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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说过，总理衙门三个部门的经费都需要从海关税收中支出，剩下的部分还关系着宫内的日常费用及海军的经费补贴，因此总税务司是绝不容许再出现官场上的恶劣风气的。
谁要敢在海关税收上动手脚，诛九族的话朕也不说了。贪污超过1000两的，本人处死，家眷流放海外，其人名下资产一律充公。
贪污500…1000两的，没收其人名下全部资产，全家流放海外。贪污500…100两的，处于贪污数额10倍的罚款，本人流放海外。贪污数额在100两之下的，处以10倍的罚款，革除职位，今后不得再授予公职。
凡是举报揭发关员贪污受贿事实的，体制内人员嘉奖提升一级，并获得3个月到1年的工资奖金。体制外的人员将会获得罚没款项50的报酬。
所有的告发行为都得到朕的保护，并予以保密。任何敢于泄露告发事件，并对告发者打击报复的，同贪污受贿者同罪。”
听着崇祯严肃的说着这些处罚条例，冯铨的额头上不由开始冒汗了，他这才发觉这总理衙门似乎也是一个烫手的山芋，而不是什么悠哉养生的地方。
冯铨正想着要怎么委婉的劝说下崇祯，这个处罚条例制定的过于严苛，恐怕很难招募到人员加入海关。
朱由检已经接着说了下去，“有重罚自然就应该有重赏，所以朕决定把总税务司的职务分为内外两班，19个职位，13个职务等级，25个工资等级。
总税务司最高长官为税务总监，各一等口岸海关税务司最高主官为税务司长，一等口岸以下海关税务司长官为副税务司长。
税务司长或副税务司长之下，分为内外两班，内班最高职务为头等帮办，其下为二等、三等帮办，负责处理相应等级的事务。协助帮办处理外洋事务的，是头等、二等、三等、编外翻译。
至于外班则以超等验估师为最高职务，其下是头等、二等验估师。再下是超等、头等、二等验货员，超等、头等、二等税务稽查员。
一年试用期内，年薪为120元，每月给予5元的住房补贴，不享受其他待遇。相应的，在试用期内违反纪律或贪污受贿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开除现职，不再接受其他处罚。
试用期满后即按照正式职务发放薪酬，最低一级的工资等级是年薪240元，最高一级的工资等级是5640元。
第一级到第十级工资，每年增加120元薪酬；第十一级到第二十级工资，每年增加240元薪酬；20级以上，每年增加480元薪酬。
职务上面每两年能获得一次晋升考试的资格，考试内容由总税务司负责，各地方主官可推荐参加考试的人选，但无权插手职员晋升考试。
至于工资等级，每两年调整一次，但是如果职务无法获得晋升，那么当该员年薪抵达该职务年薪最高限额时，将改为5年调整一次，最高不得超过该等级年薪的四级。
正式工作满2年，即可享受每年半个月的带薪假期；工作满7年，享受每年一个月的带薪假期。
另外按照职务的等级不同，每个职员都能获得每月10…100元的住房津贴，分为10个等级。车旅费用实报实销。
外班成员在稽查和罚款中出力的，得到没收或罚款金额的十分之一报酬。另外每七年发放一次全年薪，满25年以上退休的，一次发放3年的全年薪作为退休费用。”
听完了崇祯的话语，冯铨的眼睛都睁的快要变形了。就算是一向豪富的他，听到这些薪酬也是吓了一跳。
就算他这种在乡下广有田地的大地主，每年收入虽说超过了3、4万两，但大多都是实物，真金白银的收入也就8、9千两而已。
一个普通的海关官员，试用期的工资就已经相当于乡下一名小地主的收入了，还是切实的真金白银。
论起购买力来说，海关官员已经超过了小地主一年的实际收入。问题在于，一个海关税务司的普通工作人员工资就已经这么高了，整个总理衙门的支出要花费多少？
从前不管是那位皇帝，派人出去设置关卡收税，都是恨不得派出的征税人员能带回最多的收入，没有那个皇帝愿意背着骂名，替派出的征税人员谋取福利的。
冯铨顿时觉得自己这个新职位似乎有些像火坑了，他下意识的向皇帝劝说道：“陛下，这海关官员的工资如此之高，会不会到时候过于盘剥地方了？这恐怕不是长久之策啊？”
朱由检看着他认真的说道：“学士不用这么紧张，关税条例常则，海商协会已经在逐项审核了。
所以，学士你今年要做的，一是把总理衙门的框架建立起来；而是把南北海关纳入到统一的管理之下；三便是照章办事，斥退不合格人员，招募新人。
至于总理衙门今年的预算，朕给你准备了100万元，其中35万元是专门用于海关总税务司的建立的。
朕同你说实话吧，去年海关税收大约就是200万元，所以朕给你的预算实际上达到了海关收入的一半，长此以往自然是支持不下去的。
所以朕给你三年的时间，让海关工作步入正常化，把现在的海外贸易全部纳入到海关的管理范围之内。
不要同某些官员学习，拿一个什么固定税额来糊弄朕，海外贸易发展的好，海关收入自然就会高涨，反之海关税入低下，便是海外贸易衰退。
总理衙门负责掌管海外事务，海外贸易衰退，自然便是你的责任，朕自然要找你说话…”
第444章 京城舆论（）
过了元宵节之后，年前前往山西、河南调查的燕京大学学生们的汇报开始陆续传回了京城，前往陕西的学生因为距离较远，因此尚未向京城回报所见所闻。
但光是从山西和河南境内传回来的学生见闻，已经开始让原本处于朝野舆论中不利局面的粮食管制政策，开始慢慢翻盘了。
虽然这些学生因为成见，并没有为执行粮食管制政策的锦衣卫说好话，但是从他们的文章中已经隐约可见，两地现在容纳的陕西灾民也好，本地贫民也罢，如果不是因为朝廷去年的粮食管制政策，恐怕起码有一半人过不了崇祯元年的冬天。
山西这边倒也罢了，因为铁路修建计划，所以山西现在正大力的扩展伐木、采煤、采矿事业，这些事业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山西人对于陕西灾民中的青壮劳动力还是比较欢迎的。
考虑到这一点，山西士绅虽然反感朝廷的粮食管制政策，但还是捏着鼻子接受了朝廷的这一政策，他们做的出格一些的，无非是藏起了部分粮食不出售，想要等到管制政策结束再拿出来。
河南这边的形势就比较严峻了些，虽然河南一向是产粮大省，但是本身也是一个人口稠密的省份。即便是在平常年份，省内也有着大量的富余劳动力。
再加上河南除了农业之外，商业和工业都不发达，连仅有的几个煤矿也因为道路运输不便，只能提供给省内一些城市，因此规模不算大。
因此虽然河南的粮价比山西更低，但是陕西灾民的迁入，并没有给河南带来什么利益，反而给河南西北几个县带来了不少治安问题，因此河南百姓的意见很大。
不过这些百姓的意见不是针对朝廷的粮食管制，而是完全针对陕西难民的迁入问题。毕竟这个时代各地最重的便是乡土观念，如果是本省其他地方受灾，这几个县的百姓大约还能容忍灾民带来的不便。
但是如果灾民来自于外省，他们便有些不满了。河南西北几县本身就是比较穷困的山区，这些灾民虽然是朝廷组织下迁移的，但是在迁移途中砍伐树木取暖必然是免不了的。而这些树木有不少便是有主之物，受到损失的物主对灾民迁入陕西不满，也就是正常现象了。
不过朝廷的粮食管制政策，同样给河南的贫民带去了些许好处，把往年冬日到新年的粮价给固定下来了。如此一来，他们今年冬天倒是少支出了一些借贷利息。
进入河南的学生们都非常的担忧，河南境内的河南府、汝州、怀庆府加上开封府西面的几个县，现在已经涌入了七、八万陕西灾民，这还是他们眼下看到的。天知道开春之后，陕西还会不会有灾民继续前往河南。
这么多灾民虽然在河南挨过了冬季，但是开春之后如果没有田地可以耕种，他们在河南便成了流民。这么庞大的流民队伍如果朝廷没有办法安置他们，恐怕河南就要糜烂了。
有几个比较激进的学生甚至上书建议，应当把粮食管制政策再延续一年，并加强粮食搜集的力度。
这些学生的见闻被一一登在了大明时报上，年前还对那些上京申诉的河南士子抱有同情的京城百姓，顿时被这些刊登出来的见闻给转变了态度。
他们之前对河南士子有多同情，那么现在便对这些士子有多鄙视，特别是大明时报在刊登这些见闻的时候，还不时的刊登了几份这些上京士子家族在当地的恶行。
年前平淡下去的，对于河南事件的舆论，很快便再次发酵了起来。不过这次舆论不再是抱有对河南士绅的同情态度，而是带着讥讽和鄙夷。
显然在河南士子同京城的大学生之间，京城百姓更倾向于相信算是自己人的燕京大学学生们。这样的局势，显然对于河南士绅不利起来了。
就连袁可立这位一向深受士林敬重的士大夫，也开始在舆论中渐渐加上了不好的风评。被一些人在私下议论成了，同鱼肉乡里的恶劣缙绅狼狈为奸的伪君子了。
被皇帝安顿在京城，安稳的度过了新年的河南士子们，忽然发觉自己成了京城百姓议论的对象，顿时开始变得不安了起来。虽然他们有心为自己辩解，但是以个人的声音显然是无法同有组织的舆论体系相抗衡的。
更何况，这些文章并不仅仅刊登在大明时报上，还有遍及京城茶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