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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上海的存银不过一百万两,阜康独家就有四十万,岂能算少?不过胡雪岩也知道他挪用了一部分,心想,四十万虽不足,三十万应该是有的,垫上十万两银子还不足为忧。
话虽如此,也不妨再问一句:“如果调度不过来,你有什么打算?”
这话就问得怪了!宓本常心想,现银不足,自然是向“联号”调动,无所谓“打算”。他问这话,是否有言外之意?
一时不暇细想,只有先大包大揽敷衍了眼前再说,“不会调度不过来的。上海、汉口、杭州三十三处的收支情形,我都很清楚,垫十万银子,不算回事。”他又加了一句,“宁波两个号子,经常有十几万银子在那里。”
这是为了掩饰他利用客户的名义,挪用存款。“光棍一点就透”,胡雪岩认为他是在暗示,承认他挪用了十几万银子,必要时他会想法子补足。这样就更放心了。
但他不知道,市面上的谣言已很盛了;说胡雪岩摇摇欲坠,一说他跟洋人在丝茧上斗法,已经落了下风,上海虽无动静,但存在天津堆栈里的丝,贱价出售,尚无买主。
又一说便是应付洋债,到期无法清偿。这个传说,又分两种,一种是说,胡雪岩虽好面子,但周转不灵,无法如期交付,已请求洋人展限,尚在交涉之中;又一种说法是,上海道衙门已陆陆续续将各省协饷交付阜康,却为阜康的档手宓本常私下弥补了自己的亏空。
谣言必须有佐证才能取信于人,这佐证是个疑问:胡雪岩十一月初五嫁女儿,而他本人却一直逗留在上海,为什么?
为的是他的“头寸”摆不平。否则以胡雪岩的作风,老早就该回杭州去办喜事了。
这个说法,非常有力,因为人人都能看出这是件大出情理之外的事。但胡雪岩是“财神”,远近皆知,所以大家疑忧虽深,总还有一种想法,既名“财神”,自有他莫测的高深,且等着看一看再说。
看到什么时候呢?十月底,看胡雪岩过得了关,过不了关。
这些消息——一半假、一半真,似谣言非谣言的传言,大半是盛宣怀与邵友濂通过汇丰银行传出来的。因此众所瞩目的十月三十那天,有许多人到汇丰银行去打听消息,但更多的人是到阜康钱庄去察看动静。
“胡大先生在不在?”有个衣冠楚楚的中年人踉阜康的伙计说,“我来看胡大先生。”
“胡大先生回杭州了。”
“回杭州了?”
“是啊!胡府上十一月初办喜事,胡大先生当然要赶回去。”
“幄,既然如此,应该早就动身了啊!为啥。。”
为啥?这一问谁也无法回答。那衣冠楚楚的中年人,便是盛宣怀所遣派的散播谣言的使者,他问别人说:胡雪岩看看事情不了,遁回杭州了。
于是当天下午就有人持着阜康的银票来兑现,第一个来的“凭票付银”五百两,说是要行聘礼,不但要现银,而且最好是刚出炉的“官宝”。阜康的伙计,一向对顾客很巴结,特为到库房里去要了十个簇新的大元宝,其中有几个还贴着红纸剪成的双喜,正就是喜事人家的存款。
第二个来兑现八百两,没有说理由,伙计也不能问理由,这也是常有的事,无足为奇,但第三个就不对了。
这个人是带了一辆板车、两个脚夫来的,交到柜上一共七张银票,总数两万一千四百两。象这样大笔兑现银,除非军营发恼,但都是事先有关照的。
伙计看苗头不对,赔着笑脸说:“请里面坐,吃杯茶,歇一歇。”
“好,好,费你的心。”说完,那人徐步走到客座,接受款待。
这时宓本常已接到报告,觉得事有蹊跷,便赶出来亲自接待,很客气地请教:“贵姓?”
“敝姓朱。请教!”
“我姓亦,宝盖下面一个必字。”宓本常说:“听说朱先生要兑现银?”
“是的。”
“两万多现银,就是一千两百多斤,大元宝四百多个,搬起来很不方便。”
宓本常又说:“阜康做生意,一向要为主顾打算妥当,不晓得朱先生要这笔现银啥用场,看看能不能汇到那里,或者照朱先生指定的数目,分开来换票,岂不是省事得多。”
“多谢关照。”姓朱的说:“这笔款子,有个无可奈何的用场,我不便奉告。总而言之,人家指定要现银,我就不能不照办。我也知道搬起来很笨重,所以带了车子带了人来的。”
话说到这样,至矣尽矣,宓本常如果再饶一句舌,就等于自己在金字招牌砍了一刀,所以喏喏连声,马上关照开库付银。
银子的式样很多,而两万多不是个小数目,也无法全付五十两一个的大元宝,大小拼凑,还要算成色,颇为费事。
银子是装了木箱的,开一箱,验一箱,算一箱,搬一箱,于是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人,议论纷纷,到最后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疑问:莫非阜康的票子都靠不住,所以人家才要提现?
等姓朱的一走,阜康则到了打烊的时候,上了排门吃夜饭。宓本常神情诅丧,食不下咽,勉强吃了半碗饭,站起身来,向几个重要的伙计招招手,到后面楼上他卧室中去密谈。
“我看要出鬼!”他问:“现银还有多少?”
“一万八千多,”管库的说。
“只有一万八千多?”宓本常又问,“应收应解的一共多少?”
于是拿总帐跟流水帐来看,应收的是外国银行的存款及各钱庄的票据,总共十五万六千多两,应付的只能算各联号通知的汇款,一共六万两左右,开出的银票,就无法计算了。
“这样子,今天要连夜去接头。都是大先生的事业,急难相扶。他们有多少现银,开个数目给我,要紧要慢的时候,请他们撑一撑腰。”
所谓“他们”,是指胡雪岩在上海所设的典当、丝行、茧行。阜康四个重要的伙计,奔走半夜情况大致都清楚了,能够集中的现银,不过十二万两。
宓本常将应收应付的帐目,重新仔细核算了一下,能够动用的现银,总数是二十三万两左右。
“应该是够了。”宓本常说:“只要不出鬼,就不要紧。”他突然想起大声喊道:“阿章,阿章!”
阿章是学徒中的头脑,快要出师了,一向经管阜康的杂务,已经上床了,复又被喊了起来说话。
“你‘大仙’供了没有?”
“供大仙是初二、十六,今天是月底。”
“提前供,提前供!现在就供。”
所谓“大仙”就是狐仙,初二、十六上供,一碗烧酒,十个白的蛋,酒是现成,蛋要上街去买。时已午夜,敲排门去买了蛋来,煮好上供,阿章上床已经两点钟了。
第二天在床上被人叫醒,来叫他的是他的师兄弟小毛,“阿章,阿章!”他气急败坏地说:“真的出鬼了!”
“你说啥?”
“你听!”
阿章侧耳静听了一下,除了市声以外,别无他异,不由得诧异地问:“你叫我听啥?”
“你听人声!”
说破了,果然,人声似乎比往日要嘈杂,但“人声”与“鬼”又何干?
“你们去看看,排门还没有卸,主顾已经在排长龙了。”
阿章一听,残余的睡意都吓得无影无踪了,急忙起来,匆匆洗把脸赶到店堂里,只见宓本常仰脸看着高悬在壁的自鸣钟。
钟上指着八点五十分,再有十分钟就要卸排门了,就这时只听宓本常顿一顿足说:“迟开不如早开,开!”
于是刚刚起床的阿章,即时参加工作,排门刚卸下一扇,人群如潮水般涌来,将他挤倒在地,阿章在叫:“要出人命了!要出人命了!”
幸而巡捕已经赶到,头裹红布的“印度阿三”,上海人虽说司空见惯,但警棍一场,还是有相当的弹压作用,数百顾客,总算仍旧排好长龙。巡捕中的小头目,上海人称之为“三道头”,进入阜康,操着山东腔的中国话问道:“谁是掌柜?”
“是我!”宓本常挺身而出。
“你开钱庄?”
“钱庄不是阿拉开的,不过归阿拉管。”
“只要是你管就好。快把银子搬出来,打发人家走路,免得把市面弄坏。”
“银子有的是。三道头,拜托你维持维持秩序,一个一个来。”
三道头点点头,朝柜台外面大声说道:“银子有的是,统通有,一个一个来!”
这一声喊,顾客又安静了些。伙计们都是预先受过叮嘱的,动作尽量放慢,有的拿存折来提存,需要结算利息,那一来就更慢了,站柜台的六个人,一个钟头只料理了四五十个客户,被提走的银子,不到一万,看样子局面可以稳住了。
到了近午时分,来了一个瘦小老者,打开手巾包,将一扣存折递进柜台,口中说道:“提十万。”
声音虽不高,但宓本常听来,恰如焦雷轰顶,急心亲自赶上来应付,先看折子户名,上写“馥记”二字,暗暗叫一声“不妙!”
“请问贵姓?”
“敝姓毛。”
“毛先生跟兆馥先生怎么称呼?”
“朋友。”
“幄。毛先生请里面坐。”
“也好。”
姓毛的徐步踏入客座,小徒弟茶烟伺候,等坐定了,宓本常问道:“毛先生是代兆馥先生来提十万银子?”
“是的。”
“不晓得在什么地方用,请毛先生吩咐下来,好打票子。”
“在本地用。”
“票子打几张?
姓毛的抬眼看了一下,慢吞吞地问道:“你是打哪里的票子?”
宓本常一慢,心想自然是打阜康的银票,他这样明知故问,必有缘故在内,因而便探问他说:“毛先生要打哪里的票子?”
“汇丰。”
宓本常心里又是一跳,汇丰的存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