界巡捕房的很多人已经被军统或中统收买。
当时日军要在租界内公开抓人，还必须由日本宪兵队出面，事先通知租界巡捕房当局，由巡捕房派员会同前去。而上海的军统、中统组织，对两租界的巡捕房大员，大都按月给以津贴，彼此声息相通。
因此，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日军要到租界抓人，往往是日本宪兵队刚刚与巡捕房打招呼，那些被军统、中统收买的巡捕房人员便预先“放笼”（暗中通知），让被捕对象逃跑。凡属军统、中统的一些重要人员，即使来不及“放笼”而被捕获，巡捕房也是多方留难，甚至拒绝“引渡”。
从1938年6月开始，上海突然出现了一股强烈的“爱国热情”浪潮，在所有的周年纪念活动上都飘扬着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旗帜。诸多小报上发表了不少主张武力的社论，正规的报纸则撰文鼓励青年们参加或组织游击队。随后，袭击通敌分子的恐怖事件开始频繁上演。
对这一系列恐怖活动的评价，舆论方面的说法不一。有些迹象表明，这是通敌分子对立派别之间的倾轧和纷争，他们都想获得日本人的政治宠幸和金钱支持，是伪装成爱国事件，而实际上是争夺日本的战利品。
然而，多数人认为，这是某个组织在上海的活动，这些暗杀都是出于爱国的动机。大部人相信，该组织即是蓝衣社，狂热地忠于蒋委员长的一个法西斯会社。
“蓝衣社”一名之所以被长久使用，是因为其强烈的象征意义，特别是当褐衫党和黑衫党风行欧洲之际，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在“孤岛上海”明目张胆地实施恐怖活动，绝不是一两个有组织的指挥部所能完成的。
而政治暗杀衍生自三十年代初的民族救亡运动，它导致上海的“小市民”中产生了部分人为、部分自发的组织和机构，他们既为爱国，也为自身的利益而行动。有时候，他们会与国府的军事特工组织联合起来，有时候则单独行动。
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在起初的“孤岛上海”，恐怖活动的主动权握在国民党特务手中，尽管亲日的黄道会和复兴会也进行了反击，但是在1938年的秋天和初冬，还是国民党抵抗分子占了上风。
但是，到了1939年李士群和丁默邨在极司菲尔路76号成立了一个特工组织后，形势开始发生悄然的变化。首先，李士群很快搜罗了七名前中统特工和cc系成员，组成了一个核心，作为他的骨干力量，他还赢得了青帮成员吴世宝的忠心效劳。这个黝黑粗矮的虐待狂为他召募了当地的歹徒以及其他积极的通敌分子。
随后，李——丁组合促成了具有关键性作用的军统特工王天木、陈明楚等人的叛变，并摧毁了他们的特工组织，这是相当重大的胜利。
而随后引起的连锁反应对军统来说，几乎是灾难性的。由于76号逮捕了很多军统特工，甚至包括重庆派来刺杀汪精卫的另一组秘密人员。日本的报纸，诸如东京日日新闻便对丁默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