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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他写下了《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发表在3月29日的《语丝》七十二期），谴责“这回执政府的大残杀”，认为“中国人似未知生命之重，故不知如何善舍其生命，而又随时随地被夺其生命而无所爱惜”。他说：“惭愧我总是‘文字之国’的国民，只会以文字来纪念死者。”他的文字平稳而不激烈，但对死者的追念，对政府的谴责、抗议则没有什么两样。
4月5日，《语丝》七十三期发表了周作人《新中国的女子》，对牺牲学生给予极高评价，觉得“最可佩服的是女学生们的勇敢”，与《记念刘和珍君》一样热情地讴歌“新中国的女子”。
5月24日，他在《语丝》八十期发表的《闲话四则》中提到：“三月十八日以来北京有了不少的奇迹，结果是沉默，沉默，再是沉默。这是对的，因为这是惟一适当的对付法。”这些话虽然没有鲁迅“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来得精粹、沉痛，但周作人那一时刻也没有沉默，他几乎参加了每一场追悼会，并送去哀愤的挽联。直到1926年5月31日，他还在《语丝》八十一期发表《死法》一文，6月28日又写下“百日”祭文（发表在7月1日的《世界日报·副刊》），称“‘五四’是解放运动的开头”，“‘三·一八’乃是压迫反动的开始”。
面对“三·一八”的枪声，在暴力和血腥面前，周作人和当时无数的知识分子一样没有被吓倒，而是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守住了一个知识分子良心的底线、人道的底线。这个周作人和我们习惯中所了解的那个隐士、汉奸完全不一样。今天我们重读那些遗忘已久的文字，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出于周作人的手笔。
“三·一八”的枪声，青年殷红的血在周作人心中留下了铭心刻骨的记忆。所以，他才会一而再地提及“三·一八”。1928年，当国民党“狂热地讨赤”、屠杀革命青年时，他又想起了“三·一八”的死者，将他保存的燕京大学魏士毅烈士纪念碑的照片交给《语丝》发表。二十年后，他在1945年3月18日的日记里不无苍凉地写下：“‘三·一八’的第二天，下著小雪，铁狮子广场上还躺著尸体，身上盖著一层薄雪……”。甚至四十年后，他还在1966年3月18日的日记里写着：“今日是‘三·一八’纪念，倏忽已是四十年，现在记忆的人，已寥若晨星矣。”悲凉之气笼罩了他的整个生命，他也在随后到来的民族浩劫中丧生。可以说“三·一八”的噩梦缠绕了这位知识分子整整一生。
温文尔雅、以写《荷塘月色》著名的朱自清先生，时为清华学校老师的他也参加了“三·一八”那天的集会游行，亲身经历了从死尸堆里爬出的血腥一幕。作为屠杀的见证人，3月23日，他在屠杀后五天内就在悲愤中写完了《执政府大屠杀记》。他说：“这在北京是第一回大屠杀！”“这一次的屠杀，我也在场。”为了让国人“看看这阴惨惨的二十世纪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的中国”，他详尽地记下了那骇人听闻的公开杀戮，记下了自己的所见所感所闻。枪响之时，他还以为是空枪，直到鲜红的热血滴在他的手背上、马褂上，他才清楚屠杀发生了。他说，那滴在身上的死者鲜血的“红色我永远不忘记”，那近在耳旁的伤者的“呻吟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他清楚地记下光天化日下的兽行，为历史留下了一份可信的珍贵记录——
有些人虽幸免于枪弹，仍是被木棍、枪柄打伤，大刀砍伤；而魏士毅女士竟死于木棍之下，这真是永久的战栗啊！据燕大的人说，魏女士是于逃出门时被一个卫兵从后面用有楞的粗木棍儿兜头一下，打得脑浆迸裂而死！……卫队不但打人，行劫，最可怕的是剥死人的衣服，无论男女，往往剥到只剩一条袴为止。
他还记下了值得纪念的两件事：
一是清华同学韦杰三君（他现在已离开我们了！）受伤倒地的时候，别的两位同学冒死将他抬了出来；一是一位女学生曾经帮助两个男学生脱险。这都是我后来知道的。这都是侠义的行为，值得我们永远敬佩的！
在那场惨剧中，他的学生韦杰三被罪恶的子弹击中，挨不到三天，在一个漆黑的深夜（1926年3月21日凌晨1时48分）他的微笑就永远凝固了。4月2日，朱自清先生含泪写出《哀韦杰三君》（发表于4月9日的《清华周刊》）。他反复地说韦杰三是一个可爱的人，反复地说起韦杰三的微笑。他说“三·一八”那天早上在天安门下电车时还见过韦杰三的最后一面：“也照平常一样，微笑着向我点头。他的微笑显示他纯洁的心，告诉人，他愿意亲近一切。我是不会忘记的。还有他的静默，我也不会忘记。”无论多少年后，凡读过这篇文字的人又有谁能忘得了韦杰三永远的“微笑”呢？
时任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北大公祭大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据报道，他说到这里“潸然涕下。于是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时任女师大教务长、刘和珍的英文老师林语堂，在刘和珍她们“被难后之第三日”就写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一文（3月29日发表在《语丝》七十二期），说自己经过了“有生以来最哀恸的一种经验”，“二女士之死不尽像单纯的本校的损失，而像是个人的损失”。她们“是代表我们死的”。“她们的死，于我们虽然不甘心，总是死的光荣，因此觉得她们虽然死的可惜，却也死的可爱。我们于伤心泪下之余，应以此自慰，并继续她们的工作。总不应在这亡国时期过一种糊涂生活。”
刚动过手术的梁启超先生在医院对记者表示自己“极为愤慨”，认为“无论在任何国家，均非依法从严惩办不可”，否则就是政府“自弃于人民矣”。
1926年4月1日，年轻的诗人闻一多在《晨报》副刊《诗镌》发表《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以饱含深情的语言歌唱为自由、正义而血洒铁狮子胡同的死难志士，称“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伟大的诗”。
呜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杀人乱如麻！
……
刘半农的诗句，经赵元任作曲后传唱全城，悲怆、低沉的旋律飘荡在二十世纪音乐史的上空。两个文弱书生，不惜自己“名教授、名学者”的羽毛，不惮铁血、子弹，唱出了一个民族无比悲愤的心声，成为衰亡民族不屈从于强权与暴力的见证。
三
即使如《现代评论》周刊，也并不都是陈西滢式的“闲话”。主编王世杰的《论三月十八日的惨剧》、主要撰稿人之一陈翰笙的《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一致抨击军阀政府的杀人暴行。身为北大法学教授的王世杰还在《现代评论》连续发表《京师地检厅与三·一八惨案》等文，明确提出法律制裁问题。他根据大量事实断定“此次残杀，是一种预定计划，不是偶然发生的事实。段祺瑞以及其他参加残杀计划的决定的人，自然要与他土匪式的卫队，同为本案的责任者”，并一针见血地提出了“元首犯罪，也能与庶民百姓一样受制裁吗”这个问题。
许士廉、高一涵等也纷纷发表文章公开谴责政府。作家杨振声和凌叔华等则以“三·一八”为背景发表了短篇小说《阿兰的母亲》、《等》等。翻开当年的《现代评论》，那个以自由主义为导向的温和的知识群体针对“三·一八”惨案发出的声音和其他优秀知识分子并没有什么两样，历史的真实面目就是如此。
当然，最值得一提的还是邵飘萍办的《京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消息，广泛深入地报道“三·一八”的真相。
3月19日，《京报》第二版刊出题为《国民拥护国权大流血——八国通牒之大反响》的长篇报道，副标题是“死三十余人伤二百人死伤确数容再详细调查”（其时，如韦杰三君还辗转呻吟于医院中，并未断气），率先公开报道了“国务院门前之屠杀”，确证“中弹倒地之男女甚众，满地皆血，哭声震天”，并刊登了七十多位伤亡者的姓名、单位、籍贯、职业、性别及负伤的部位、伤势等详细情况，以血写的事实把段祺瑞政府钉在了历史的被告席上。
这一天，同时发表了邵飘萍先生连夜起草的《世界之空前惨案——不要得意，不要大意》。他还调整版面，刊出请愿代表撰写的长篇纪实《民众大流血之别报》，揭露惨案真相。
3月20日，《京报》发表邵飘萍亲笔写的社论《可谓强有力之政府——举国同声痛哭，列强一致赞成》以及特写《小沙场之战绩》，辛辣地嘲讽段祺瑞政府“以国务院为小沙场”，弹无虚发、尸横满院的“战绩”。同一天，《京报·副刊》发表了石评梅的《血尸》，几天后又刊出她的《痛哭刘和珍》一文。
3月21日，《京报》发表《警告司法界与国民军——段、贾等可逍遥法外乎？各方注意屠杀案要点》。这个普通报人、这张民办报纸居然在当政者的眼皮底下毫不含糊地提出“缉拿要犯公开审判，使犯罪者伏法”这样要命的问题。
3月22日，《京报》发表《诛人类之蟊贼》、《敬告法大学生》等时评。
3月23日，北京各界、社会团体、学校在北京大学大操场举行万人追悼会，悼念刘和珍、杨德群等四十七位死难英烈。邵飘萍亲往采访，并登台演说，慷慨激昂，痛斥政府杀害和平请愿的民众。第二天《京报》作了详细的报道。
3月31日，《京报》出版《首都大流血写真》特刊，全面详尽地报道惨案真相，印刷三十万份，以“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仅仅从3月19日以后的十二天里，《京报》就发表了一百一十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