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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确，但是他们的确是为江南士人撑起了一片天地，从而动摇和打击了阉党在地方上的控制力。
就在江南士绅们趋向于分崩离析的混乱状态时，湖广这边的士绅却开始依托着先后建成的湖南大学和武汉大学，形成了湖广地区的思想和文化核心。
湖南大学自不必说，本身就是从岳麓书院改变而来，向来是湖南地区士子的求学圣地。武汉大学虽然没有岳麓书院这等深厚的底蕴，但自从湖广行省分为湖南、湖北两地，朝廷注入大笔资金整修长江航道和武汉三镇之后，武汉已经成为了长江中部最为重要的贸易口岸。有着地方士绅的捐助，特别是楚王府的乐助，武汉大学虽新，但是校舍建设的却相当不错，位于洪山脚下的校园虽然出了武昌城，但是因为地方幽静且有一营兵丁就在附近驻扎，还是极富有朝气的。
原本只能依附于江南士绅身后摇旗呐喊的两湖士绅，自这两所大学建成之后，便开始渐渐有了一些独立自主的想法。在江南地区人口繁衍超出了土地承载力之后，面积广大又适合于稻作的两湖地区就成为了江南粮食缺口的重要补给地。
到了崇祯年间，“苏湖熟，天下足”这句话在湖广地区已经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但是湖广虽然成为了大明南方最为重要的粮食产地，可是湖广地区在大明的政坛上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难得出了一个张江陵，最终还是被江南士绅们给清算了下去。
政治和经济上对于江南士绅的依附，都使得湖广地区难有出色的名门望族，而这一缺点到了现在反而倒是成了优势。因为湖广地区的大地主、大士绅较少，于是朝廷对于大地主、大士绅打压的政策，在这一地区遭到反对的倒是不多。
更何况，之前湖广的土地主要集中在宗室手中，而本地宗室被皇帝亲自出手修理了一遍之后，湖广地区的士绅和百姓对于皇帝的支持度也比其他各处要高的多。
而最为重要的，还是湖广地区此时的开发程度并没有超过50％，该地区的人口加起来都没超过六百万，如果算上隐没的人口也不会超过7、8百万人。不管是长江以北的江汉平原，还是长江以南的洞庭湖平原，此时大部分地区都还是湖泊沼泽，人们只能在其中围堤排水形成村落。
这种特殊的开垦方式便是垸田，对于垸田来说最害怕的不是旱情而是水灾。而能够威胁到湖广百姓生存的水灾，基本出自长江和汉水，想要治理这样的大江大河，光靠本地士绅显然是不够的。自崇祯初年以来，朝廷不断对这一地区的水利进行建设，到了崇祯十三年总算是初见成效。
在这样南北大旱的年景里，湖广地区却意外的获得了丰收。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在不缺少水源的湖广地区，日照时间的增加反而是一件好事。而现在这个历史岔路上也没有出现起义军进入湖广地区的事件，从而令本地百姓可以安心的种植田地，这对于大明来说算是一件幸事。
而在这样的收获季节，湖广士绅们终于有了一些动作。作为负责改组地方士绅会议为地方议会的张重效，在其叔父湖广总督张允修、南京礼部尚书王朝聘、湖南大学校长吴道行等官员名士的支持下，启动了两湖议会的第一次会议。
虽然湖北、湖南应当分设议会，但是分成两省不久的湖广士绅们却依旧把湖北、湖南视为一地。因为湖广地区的士绅本就势力不大，如果分成两省开会，他们的声音显然就更难以被其他地区的士绅听入耳了，所以最终大家决定还是合为一处议事。
这次会议开得时间并不长，不过两湖士绅的代表们却一致通过了三条极有影响力的议案。第一条是湖北、湖南士绅决定服从朝廷颁发的，包括铸币法案在内的各项法令，和朝廷同舟共济，共同面对今年的大荒；
第二条则决定，湖北、湖南士绅决定筹集30万石粮食运往北方赈灾，并愿意接纳一批河南灾民南下度荒，以替朝廷分担重担；
第三条则承诺，两湖地区的士绅绝不屯粮居奇，将会在朝廷规定的价格之内将余粮出售给户部粮食局。
在南方各省士绅，特别是江南各地士绅纷纷出声批评朝廷颁发的各项赈灾法令时，两湖议会公开发布的这三条议案，顿时成为了一股清流，不仅获得了朝廷中枢的称赞，更是令湖广士绅获得了北方各省士绅、百姓的好感。
而湖南大学校长吴道行在议会定案之后说的一段话，因为极有感染力，于是也跟着议案传到了京城。
崇祯看了两湖议会的议案和吴道行的这段话后，一时情难自禁便亲自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了大明时报上。
“…愿我两湖士子，不要蝇营狗苟于故纸堆中，而当效仿先贤，以天下为己任。朕以为吴先生这话是说的极好的，这正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古人云：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有吴先生这样的老师，湖南大学兴盛可期矣…”
这份刊登在大明时报上的文章，很快便引起了许多南北学者的响应，舆论的风向也终于彻底转变，江南士绅们的抗议不仅被视为自私自利之举，甚至连南方士绅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不少人开始靠拢两湖士绅。
正文 第三卷 帝国之路_第759章 海外起波澜一（）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这是《诗经·国风·豳风》中的一段文字。文章中充满了底层百姓对于生活的绝望呐喊，据说是周公用来规劝成王王业艰难而做。
崇祯十三年的七月对于大明的灾区百姓来说，的确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时间段。一个本该是收获季节的时间，田野中却看不到多少收获的果实，这令许多灾区百姓同样在心底问出了，下半年应当如何活下去的问题。
而同这些大明灾区百姓的境遇相比，今年南洋各处的土邦小国百姓同样陷入了一场噩梦。随着大明官方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之后，从海外运输粮食前往大明终于成为了一项有利可图的生意。
南洋各地因为地处热带和亚热带，自古以来食物一向并不缺乏，许多地方稻米一年三熟，即便不精心打理田地，也能够获得很好的收成。在有些较为封闭的岛屿上，因为农耕技术不够发达，甚至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
而即便田地因为灾害而无收，凭借着热带森林中丰富的植物资源，这些岛上的土人也能够度过荒年。对于这片区域的土邦小国来说，他们所畏惧的灾害大约只有两种，水灾和瘟疫而已。
然而在崇祯十三年这样一个普通的年份，南洋各地的土邦小国突然发现，他们居然遇到了难以置信的粮荒。越是距离大明越近的地方，粮食短缺的便越是厉害。
比如越南，这个去年粮价最高也没有超过0。25大明元一石的国家，在七月这样的新稻收获时节，粮价却已经涨到了0。35大明元一石。这样的价格对于大明的商人来说，依然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价格，但是对于越南的普通平民来说，却已经超过了他们的经济负担能力。
越南这个地方因为和中国相邻，过去又有着上千年的直属中国的历史，因此此地的社会结构几乎和中原没什么区别。只不过越南的王权不及中国完善，使得越南的上层阶级更类似于门阀和士绅之间角色，而不是像大明的士绅阶层那样缺乏同中央政权对抗的手段。
因此除了升龙附近的河西、山西、北宁、海阳、山南等地则有着众多的丝和瓷器产地之外，大多数地区还属于类似于庄园制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商品经济并不算发达。越南出口货物中最重要的还是黑檀木、犀牛角、象牙、燕窝、海参等自然资源，其次才是生丝和瓷器等手工业品，但是越南进口的中国货物，从针头线脑到大型的船只，可谓是无所不包。
越南和大明进行自由贸易的结果就是，入超一年比一年高，而入超产生的货物价值缺口是需要硬通货去填补的。然而遗憾的是，越南本身不是一个贵金属丰富的国家，这种入超的逐年扩大，只能拿国内的存量金银去填补，于是自然便造成了市场上的钱荒现象。
不管是越南北方的郑氏，还是南方的阮氏，都知道这种金银的持续流出时有害的，但是在大明强大的武力震慑下，和南北政权的敌对状况下，双方都无法出台限制对外贸易的法令。由于两个政权之前向大明银行的贷款是拿的海关收入做的抵押，他们甚至连调整进出口税都做不到。
因此当大明的商人拿着钞票在越南大肆收购粮食时，不管是郑氏还是阮氏，不仅没有阻止，反而采取了配合这些大明商人的措施，从各地主动征集粮食出售给这些商人，以获取大量的大明元填补国库的亏空，维持住两边政权的正常运转。在此时的越南，大明元实质上和金银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毕竟只有这三种货币才能购买到来自大明的货物，和支付贷款的利息。
越南大肆出售粮食换回大明元，从某个方面来说算是缓和了市场上钱荒的现象，维护了上层阶级的利益。但是对于中下层的越南民众来说，粮食价格的上涨，使得他们的生活变得更为艰难了。
自从被大明打开了国门之后，越南北方的庸宪、升龙，南方的会安、河仙、同呢、美萩等港口都成为了对外贸易繁荣的市场，而中越陆地上相邻的边境贸易也开始渐渐繁荣了起来。大量的华人开始涌入到越南，从事采矿业、加工制造业、食品加工业、碾米、家具木器制作等行业，庸宪这个北方港口更是成为了同会安齐名的贸易大港。
但是这种贸易繁荣的背后，都意味着对周边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沉重打击。为了获取市场上更多更好的商品，地主就必须进一步压榨自己土地上的租户。而另一方面，因为中国货物及华商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