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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由于和契丹的敌对关系，登州港这里的军事地位和作用进一步突出。
宝元、庆历年间，因为大宋在集中力量对付西夏的时候，为防止契丹从渤海海上泛海来攻，再实行登莱海禁的同时，在登州港开始设立刀鱼寨，以保护登莱地区安全，同时屏障登州海域。
大宋庆历二年，登州知州郭志高奉命在此构成一座城寨，以泊舰船。这座城寨依傍而建，位于北丹崖山下，临海而建，探入海中，扼守登州港咽喉。因大宋的水军使用的战船大都是长四丈，宽仅仅不足一丈，形似狭长的刀鱼，所以称为“刀鱼船”，这座水城便被称为“刀鱼寨”。
刀鱼寨修建完成之后，登州于刀鱼寨巡检，泊刀鱼战棹，备御契丹。朝廷还将这刀鱼寨的厢军，升为禁军，以表明重视。刀鱼寨的构筑，算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军港的雏形，对大宋海上的屏障契丹海上进攻，以及高丽、日本海盗的袭扰等军事活动有着重要意义。
这座刀鱼寨在我国军港建设上，也算是开先河之作。
当然，如今的这座刀鱼寨从庆历二年建立，到现在只不过十余年时间，规模和建制还不是很完善，名声也不是太大。
钟浩之所以对这座刚创立不久的刀鱼寨耳熟能详，并不是来到大宋才了解到的，而是因为后世他曾来过这座蓬莱水城。
在历史上，随着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金国统治了北方，这座刀鱼寨自然失去了屏障辽东民族政权来进攻的作用，因此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荒废了。
直到大明建立以后，为了防备倭寇袭扰。大明太祖皇帝朱元璋于洪武九年，下令在登州港内刀鱼寨基础上建造修筑水城。
登州府军民于是在刀鱼寨基础上，北砌水门，南设振扬门，以土城绕之，引海水入城，建成了蓬莱水城。蓬莱水城周三里，高三丈五尺，厚一丈一尺，东跨山，东南滨河。其实把丹崖山、刀鱼寨以及刀鱼寨以西的水域整合为一体，外筑城墙以围之，东设出口以通大海。蓬莱水城建成以后，朱元璋特地赐名“备倭城”。
大明派驻水城和巡防登州海域的水师，最盛时达六营。出身登州卫戚继光在领导平倭战斗时，曾在这“备倭城”训练水军，从而使得这蓬莱水城名扬天下，也让蓬莱水城成为中国古代军港建设的光辉范例。
蓬莱水城，南宽北窄，呈不规则长方形，负山控海，形势险峻。自古就有“京津门户”、“渤海锁钥”之称，是兵家必争之地。水城有着完备而系统的防御体系和水师训练作战设施，因此，水城有着极其强大的防御能力。
水城在明代最为繁盛，荒废于清代，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由于蓬莱水浅，港湾泥沙淤积，不宜停泊近代大型的机动船，于是，商埠由登州水城移至烟台芝罘，蓬莱的区位优势逐渐萎缩，水城也由繁华变为荒凉。
虽说在历史长河中，蓬莱水城的军事价值或者商业价值，逐渐降低或者被废弃。然而这座特色而完整的军事建筑，却得以存留，一直保存到后世钟浩生活的那个年代。
后世几经修缮后，呈现了蓬莱水城的原貌，可以让后世钟浩生活的那个年代的人们感受下古代水军的文化！
这蓬莱水城便是依傍丹崖山而建，丹崖山上便是蓬莱阁，丹崖山下便是蓬莱水城，钟浩后世来蓬莱旅游时，自然是曾经来这蓬莱水城游览过。
当然，钟浩如今来到登州，自然也少不了故地重游。呃……当然，到底后世那个蓬莱阁和蓬莱水城算是故地，还是大宋的这个蓬莱阁和蓬莱水城算是故地，却是有待商榷。
……………………………………
大宋登州城周四里，高两丈七尺，临海而立，城池算不得大城，城墙也不算太高，比起青州城来远远不如。
当然，登州城比起钟浩这一路来经过的潍州城和莱州城来说，也算是差不多大了。至于青州城，因为是望州，又是京东路路治，这登州城比起青州城来，多有不如，也算是正常。
登州最辉煌的时期，应该算是明清时期，那时的登州府是山东六府之一，城池经过几次扩建，规模比大宋的登州大了许多。钟浩来蓬莱旅游时曾经，看过蓬莱的县志，明朝的登州府城周九里，高三丈五尺，厚二丈，皆为砖石结构，扩容一倍多。如今大宋登州的护城河画水和城东的密水，到了大明，被扩容的登州府城纳入城中，成为城中河。登州府城除了正常四门外，另有三个水门，外加一个小水门，城池规模相当大。
虽然登州城不算太大，但是这临海而立却是一大特色，钟浩觉得等忙完了差事，一定好好在登州游览一番，顺便去海边玩玩。这来到大宋之后，这还从没见过海呢！
钟浩带着译使李光旭和两个差役在登州城西郊的驿站安顿好之后，便从登州城西门迎恩门入城。
钟浩一行先去了登州成为的高丽馆舍，去打探一下高丽使者的情况。当然，今天是没法天色已晚，自然是不便接洽高丽使者了。钟浩打算先去跟高丽使者约一下接洽时间。
从唐朝起，登州港作为跟新罗国、渤海国和日本国交流的重要港口，这城内也设有专门接待官方使者以及管理外来人员的机构。唐朝时，在登州设有新罗馆、渤海馆和日本馆，专门作为负责接待新罗国、渤海国和日本国的使者的驿馆。
这新罗馆、渤海馆和日本馆，除了负责接待安排新罗国、渤海国和日本国的官方使者，还具有一部分“海关”和“使馆”的职能，管理入境大唐的非官方人员。进入大唐境内人员，需要由各自专门负责管理接待新罗国、渤海国和日本国人员的新罗馆、渤海馆和日本馆核发类似于后世护照和签证的“边碟”，才可以进入大唐境内。这种“边碟”会注明进入大唐外国人员的目的地和路线。进入大唐外国人员必须严格按照“边碟”上的目的地和路线前行。若是不按路线前行，各地官府发现后，可以将他们遣返。而且他们在大唐完成自己的事情后，回来的路线也必须严格按照“边碟”的路线行走，不能随意更改。
大宋建立以后，延续大唐的一些外交政策和举措，依旧是在登州设立馆舍，管理和接待外国来员，依旧是延续大唐的“边碟”政策。不过大宋建立时，渤海国早已被契丹灭亡，自然也就不再设立渤海馆。而朝鲜半岛新罗国也被高丽国所取代，这新罗馆自然也变成了高丽馆。
大唐时，新罗和大唐接壤，也可以走陆路，海路只是他们派遣使者来大唐的道路选择之一，登州的新罗馆地位还不是太重要和突出。但是到了大宋时期，因为高丽和大宋陆路交通被契丹阻断，这泛海交流，自然成了唯一的选择。因此在大宋和高丽保持宗藩关系、交往很是密切的那几十年，登州城内的高丽馆一度在大宋和高丽的关系中，有着重要地位。
不过随着大宋和契丹澶渊之盟之后，两国关系趋于稳定。契丹得以腾出手来对付高丽，在和高丽的两次大战之后，高丽向契丹修表称臣，和大宋断绝宗藩关系，双方官方交往迅速减少，这随后的几十年高丽馆的作用自然也就迅速下降。
当钟浩来到登州城内的高丽馆时，眼见高丽馆已是极度破败衰颓。除了高丽馆几个官署人员办公的地方和接待高丽使者的院落，勉强还算修缮的可以入住之外，其余的已经都是破败不堪，近似于荒废。
当然，这也是没法，大宋和高丽没有什么宗藩关系，就算有高丽人来大宋也大部分是来贸易的，这官方使者好几年来不了一趟，这高丽馆自然没有太大的维系意义，朝廷对高丽馆的拨款自然非常有限。没有钱资，这高丽馆的修缮和维护自然难以维持。
这高丽馆的馆舍大都是大宋建立的初年建造的，到现在已经近百年了，很多早就屋舍早就腐朽破败。从高丽和大宋断绝宗藩关系之后的这近四十年来，这高丽馆内的馆舍又少有得到钱资修缮和维护，这馆舍不破败才怪！
……
……
第三五一章 高丽馆（）
登州高丽馆的主事人名叫孙立。
钟浩一行来到高丽馆时，孙立很是客气的招呼了钟浩。
钟浩亮出自己的官凭和政事堂授予的差事委任文书后，孙立很是恭敬的带着钟浩去高丽馆的官署二堂就坐。
二人坐定后，一番客套话之后，钟浩很是客气的问道：“孙管勾，不知道这次来得高丽使者有多少了？孙管勾可曾了解他们此来的意图？”孙立的差遣叫做管勾登州高丽馆公事，所以钟浩以其差遣称呼他。
孙立是明经科出身，虽然在官场混了十几年了，但其的散官职阶只不过是一个从八品上的承奉郎，这个管勾登州高丽馆公事也是个闲差，平常没什么油水，碰到钟浩这样的进士科出身，又是正六品的官员，只有恭恭敬敬的份。
说起来高丽馆的这个管勾公事，以前这高丽馆还有个开出“边碟”的差事，这个差事儿还是颇有油水的。对于那些像进入大宋的高丽经商的商人、求学的学子等，这想要拿到“边碟”，自然要免不了要给他们高丽官的官署人员一些好处，不然的话，这“边碟”怕是很难拿到。就算高丽馆为免于落人口实，给他们开了“边碟”，这边碟上目的地和路线等，也会给他们规定的很是严苛。那些想进入大宋的高丽经商的商人大都是有钱的主儿，自然为免被刁难，少不了要给高丽馆的官员们一些甜头的。至于那些高丽国求学的学子，也大都是非富即贵的高丽人家的子弟，一些钱财少不了也是要孝敬给高丽馆的官员。
但是自从大宋和高丽断绝宗藩关系以后，这大宋朝廷便不允许高丽非官方的高丽人入境了，对于想要离开大宋的高丽人倒是允许。不过想要出境的高丽人用不着开“边碟”，想走从海边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