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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是如此。胡亦堂重修文昌桥，他便题诗捧场：“也知茂宰随天象，船载嶙峋起壮图。”“茂宰”当然是胡亦堂了，“天象”在表面上可以理解为诗中的“银汉云章”、“斗杓星聚”，骨子里却是在隐喻康熙诏开博学鸿词科延揽人才之类举措，是一篇十足的歌德颂圣之章。临川另有一处景点叫“翻经台”，相传是谢灵运翻译《涅槃经》之处。八大山人当时还身披袈裟，是以“高僧”身份来此题咏的，按说他总该写几句歌颂功德、弘扬佛法之言，谁知他竟在诗中写道：“独怜秘阁书多少，何必区区译梵音！”“秘阁”即皇家藏书楼，八大山人这是在批评谢灵运不去“秘阁”中好好儿做学问，却到这里来干“译梵音”的区区无聊事。这种离经叛道之言，和“曹洞临济两俱非”观点倒是一脉相通，然而对照“也知茂宰随天象”等颂圣捧场话，这位“山人”在当时决心脱离佛门、热衷入世的内心姿态，也就很清晰了。此外他还写下了“赑屃情愿出蒿莱”和“惆怅秋风茂陵客，到来惟见野棠花”等等诗句，充分利用题咏的景点做文章，隐喻、暗示、曲折表达了愿意入世效力，感慨人世沧桑之类复杂情绪。还应该提到，这些诗章的风格已充分“文士化”，和此前此后他的那些偈语或世俗口语式的诗篇大异其趣，而是典故累累，对仗森森，颇具庙堂气象了。
多年以后，曾经拜访过八大山人并和他有长夜之谈的邵长衡（此人是清廷太学生，又曾是江苏巡抚幕僚）写了一篇《八大山人传》，其中写到：“临川令胡君亦堂闻其名，延之官舍。年余，意忽忽不自得，遂发狂疾，忽大笑，忽痛哭竟日，一夕，裂其浮屠服焚之，走还会城（南昌）……”
这真是叫人目瞪口呆的事：县太爷的这位座上客，诗文书画籍籍有名的这位高僧，突然发疯颠狂，哭笑无常地撕毁袈裟并且烧掉，径自跑回故乡南昌城里去了。有人说可能是胡亦堂纠缠他，逼他和清廷合作，而八大山人坚守气节，不干，便“佯狂”装疯跑掉了。另一种意见恰巧相反，说八大山人可能因为好朋友胡亦堂即将离任而去，对自己的将来生出空虚无奈之情，再加他的祖父曾有颠狂之举，因而可能有这方面的遗传病因，于是“情绪突告激怒沸腾”而发狂了。不管怎么说，这两种互相对立的意见都认为八大山人颠狂的原因和胡亦堂有关，又都认为是由于胡亦堂方面的原因，所以才导致八大山人发狂，换句话说，胡是这件事的主因，八大山人自身反倒成了次因。这就未免本末倒置了。
这一年八大山人已经五十五岁。按照他那个时代的人生尺度，他已入暮年，这辈子都快完了。虽说早年历经坎坷，但后来他的遭际并不差，待到他去临川作客时，无论在佛门还是在世俗官绅间，他都已有相当地位与名望。倒是他内心的矛盾和蜕变，数十年间从未间断，到了去临川作客前更有愈演愈烈之势。从弃爵应试，追求经世致用，到国破家亡一切希望化为劫灰；从斩断尘缘遁入空门，追求“我与松涛俱一处”那种清静无为境界，到悔恨“欲展家风事事无”，转向书画艺术中去寻找精神解脱，再到自比贯休、齐己；从憬悟“曹洞临济两俱非”，否定修禅，到“今朝且喜当行”，下决心出山，入世……这是他一次又一次从失望和绝望中再生出希望的精神突围史，也是他一次又一次企图以改变人生轨迹来重建心灵家园的灵魂挣扎图。儒家纲常，禅宗教义，遗民社会的禁忌，在许多方面都已被他突破。等到他去临川作客时，他已经是一个既没有精神家园也没有精神樊篱的“自在之人”，但还不是个自由人。因为当时他虽有入世之心，却还没有安身立命之地。从他在临川所作诗文中对胡亦堂的称颂与迎合姿态来看，在他的这份入世希望之中，显然也包含着希望能得到这位县太爷的关照与帮助的意思在内。除了表示“情愿出蒿莱”和对“秘阁藏书”的兴趣以外，据乾隆四十八年刊行的《广信府志》记载：“八大山人……去僧为俗人，往见临川令，愿得一妻。”请求胡亦堂为他娶妻，其实也就是希望安排他一处安身立命之地的意思。当然，乾隆四十八年上距康熙十八年已有百年，上述记载是否确切可靠也很难说，但八大山人在临川作客期间向胡亦堂私下提出过某些具体要求，按两人当时的交往情况来看，并非没有这种可能。
再看胡亦堂，他是个很注意“仰体”朝廷旨意的官员。当初他任新昌县令时，通过裘琏早已结识了八大山人，但他很注意“分寸”，从不亲自出面，也不落下任何交游唱和的痕迹，因为朝廷在当时还没有对前朝遗民实施收买政策的意思。一旦朝廷的态度改变，他也亦步亦趋跟着改变。朝廷诏开博学鸿词科，他就邀约一班文人雅士举办“梦川亭笔会”，朝廷诏修明史，他也延揽前朝宗室遗老编修《临川县志》。他很清楚：朝廷对这些人的收买只是手段，收买过来“为我所用”才是目的。所以他对八大山人尊崇的同时，也仍然十分注意掌握分寸。他和八大山人酬唱的那些诗章，四平八稳，只是夸赞这位“上人”的画多么神，当时的景色多么好，对于八大山人或明或暗多次表达的入世愿望，却从不见有一字回应。这是因为，倜傥风流、互相捧场的诗酒酬唱是一回事，推荐、安排、具体帮助你入世又是另一回事，后者是要为你承担政治责任的，聪明的官僚胡亦堂不可能不讲究这些事。他的这种“保持距离”的姿态，八大山人在作客后期似乎有所觉察。所以，初期八大山人被“延之官舍”，后期他就搬到寺庙中去了，初期酬唱、题咏甚多，后期就看不到这些事了。而且，八大山人的症状是“忽大笑，忽痛哭竟日。一夕，裂其浮屠服，焚之”，可见这“狂疾”发作不止一天，这期间却不见胡亦堂有任何表示。八大山人逃往南昌以后，胡亦堂也从此和他再无往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就连裘琏也从此和八大山人再无交往了。其实，胡亦堂和八大山人，一个是正统的、聪明的、热衷于政绩政声的大清命官，另一个则是敏感的、孤傲的、才华横溢的、出身前朝贵胄的艺术家，两人器不同道亦不同，八大山人寄希望于胡亦堂能帮他入世安身立命，只能是不谙世务的知识分子的天真，只能怪他自己的一厢情愿。失望、后悔之余，他这才发觉自己的处境已十分尴尬。滞留临川不仅毫无意义，甚至已是相当难堪；退回“耕香院”去重新修禅，更是心所不甘情所不愿。进退两难之中，内心的矛盾日趋激烈：数十年来，命运一次又一次的折磨他、愚弄他、奚落他，可他总是在企图依傍某种外在的力量：君主、佛祖、朋友等等寻找出路，这一个不行了，就去投奔那一个，结果却发现他们谁都不行。他在痛苦和难堪中终于意识到：那么好罢！而今而后，谁也不靠，只靠自己！要独自面对这个世界和自己的命运！这是他的大彻大悟，豁然开朗！然而几十年时光却因为愚蠢而浪掷掉了！……于是他忽哭忽笑，裂焚袈裟，独自回到身生之地南昌城里去了。
然这哪里是“忽发颠狂”？他这是在大苦闷中获得了大解脱，于大痛苦中获得了大彻悟，并因此作出了十分清醒也十分勇敢的抉择。从此直到他去世的几十年中，他自谋生路自寻欢乐，自我放浪形骸，做自己爱做的事，结识自己愿意相与的人，否则便不理不睬甚至白眼相加，全不顾忌世俗禁忌、教义清规、利害得失。他的晚年生活清贫、朴素，但内心自由自在。他已找回了自我，这精神自由的自我就是他的心灵家园。他从此再也不曾去依傍或反对任何外在势力，显示出他在精神上对那个时代互相对立的势力及其不同理念——大清、大明、儒家、禅宗、卑贱、高贵等等的整体性超越，获得了他那个时代难得的精神自由。日常生活中也率性由情，全不顾忌礼仪规范，有时甚至疯疯癫癫。邵长蘅曾批评那些把八大山人视作“狂士”或“高人”的意见，可见这类看法相当普遍，认为这是“浅之乎知山人也，哀哉！”其实所谓“狂士”，所谓“高人”，只不过是世俗社会和释道两家按照他们各自的尺寸来度量他们莫测高深的人物时，一种貌似宽容的简便说法而已。他们不可能理解八大山人的精神世界，八大山人也并不在乎他们有怎样的理解。倒是邵长蘅敏锐地感觉到了八大山人“胸次汩渤郁结，别有不能自解之故”，并形象地比喻为“如巨石窒泉，如湿絮之遏火”。应该说，这是对八大山人内心世界相当准确的艺术感受。看来八大山人的精神自由绝不是对现存秩序和观念的简单逃遁，绝不是再度遁入“四大皆空”的境界中去出世，而是在“入世”的基点上对现存秩序和观念的破解与超越，即自觉地和这些外在的羁绊格格不入，自觉地不受它们的控制，自觉地在坚守和张扬自我中寻找全新的生命意义，而他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却只能使他的内心生出更多的痛苦。再说人到老年，回忆更多，身世之感也更深，而南昌又是他的故乡，城内的弋阳郡王府曾是他的旧居，如今“城郭人民非从前”，这里的街巷建筑、一草一木，都可以是他的怵目伤心之地，回忆怀旧之源。回首前尘，难免铜驼石马之悲，更难免岁月蹉跎之恨。他这一辈子孜孜追求生命的意义，到头来才发觉生命的意义全在生命自身的自由发展，而不在于皈依外界某种理念。但是这个发觉来得太迟了，耗费的年华和心血太大了，他能不自怨自恨吗？……
在赢得了精神自由，内心再无桎梏的状态中，八大山人进入了书画创作的成熟期和全盛期。在他的流传至今的作品中，十之八九都出自他“忽发颠狂”回到南昌以后。在这一时期中，不仅作品的数量空前，而且题材和风格也繁复多样，既有孤傲冷峻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