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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没有先例的。这应试的诗赋有很多的条条框框束缚,格律韵脚都有明确的规定。对于很多才华横溢的、却不习惯被束缚的才子来说,确实是痛苦不堪。以前就曾经出现过好多,文采斐然的才子,做出的应试诗赋却粗疏不堪的情况。
很多时候,充满艺术灵感的诗词都是妙手偶得的,若是非得加上条条框框的话,这些妙手偶得的诗词便未必能做出来的。
司马光想到此处,不由的越想越觉得的是如此。
此时司马光心中觉得这钟浩绝对是一个才子,不但有文采,还有才干!他觉得绝对不能让这个才子因为受条条框框限制,而写不出好的诗赋落榜。
其实,只看到这一篇对夏的策略,司马光便在心中打定主意取中了的。
不过司马光还是耐住性子去看后面的两篇策论,当然他也是期待后面的两篇策论再看到令其惊喜之处。
那篇关于治理边患的靖边平虏策论,在胡霖看来,也是很是惊艳,但是在司马光这种真正在边境待过的人看来,只能说是中规中矩的。
司马光虽然现在也算是清流官,但他可不像那些只会夸夸其谈的清流官一样,认为这对待边疆那些地方的边民和其他民族百姓,只靠“德政教化”就让他们驯服和归化。
这份考卷中提出的武力和教化并重的策略,是大部分在边境待过的官员都能总结出的。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的政策,这些官员也是都懂的。
不过,这份卷子也算很不错了。大部分只知读圣贤书的考生,是写不出这些东西的。到现在为止,司马光批阅的试卷中,还没看到几个能看透这些的。
那些考生的试卷绝大多数,还是在宣扬靠这教化,来时那些化外之民归化。殊不知,那些化外之民之所以被归为化外之民,就是因为他们很难被教化。
这道靖边平虏的策论,有亮点,但是在司马光看来,不是太多。不过比起别的考生的卷子来,也算是上等了。
不过在这道策论里没有看到令他眼前一亮的东西,让司马光微有失望。
不过,当司马光看到这道治黄的策论时,眼睛重新变得大亮起来。
这策论提出的办法,有着很多的理论和数据作支撑,不管可不可行,绝对是很有新意的,而且司马光看来,似乎是很可能行之有效的。
这篇策论提到的治黄的根本在于治沙,而且说堵不如疏,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束水攻沙”的策略。
这黄河绝对是盘旋在东京每个居民头上的一道阴影。
说起来,东京的上到官员皇家,下到百姓黎庶,大概都对治黄有着自己的一些看法。
司马光对这治黄自然也有着自己的一些判断,今日看到这“束水攻沙”的理论,竟然颇有共鸣之感。
这份考卷中还提到这黄河的泥沙大都是从上游的关西和河东的而来。这泥沙增多的原因是这些地区过度砍伐树木造成的。这些黄土塬地区的黄土地貌,本来就是土质松散,少了这些树木植被的保护,自然容易形成泥沙,既造成了当地的土质流失,也造成了黄河的泥沙增多。
以前,其实司马光也关注过这治理黄河的措施,他在河东时,还在专门去河东境内的黄河河道调研过。确实这黄河的泥沙是从关西和河东这一段才开始增多的。
不过这司马光倒还真不知道这泥沙增多,跟这黄土塬地区树木植被破坏严重有关。
此时看这策论中的论断,司马光倒是有些恍然大悟的感觉,原来这黄河的泥沙增多是这么一回事儿。
这道策论中不但找出了这黄河泥沙增多的原因,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既然这黄河的泥沙增多是因为这树木过度砍伐造成了,这对应的办法自然也是广种林木。
这道策论中提出在河东路黄河的东侧广种林木。
这黄河东侧的密集林木若是成长起来,不但能保护黄河的水土流失,还能在战时,用以阻滞党项骑兵的进攻。
司马光看完这篇策论,也是大是兴奋,这些办法都是行之有效,用之可行的。
司马光认为只凭这两篇策论,便完全可以取中这份考卷,而且这名次应该给高点。
司马光和胡霖也是一样的心理,对这份考卷极是赞赏,认为作这份试卷的考生绝对是有实干之才的。
司马光有些迫不及待了,没有把这份考卷跟那些取中的一起等主考官王拱辰去批阅,而是直接拿着这份考卷便去找王主考。
第二八三章 主考官王拱辰()
司马光拿着那份卷子来到王拱辰的书案前,开口道:“主考大人,你看看这份卷子怎么样?”
王拱辰见司马光拿着一份考卷过来,不由的放下手中批卷的朱笔,很是和气的笑道:“呵呵,君实又看到什么好文章了?!”
王拱辰十九岁时便高中状元,随后又娶了前宰相薛奎之女,可谓少年得志。其做官后,也是一路平步青云,未受什么挫折,因此以前很是有些轻狂。
在“庆历新政”时期,王拱辰坚定的站在守旧派一边。
本来两派相争为得是国家大策,跟德行不牵扯,毕竟朝臣们有不同的治国理念,互相政治理想不同,有所争执,也无可厚非。两帮大臣互相攻击,做君子之争,实在跟德行没什么牵扯。
但是在这期间,王拱辰却有两件事做得不光彩,一件被当今官家斥为“沽名”,另一件则“为公议所薄”,所以他在文官士大夫中其口碑一度很差。
被当今官家斥为“沽名”,在因为在处罚滕宗谅问题。
庆历年间时,对滕宗谅处理的问题上,王拱辰认为朝廷对其罪行最后“止降一官”处理太轻,觉得“宜施重责”,强烈要求朝廷重重处罚滕宗谅。官家赵祯一开始不听,“王即家居求自贬”,使出要挟手段,以致“乃徙宗谅岳州”。仁宗对王拱辰的态度很反感,“敕拱辰赴台入见”,且批评他们说:“言事官第自举职,勿以朝廷不能听为沮己,而轻去以沽名。”是以,有了王拱辰好“沽名”的说法。
当今官家赵祯为人冲和,很少有直斥大臣之非的时候,对王拱辰说出那样的话,显然是对王拱辰已经很是反感,才说出口的。
后面的事情,是因逐王益柔、苏舜钦以倾范仲淹,为公议所薄。
君子党的王益柔参加苏舜钦在进奏院举行的宴会,醉酒后作《傲歌》,有许多不当之言。被守旧派的抓住把柄,穷追猛打,从而形成“庆历新政”失败的导火索。
最终范仲淹因为是王益柔的举荐人,在被守旧派的攻击下,被迫自请外任,从而导致了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夭折。
在这期间两帮朝臣相争本来也算是无可厚非,但是王拱辰这期间却表现有些过于兴奋了,他揪住王益柔的酒后失言,“攻排不遗力,至列状言益柔罪当诛”。
反正就是用力很猛,非得让朝廷杀了王益柔才罢休。这自然引起了君子党人的强烈不满,就连守旧派的很多大臣都有些觉得他太过分了,这等赶尽杀绝的事情,让大部分士大夫厌恶。
其实大宋的士大夫争斗讲究一个“君子政治”,也就是那些斗争失败的,你自请外任便是了!这自请外任便是承认失败了,那些占据主动的执政派,自然也不会赶紧杀绝。互相都是争斗有度,互相留下活路。
这其实也是大宋士大夫的共识。因为谁也不都能保证自己能在朝廷的斗争中,一直是获胜者!若是你在占据上风的时候对那些失败者痛下杀手,谁又能保证在你在处于下风时,人家不对你赶尽杀绝呢?你未必便能一直占尽上风吧。
是以,在大宋此时都是讲究文斗,有分寸的斗争,这也是后世明朝文官羡慕不止的“君子争斗”。明朝的文官从一开始开了把失败者赶尽杀绝的头,所以后期想要实行“君子争斗”也不可能了。
大宋的宰相们很多都是几起几落的,失败了大不了去外地任上几年知州,等有机会还可以风光还朝,这在大宋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到了大明,你一个内阁大学时被政敌干下去,基本就是被彻底搞臭了或是被彻底夺权了,不可能再在京或是地方上任官。
在大明,一个做过内阁大学士的官员,从没有听说再外任一府知府或是一省巡抚的。大明的内阁大学士一旦争斗失败,基本上就只有告老还乡一途,当然也有些被直接从肉体上消灭的,可以说大明的内阁宰辅们一旦下台,基本上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了。
在大明,有很多人呼吁过“君子争斗”,但是有些事情一旦开了头,后边便可能抑制不住。
因此大宋讲究不杀士大夫,而王拱辰坚决要求诛杀王益柔就有些犯忌讳了,而且是犯了所有士大夫们的忌讳,因此有了王拱辰“为公议所薄”!
这公议自然是指得士大夫们的观点,他们眼中杀士大夫这个口子,自然是不能开的。因为这种事情一旦开了口子,便有可能再也止不住了。
所以王拱辰以前的在士大夫们口中的名声并不是太好。
…………
王拱辰后来也知道自己那时有些年少轻狂,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所以这些年倒是转了性子,为人谦和了许多,再也没有招摇之举!
这几年他和各方朝臣们努力搞好关系,对当今官家也努力讨好,倒是挽回了不少声誉。
到了如今,士林中对于王拱辰的非议倒是少了很多,官家对他也没了芥蒂。不然的话,这科官家也不会让王拱辰主考。
王拱辰经过“为公议所薄”的事情之后的这近十年的,倒是着实转了性子,如今性子是当真是很是随和!
今科的各位副主考、同考官、阅卷官便挺有感受。作为主考的王拱辰,这些日从不摆架子,有事儿大都是和众人商量着来,也从不开口训斥这些考官,倒是让这些考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