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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界有种观点：搞工业化需要“原始积累”。资本主义靠掠夺殖民地取得原始积累，社会主义靠从农业取得原始积累。毛泽东也曾批评过前苏联搜刮原始积累太狠，把农民抠得太苦〔14〕。这个观点应该没有什么大错。我们也提出一个补充观点，即社会主义在前期是能从农业取得原始积累的，因为那个时候尚未形成“规模经济”，养人少。一旦“原始积累”化成了工厂、矿山、铁路……规模经济形成，国家有了“完善”的管理系统（农村也有了），就开始养人了。“原始积累”就没有了。
有人说，民粹派如果后来在苏联执政，也搞社会主义，一定不会搞腐败！他们想从腐败中得到什么？特权？各种享受？荣华富贵？这些特权他们原先不是都有吗？为了人民的幸福他们牺牲了一切乃至生命，与其今日，何必当初？托尔斯泰也说民粹派比其他政党高尚。——我们不敢苟同这种观点，人是会变的。但是我们敢肯定，民粹派若执政，苏联农业“剩余价值”不会拿去养人，也不会“原始积累”突然就没有了。他们会珍惜农业（他们本来就是农民社会主义者），苏联经济的泉头永远不会枯竭。在低成本、高效率的管理体制下，农村将有足够的费用投入科技及文化等基本建设。他们会比一般政治家更加珍惜环境。因为民粹派本来就热爱土壤，赞美俄罗斯的土壤到了痴迷的程度，竟称：“不是什么比喻的、抽象的土，而是你以泥巴的形式粘在套鞋上从街上带回来的土”，“黑油油、潮乎乎的土”，“具有超历史的道德力量的土”，俄国人民不离“土”，就能“肩负人间一切重担，替我们医治心灵的伤痛”，离开了土，“俄国人民的世界观便不复存在”……〔15〕“舵手”如此热爱“土”，应该不会“舍了生存换发展”。
二十多年来，我国向资本主义学习了那么多管理法，为什么不学一学民粹派的“村社自治”？它还是（曾经）“同属一个革命阵营”〔16〕的呢！
有人疑问：我国从1986年就试行“村民自治”，还推行了农村民主选举，这不也是“村社自治”吗？
不一样！俄国的村社自治是几百年间自然形成的，村民已将村社当作了“精神共同体”〔17〕。在这种情况下管理成本极低，几乎不用设置专职公职人员。中国的村民自治尚需要一定数量的专职人员（临时性也要付工资），否则公共事业就无法运转。俄国的村社自治体单一，管理职能“统包”〔18〕，国家无须再在县、乡设置专门管理农村的机构〔19〕。我国的“村民自治”目前还只是“农业管理的最后一环”。在其之上，县、乡“六十多个科、局，十五个部门”（李昌平语）仍然运行。前者造成我国农民“有费”，后者造成我国农民“有税”。据报道，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仍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国家之一〔20〕，原因是否在于此？“村民自治”确实将我国的农村改革推进了一大步，但“有税”、“有费”再加“剪力差”，使农民负担重的问题至今未得以解决，否则李昌平也不用写信了。
有人会提出，民粹派的“村社自治”落后，现代社会的许多复杂功能它无法承担。另外，列宁批判过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指出它的空想、反动性〔21〕。其实“村社自治”是不是社会主义跟我们的“三农”毫无关系，它是也好不是也好，只要它的管理形式于我有用，借鉴搬用就是了。另外，所谓民粹派村社“空想、反动”一案也已经推翻了。1924年，德国社会党档案解禁，一封马克思致查苏里奇（民粹派女革命家）的著名信件被公布，流亡海外的社会革命党领袖“一片欢呼之声”，他们说，信件的观点证明：“在农村公社问题上，马克思肯定地站在民粹派一边。”该党领导人又说：“被扣压了四十年的致查苏里奇的信已使辩论有了结论。”〔22〕从信件看，马克思确实同意民粹派的村社可以“绕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
那么，村社自治是不是很落后？它没有层层叠叠的管理机构，能不能承担现代社会的管理功能？我们最好去看一个现成的例子，它几乎就是民粹派“村社自治”的照搬。它已经成功运行了近一个世纪，目前生活富裕，现代化程度很高，尤为不可思议的是，它正处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进程中，这就是以色列的“基布兹”（公社）。
一说起以色列，我们的眼睛就瞪圆了，“帝国主义”啦、“强盗”啦、“巴勒斯坦人民英勇斗争”啦。其实以色列人有很深的“社会主义情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社会主义对劳苦人民有很大的吸引力，苦海余生的犹太人对社会主义尤感兴趣。建国初期，以色列走过一段“社会主义弯路”，执行过社会主义政策，执行得有点太过了，有点“左”的味道。公有制啦，禁止私人贸易啦，去自由市场抓“二盘商”啦，那时以色列公务员打领带会被批评（“腐朽的资产阶级象征”），而警察则被人讥为“翻老太婆围裙（搜鸡蛋）的人”，常常觉得抬不起头来〔23〕。
上个世纪初，大批来自俄国的犹太人回归祖先故土，他们带去了社会主义憧憬，还将俄国农村公社移植到了以色列，这就是“基布兹”。以色列大半国土是沙漠半沙漠，淡水极度匮乏，农业环境极为恶劣。但以色列人在这种条件下仍发展了堪称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粮食百分之九十五自给，蔬菜、水果、鲜花、禽类、奶制品大量出口。这其中基布兹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随着以色列经济发展，“今天的基布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仍以农业为主，有的已转向旅游业、服务业、工业。但基布兹奉行的财产公有、成员平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同劳动、共同生活、集体进餐、民主管理等基本原则，却一直坚持下来”〔24〕。每个基布兹都有一个大食堂，“这里既是庄员集体进餐的场所，又是他们开展娱乐和民主管理的中心”。有人问，“这样吃‘大锅饭’，不怕养懒汉？”其负责人回答说，“基布兹在很大程度是靠信念和同舟共济精神维系起来的。能吃苦耐劳而且不计报酬者，经人介绍和庄员大会批准后方可加入。加入后还要再考察一年半。进了基布兹，工作、住房、生老病死都有保障……”〔25〕
这是什么主义？社会主义？不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不是！这也不是民粹派当初设想的“社会主义村社”。据基布兹负责人说，以前庄员还把劳动所得（工资）交公，最近才开始存入银行各人的户头〔26〕。何以基布兹人有这么强的集体主义精神？莫非基布兹精神是民粹派精神的隔代遗传？
它毕竟是从俄国移植过来的啊！
假如苍天有灵，民粹派的魂灵会不会走到马克思的面前，对他说：“我们不是你的合格学生（民粹派经常称马克思为老师），但是你的合格学生的某些社会主义模式都失败了，只有我们的公社取得了成功！”马克思会不会这样回答：“我最近经常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需要继续探索。第二，社会向何方发展与主义没有关系。再好的主义，人差，它就是坏主义。再差的主义，人好，它也会进化成好主义。你们民粹派人格高尚，比我那些合格学生强多了！”
我们不能学基布兹的“共同生活”，更不能学“财产公有、集体进餐”，1958年人民公社就留下惨痛的教训（但是为什么基布兹不惨痛？）；我们也不能学民粹派公社的“长老会”（长老在哪里？），一个村只有两三个“干部”，光杆司令。但是我们可以学它们如何简化管理，防止管理系统滚雪球长大。
相信农民的智慧。
注释：
〔1〕笔记抄录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译文》，原期号不详。
〔2〕〔3〕〔6〕蒋路：《俄国文史漫笔》，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232、232、235页。
〔4〕笔记抄录自罗广斌：《在烈火中永生》，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
〔5〕〔9〕〔10〕〔11〕金雁、卞悟：《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0、93、93、190、269页。
〔7〕〔8〕（苏）布罗茨基主编：《俄国文学史》下册，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
〔12〕李昌平：《我的困惑——“三农”寻思录之一》，《读书》2002年第7期。
〔13〕樊钢：《腐败每年损失一万亿》，《南方周末》2001年3月22日。
〔14〕《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4页。原话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
〔15〕（俄）弗兰克著、徐风林译：《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序，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
〔16〕〔17〕〔18〕张建华：《从民粹主义到列宁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季刊）2002年第2期。
〔19〕邵丽英：《改良的命运——俄国地方自治改革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20〕刘黄：《农民小康决定现代化进程》，《中华工商时报》2002。12。12。
〔21〕参见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
〔22〕艾森伯格等著、时波、夏泰宁译：《摩沙迪》，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99～100页。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