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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呢？
自然是只能委托给其他人了，而其他人再委托给其他人，这些士大夫阶级根本就不懂王安石的所思所想，最后一项好政策就变成了一项坏政策，这就是王安石失败的原因，而当年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首先第一个条件就是秦国不大，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它像宋朝一样大，想要改革，恐怕也不成。
这一点从历史上也可以反映出来，当时秦国变法时，正好是七国之中最为弱小的，地盘也不大，人口也不多，这样的国家，老子说是小国寡民，倒也确实有这个意思，第二个便是因为弱小，所以宗族势力并没有像其他六家那么强大，当然也是很强大的，不然商鞅也不会在后来以谋反罪而被五马分尸了，第三则是君主的信任，这一点至关重要，若是君王不信任你，放手让你进行改革，也断然不能成事，第四点就是君王的命长，这一点同样重要，若是一个短命君王，那就彻底完蛋了，改革到一半，正是全国痛点的时候，突然压在自己头上的大山死了，那么最后的结果也只能是付之一炬，彻底完蛋了。
而王安石比较倒霉，他除了碰到了一个很信任他的皇帝之外，其余的条件是一个也没碰到，所以注定他的改革终将以悲剧收场，而这种地方与中央之间的代沟，也是中国历代朝廷都有的矛盾，且很难解开。
尤其是历代王朝，几乎都是将地方衙门的权利不断往中央收拢，等到明清两代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权利都已经收缴到了中央的手中，这样一来，地方上即便有什么想要改革的，也是无能为力了。
这一点，通过一件小小的土地的耕种模式，便能够轻而易举的看到了，至于其他自然是更能清楚的了解到，这种制度的弊端，而最终的解决方法也只有一条，那就是向地方政府进行放权，上辈子的中国同样也是如此。
通过基于地方政府一定的权利，让他可以决定一些不触犯法律的事情，才能够使经济更加融通，就还是贫困县，贫困乡，在此之前，解决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给钱，至于怎么解决，中央并不管，只交给地方，但地方又不敢改，最终的结果自然是只能把这些钱用在老地方，要么修建旅游区，要么修建蔬菜大棚之类的东西。
但这些东西修建在一个地方却并不一定有用啊，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农村都开始慢慢转行，想要做农家乐，田园风光，以此来吸引城市的游客，其中有许多都非常成功，农民们也成功脱贫步入小康，还有许多甚至达到了富裕的程度，完全不亚于城市中人们的生活水平。
见到这些村庄的富裕，许多贫困地区的村庄便也有样学样，开始进行改造，最后花了大把力气改造出来的村庄，却根本无法吸引到游客，这主要就是因为这些农家乐的村庄，本就应该靠近城市，靠近人口密集区才能够生存的，比如说东部沿海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还有比如省城周围地区或者是城市群的内部地带，像这些地方，开农家乐显然是会赚钱的。
因为城市中的人，往往一周也就两天的假期，或者干脆只有一天的假期，自驾游他根本就去不了多远的地方，只能在城市周围放松一下，这个时候，才是农家乐赚钱的时候，而有一些贫困县、贫困村，周围的地方都不富裕，平日里根本就没什么人旅游，最后的结果自然也只能是一败涂地了，这就是不进行规划的结果。
而还有一些乡村，它身处于人口密集区，但却无法吸引到顾客，这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便是没有特色，以前这些村庄也只能通过基础建设来方便游客们进出，而现在则有了很大的不同，许多村庄开始邀请一些大学里的艺术建设工程师，让他们来对村庄进行改造，把这些村庄设计出不同的风格来，如此来吸引游客。
这就有点像希腊的圣托里尼，这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爱琴海小镇而已，后来有一位艺术家途经此地，被当地人收留，见当地人生活十分困顿，便给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将整个村庄的墙壁全部染成了白色，然后房顶则全部用鲜艳的颜色涂抹，暖色调的建筑融合在圣托里尼小岛风情之中，立刻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如今也是中国人十分热爱的一处旅游景点，热闹程度丝毫不亚于任何一处风景名胜，但实际上圣托里尼既不是人类文化遗产，也不是什么重要的古代建筑，只是一个普通的小村子而已。
圣托里尼无疑是旅游业，尤其是田园风格旅游业的标杆，中国所施行的一村一风格虽然不能跟其相提并论，但也确实有一点成效，原本中国的村子大抵长相都差不多，成片成片的小高楼，非常的不美观，即便是那些农家乐，老百姓的房子也总能给人一种不好看的感觉。
但现在像浙江、江苏这样的地方，很多村庄的建筑物已经开始向着欧洲小镇或者是美国郊区的风格靠拢，还有一些小镇，小村庄则是向着古风靠拢，总而言之都是有自己的特色，风格也开始慢慢统一，不再像原来一样，一个村庄那里一栋欧式建筑，这里一栋八十年代的建筑风格，这给了游客们一种更加完整的视觉享受体验，通过这种来让贫困地区脱贫，减低城乡差距，这无疑是正确的做法。
如今的徐清自然也要这么做，唯有放权一部分给地方，才能将地方上的许多产业给带活起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依靠着朝廷的支持勉强度日，如此终归有一天会被其他发达地区彻底甩到后面去的。
（本章完）
第572章 573。流官与本地官（）
只不过放权到哪一步，这一点却很关键，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外儒内法，而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追求的都是中央集权制，唯有道家是在追求小国寡民，但道家在中国有时更多还是一种思想和哲学，在政治上，自汉朝独尊儒术之后，便没有了政治地位，原本在魏晋南北朝又曾经兴起过一段时间，但也非常的短暂，随着宋王朝的建立，儒学正式开始进入全面繁荣的阶段，自此之后道学家便没有了在政坛立足的能力。
明清两代更是只考四书五经，甚至连史书、道德经、韩非子之类的书都称为是无用之书了，甚至因为朱元璋自身文化水平有限，不像宋朝的皇帝那样，几乎个顶个的是艺术家，这艺术家当皇帝虽然不太好，但总归对于艺术和文化还是持开放意见的，所以儒家在宋代的时候，主要呈现的状态是百花齐放的，无论是心学还是理学，又或者是事功学，都有人继承和发扬。
但到了明朝，因为朱元璋自身没什么文化水平，而古代科举取士，最后一关都是由皇帝来出题的，为了不让自己出洋相，同时也是为了钳制官员的思想，所以朱元璋特别规定，四书五经必须得是朱熹做的注才行，其余的书则都不用看，所有考试内容必须以理学章义为主，不能偏离理学的范畴。
这一下立刻就让儒学窄了很多，最后发展到后来，儒学就变成了世人眼中一个不知变通的样子，其间虽然也有过王阳明龙场悟道，最后使心学一脉重振雄风，但最后还是在时代的变迁下，变成了旁门左道，一直没有取代理学的地位，只是撼动而已，这也直接导致明清两代的大儒思想普遍比较保守，存天理灭人欲，这是理学的宗旨。
但这种事情又有谁能够做得到呢，所以最后理学也只能变成口头上的宗旨而已，而在宋代则不一样，各种各样的儒家文化被发扬光大，有的人遵守理学，有的则喜欢心学，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同时科举考试也不单单只是考四书五经，还要考诗赋、策论、史书，这些都是必要的，但到明清两代，八股取士则只中文章，不再重策论了，这些无疑是科举制度的倒退了。
在明朝甚至还有一个笑话，有一天老师让学生去看一看司马公写的史记来开拓视野，那学生却说道：“这司马公可是进士？”“当然不是。“”那可是举人？“”也不是。“”难道是个秀才。“
“也不是。“”那我看他的书作甚，连秀才都没考上，这样的人写得书，读了也没用。“这就是明清科举制度所带来的坏影响，连司马迁是汉代人物，而汉代没有科举制度都不知道，也难怪后世的中国在面对列强时如此软弱了，这些不得不说，确实跟儒家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
而此时的宋朝，儒家也非常的兴旺发达，并且呈现百家争鸣的趋势，尤其从工业时代开始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入脱产阶级，也即所谓不用劳动养活自己的阶级，他们依靠股权、地产等资源就可以使自己过上富裕的生活，这些人往往也是艺术、文化、哲学思想的拥趸，毕竟没有这批闲的没事干的人，这些思想文化也就不会有倾听者了。
你渴望工人去品鉴一番艺术品，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汴京城免费的艺术馆、博物馆多达一百多座，但你很少能够在其中见到工人、劳工、佣人的身影，博物馆并不禁止他们入内，只要他们穿上一身干净的衣服就可以了，这对于他们来说也不是一件难事，但他们却连免费观看的都不愿意，这就是两者之间的代沟，对于他们来说，如何赚钱，活过明天才是重要的事情，至于艺术品，文物，古董，他们没有任何的兴趣。
通过富裕阶层的供养，如今的宋朝文化界，思想却是非常的繁荣，各种流派都有他的支持者，但是在政治上，儒家学派的支持者还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其次便是法家支持者，这种论调在原本的中国是个禁忌，大家虽然都喜欢用法家的方法去管理这个国家，但是在口头上却没人敢这么说。
但随着儒家丧失了科举的唯一性之后，法家自然也就慢慢的兴起了，再加上宋朝的皇室也是十分支持法家的，因为跟儒家相比，法家要更加重视君主集权这一点，在法家看来，天下所有的权利最好全部归于皇帝来控制，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