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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产生了各种环境问题，如酸雨、臭氧层破坏等，同时还使得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些问题不能不使我们开始质疑和反思科学技术的本质。像南极考察站这种耗资巨大的工程，就如同美国人文学者芒福德（Lewis
Momford，1895～1990）所说的航天飞机一样，是所谓的“巨机器”统治下的产物。“巨机器”就是指国家利用行政手段，集合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官僚主义的等所有统治因素而形成的极权主义的技术。芒福德认为，在古代，巨机器的统治下最典型的产物就是埃及的金字塔，而现代社会中，巨机器的统治下最典型的产物就是航天飞机。因为只有“巨机器”才能集合如此庞大的物力、财力和人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庞大的工程。他在《机器的神话》一书中认为，埃及巨大的金字塔正是我们时代航天飞机的恰当的对应物，因为两者都是以昂贵的代价，来保证少数受益的几个人通向天堂的道路。芒福德反对的正是这种“巨机器”，他试图通过科学技术的民主化，使科学技术的共享来纠正科学技术产生的问题。但是，由于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建立和科学技术越来越以市场为导向，大量私人投资加入到了科学技术研究之中，导致科学技术越来越私有化，阻碍了科研成果的共享，使得科学技术的民主化步履维艰。芒福德认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将科技产生的问题完全在科技领域中寻求答案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科学技术应当被看作社会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可以解决具体的问题，而且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观念，培养了一种创新开拓、渴望求知和哲学思考的精神。芒福德认为，自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突飞猛进，但人类的文化却发展缓慢。科学技术之所以造成诸多的问题，就是因为没有更好的文化来整合它。人类的物质财富、生活水平虽然提高了，但是人类的审美情趣、艺术创作才能却枯萎了，缺少了对更高精神的追求。在1934年出版的代表作《技术与文明》一书中，他写道：“机器在西方文明中达到如此无法抵抗的规模，部分原因是它起源于一个破碎的、单面的文化，然而它可以帮助扩大文化自身的领域，并由此建立一种更大的综合：这样的话，它将给自身的毒药提供解毒剂。因此，让我们将机器更紧密的作为一种文化的成分来考察，在最近的世纪里，研究我们已经开始了的、吸收它的方法。”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类能否驾驭科学技术等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众对科学技术的参与和共享，科学和技术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来解决。因此自然科学家们不必像否定人文学者去南极一样，否认公众和人文科学对科学技术的参与认知。同时，我们的人文学者也要争口气，不要简单地肯定或否定科学技术，而要从更高和更深的理论层次，对科学技术这一现时代最根本现象及其对人类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地研究和反思。科学自从战胜宗教并在人类思想中占统治地位之后，同时也侵占了宗教的“神化”领域，科学的权威和声誉被一般公众广泛地、不加批判地接受。无论是在科学技术的内部还是外部，都缺乏成熟的批判意识。批判精神对于文学、艺术等学科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这可以更快地促进学科的发展和成熟，但是对于科学技术的批判人们却很难认同，认为一提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就是否认科学技术。成熟的批判意识的缺乏不管对于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还是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有害的。目前，国外在后现代思潮的大背景下，已经有了科学技术“去神化”的趋势，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以哲学为基础，借助于现代各种哲学思潮，诸如现象学、存在主义等，已经建立了对科学技术进行人文思索的比较完备的体系，并且已经从总体上反思科学技术深入到具体的实践中对人与世界的关系、对人类生活和文化的影响的层面上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会产生出《暗冬》这样的反思科学和人类关系的小说。相比之下，我国的科学技术哲学领域还简单地停留在诸如科学技术是双面剑、科学技术有利有弊的水平。我们不仅应该看到在科学技术上与国外的差距，还要看到在对科学技术进行反思的层面上的差距。只有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共同努力，共同探讨和思索科学技术的本质和影响，提高科学技术的透明度，增加公众对科学技术的认知和参与，才能使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人类。
行文之最后，我的头脑里又回想起《暗冬》中阿比和刘易斯的一段对白：
“我们丢失了什么东西，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找到它。我们来这里，要带它回家。我们真正的家。”
“丢失了什么？”
“希望。我们能够重新恢复正常的希望。”
英雄，谁是英雄？
？ 朱伟一
2002年12月20日北京下雪，但我一早便踏雪求梅，赶去观摩张艺谋拍的《英雄》。我知道，张艺谋近年来热心于拍宣传广告片。我知道，张艺谋几部新片都是勉强及格。我也知道，张艺谋近来对批评之声大为反感，有失大家风范。大师一级的人物对无稽之谈也是一笑置之：“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但我总想，张艺谋的电影不至于太差。毕竟，张艺谋有《红高粱》和《我的父亲母亲》这样的力作。再说，冯小刚暂时息隐，我们没有贺岁片可看。
一、“溪涧之水的浪花是轻佻的”
可惜，《英雄》真的不行，张艺谋真的不行了。首先是太有匠气。什么是匠气？匠气就是刻意模仿，没有创意。《英雄》一片大部分是武打，模仿《卧虎藏龙》的武打，蹩脚模仿的痕迹到处都是。《卧虎藏龙》的武侠在竹海中打，张艺谋也安排他的英雄在林海中打，只不过是把竹海的苍翠换成秋叶的杏黄和红色。《卧虎藏龙》吸收了京剧的鼓点之声和造型，张艺谋也如法炮制，只是鼓点更长，动作更慢，还加上“票友”画外喝彩的声音。片中有言情，床上戏模仿的是《末代皇帝》，野鸳鸯云雨时也盖一床蒙头蒙脚的被子，但被子的颜色换成张艺谋所喜爱的大红色。片中有战争场面，秦军攻城模仿的是《角斗士》中罗马军团征伐的镜头。连秦军士兵的举止也像是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总之，张艺谋像个虚心好学的小学生，苦心模仿好莱坞电影，然后将弹得很不怎么样的几首练习曲做成一道拼盘，告诉我们这就是他的《英雄》。政治不怕重复，但艺术最忌重复。第一遍是艺术，第二遍就是匠气。
张艺谋在摄影方面确实有一手，特别善长于利用色彩进行视觉冲击。但电影需要故事，如果没有好的故事，电影画面再漂亮，也只能是挂历上的美人头或风景画，没有生命，没有神韵。张爱玲说得很好：“溪涧之水的浪花是轻佻的，但倘是海水，则看来虽似一般的微波粼粼，也仍然饱蓄着洪涛大浪的气象。美丽的东西不一定伟大，但伟大的东西总是美的。”
画面也像成语，必须用得恰到好处，否则就像初学者的习作，满是成语的机械堆砌。艺术要有神韵，就必须有对人的关爱，尤其是对小人物的关爱。《英雄》一片中看不见对普通人的关爱。相反，张艺谋却在那里揣摩帝王的心理。尽管梁朝伟、张曼玉都是实力派演员，但没有一个好的故事，他们也徒有屠龙之技。
二、天下，谁的天下？
好电影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故事。《英雄》说的是国人熟悉的历史故事，但编导对历史胡乱加工，不顾起码的史实，不顾起码的逻辑，影片结尾居然打出了秦始皇“护国护民”的字幕。秦始皇若是真的爱民，如果他尸骨未寒，陈胜、吴广登高一呼，便应者如云，群雄蜂起，彻底埋葬了短命的秦皇朝，秦始皇护民了吗？没有！秦始皇是残害人民，让人民修建阿房宫，修建秦陵，使他们血流成河。张艺谋，长城是用我们先人的白骨堆砌起来的！
再说，“护国”一词也用得不伦不类。“护国”本来是民国初年各地军民为反对袁世凯称帝而打出的旗号。到了张艺谋这里，却把这顶帽子戴到了第一位皇帝头上，真是对历史、对民族的一大亵渎。秦始皇的“国”也不包括我们许多兄弟民族，所以秦始皇所说的统一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统一，秦始皇的统一也没有结束我们历史上的战争。再者，世界大同不能靠杀戮、暴力和武力来实现，否则就是为国际霸权主义鸣锣开道。欧盟是个成功的例子，真的是“近者悦，远者归”。连土耳其这样的亚欧国家也又哭、又吵、又闹，非要加入欧盟不可。其实，张艺谋也反对使用武力和暴力，但他只反对游侠使用武力和暴力，不反对秦始皇使用武力和暴力。张艺谋理解、同情和赞赏秦始皇使用暴力。秦始皇的文臣武将和武士们力请他下令处决刺客，千万个喉咙齐声喊：“大王，杀不杀？！”“大王，杀！”“大王，杀！”“杀！”——“杀！”——“杀！”真是杀声震天。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心惊肉跳，不寒战栗。更可怕的是，在张艺谋看来，这样的杀人是在维护法律。
据说姜文本来要在戏中扮演角色，但因故后来退出。这涉及到判断，好导演、好演员都必须有好的判断。判断包括对剧本的判断，对人物的判断，而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的判断。张艺谋来自黄土高原，曾经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最了解我们底层人民，尤其是农村的广大乡亲们。《红高粱》和《秋菊打官司》他都拍得得心应手。但在《英雄》一片中，张艺谋却要揣摩、理解和分析帝王的内心世界。这就是张艺谋的悲哀之处，也为《英雄》埋下了败笔。
帝王的心理需要我们揣摩吗？帝王的心理我们能够揣摩吗？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