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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内府便购下了此次临河的上千亩土地，在紫竹林附近沿河规划了6处停靠码头，长约1500余米，而新码头和卫城之间，便是天津市政厅规划的新商业区。
在爱德蒙·唐泰斯驾船出海之前，新码头不过仅仅完成了一处，而其他地方还在用石块和木桩填平河边的低洼处。但是当他再度返回时，两座新码头已经投入了使用，而其他四处码头也显露出了雏形。
仅仅两处新码头的投入使用，紫竹林码头区的热闹繁华，已经压倒了对岸的旧码头区。这种施工的效率，让见惯了共和国修建工程的荷兰人也为之赞叹不已。
在他看来，同阿姆斯特丹完全依赖于商人组织的建筑队相比，中国官员驱使百姓修建大工程的效率显然更高一些。毕竟前者修建任何工程都需要考虑回报，因此修建时并不会做出一个完整的规划。
而中国人则是把整个码头区规划完成后，就开始投入施工，他们并不需要像那些商人一般瞻前顾后，时不时的要中途停下来进行筹款，或是因为资金不足而缩小建设规模。
共和国修建公共工程的方式，虽然较为灵活，且利用资金的效率较高。但是也有缺乏规划，导致重复建设和中断建设的项目较多，从整体上来看，建设成本并没有减少多少。
而中国人以官府作为主导的公共工程建设方式，虽然有浪费和过于超前的一些问题，但如果能够进行妥善的规划和决策，那么不仅能够大大的减少建设成本，还能极大的提高建设效率。
当然，在爱德蒙·唐泰斯看来，共和国和中国的公共工程建设方式固然有着各自的优缺点，但是同东西方的其他国家相比，已然领先了太多。
爱德蒙·唐泰斯在紫竹林1号码头下了船后，便同等候在码头上的内府管事作了一个简单的交接。他此次带着“郑和号”出海，除了携带一队地质勘探人员前往东江镇，便是协同东海巡阅府麾下的船队北上鲸海，对库页岛北部和黑龙江入海口地区进行征服和调查。
当然，他最主要的任务，还是携带两个班级的海军士官生出海试航。让他们熟悉下什么是海上航行，此外便是磨合海军士官生、明军水师官兵及大帆船留用旧有水手之间的关系，让他们尽快的熟悉起来，以形成本舰的战斗力。
这艘载重500余吨的“郑和号”，是典型的西班牙大帆船，长宽比为4：1，船型是一道优美的弧线。但是在被送到天津后，天津造船厂的工匠们除了对其进行了一次大修，以便全面测量这艘船的比例之外，还参照英国船只的样式对这艘船进行了更改。
在崇祯的亲自审批下，帆船前方高耸的船首楼被拆除了，原本拥有二层结构的船尾楼，也被拆除了一层。船上的24门火炮，则被更换了其中八门口径过小的火炮。经过了这些变更之后，这艘船自然就变得有些面目全非了。
爱德蒙·唐泰斯原本甚为反对这样的盲目修改，毕竟中国人并不熟悉远洋航海的风险，而西班牙大帆船却已经存在了上百年，有着丰富的航行成功经验。更何况，现在的海战依然还是以跳帮战术为主，虽然德雷克率领的英国海军用火炮消灭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但是并没有改变欧洲各国海上作战的基本方式。
荷兰的几位海军名将，依然使用着古老的跳帮战术同西班牙舰队、英国舰队和海盗船队进行作战，并屡屡取胜，牢牢的控制着共和国的外海，这也是西班牙人始终无法收复低地地区的原因之一。
作为一名荷兰人，爱德蒙·唐泰斯是荷兰海军现在推崇的近战混战派的支持者。所谓近战混战派，就是主张战斗中随时选择有利时机，允许分舰队指挥官或军舰指挥官率领舰只离开编队，充分发挥下属的主观能动性，通过集中攻击敌方的部分军舰，来赢得海战的胜利。
混战派认为，己方船只要尽可能的接近敌方船只，在近距离下以2…3只船只的炮灰对地方单舰进行集火攻击，摧毁了敌舰的士气之后，便立刻展开跳帮作战，彻底夺取敌船。
爱德蒙·唐泰斯所主张的混战战术，同朱由检一直提倡的，海战中必须从头到尾保持战斗队形的主张相反。但是朱由检并没有立即否决这种方式，毕竟他对于海战的了解，只是存在于历史和书籍之中，而爱德蒙·唐泰斯却是真正的从海战中成长起来的实战指挥者。
经过同爱德蒙·唐泰斯的数次沟通，还有总参谋部成员的数次讨论之后。朱由检终于了解了，现在的海上马车夫，荷兰人为何要如此推崇近战混战战术了。
一是现在的火炮威力和射程都不足，编队战术将会浪费己方大多数火炮的射击。而火炮的威力不足，使得光用火炮进行攻击，并不能使得敌船失去战斗力。只有在火炮打击了几轮之后，进行跳帮肉搏战，才能彻底的消灭一只船只的抵抗能力。
二是涉及到战利品的关系。海军是一只昂贵的兵种，光凭借国家发放的微薄俸禄，是无法挽留住那些经验丰富的船长和水手的，毕竟商船的酬劳要比海军高的多。只有在战争中能够获得战利品，才能让这些船长水手乐于被国家所驱使。
就算不计算船上装载的货物，光是一艘船只本身也起码价值数万荷兰盾。因此与其把一艘船只击沉，倒不如把俘获的船只奖赏给有功之人，使得海军将士乐于参与战争。
更何况，现在的远洋航海就是一场冒险，即便是欧洲经验丰富的航海家们，也常常因为远洋航行中出现的各种自然灾害和疾病而亡故。如果船长和水手没有直接面对死亡的勇气，那么大明就无法培育出真正的远洋航海家。
爱德蒙·唐泰斯的理由终于说服了朱由检一半，还有另一半则是因为他了解，随着时间的变化，火炮制作技术的上升，近战混战战术必然是要消亡的。海盗式样的战术，必然要让位给拥有充足后勤补给的编队战术。
不过在这之前，倒是不妨让海军的士官生们了解下，欧洲人对于海战的理解。虽然朱由检在教学上对于混战战术表现了一些让步，但是在海军的发展目标上面，却依然坚持着走正规化的道路。
比如对于“圣胡安号”的改造，朱由检支持了整改方案，坚决的去除了西班牙帆船上用于支援甲板战的船首楼，和降低了船尾楼的高度。
虽然这起先让爱德蒙·唐泰斯很是沮丧，但是经过了这次出航之后，他终于意识到了这样修改后的好处。这艘帆船现在看上去是低矮了一些，但是在航行中却表现出了更快的速度，和更为稳定的适航性能。
如果不是那些士官生和中国水手还不习惯于软帆，爱德蒙·唐泰斯认为，从天津直接开往日本长崎，航程可以压缩在12…14天之内。从长崎到海参崴7、8天就足够了。如果是顺风的话，时间还能再缩短。
第507章 郑和号的收获（）
“郑和号”的排水量约为560吨，如果按照战时编制，每吨位配备一人，那么“郑和号”可以载500多人。
如果是和平时期的编制，那么平均每4吨配1人，可以配备140多人。但是按照荷兰商船的标准，就是629吨每人，预计配备90余人。
不过现在作为海军训练舰，“郑和号”上的人员配置了150人，差不多是4吨一人。其中海军实习的士官生占了差不多一半，约70人。
而原“圣胡安号”留用的人员大约为35人，其中大半是东南亚土著。剩下的45人便是从天津水师中抽调的人员。
虽然“郑和号”经过改造后，设置了不少滑轮组以帮助收放帆布。但是爱德蒙·唐泰斯还是觉得，爬桅杆是一名水手和士官生的基本技能。
因此在出航后，他坚持把那些滑轮组都拆除了下来，让士官生同水手编成一组，命令他们每日攀爬桅杆，清理甲板。
爱德蒙·唐泰斯的举动，让士官生和中国水手大为不满，在他们看来，有简便安全的滑轮组不用，非要他们在颠簸的航行中攀爬桅杆，这是一种迫害。
但是随船出发的海军教官，选择支持了爱德蒙·唐泰斯的命令，这才使得士官生和水手们没有在船上爆发，针对这名荷兰人的叛乱。
不过，这并不代表，他们就接受了这个事实。攀爬桅杆的风险之大，很快便教育了这些士官生们，让他们知道了，为什么大家都畏惧出海航行。
短短100多天的航行，当“郑和号”返回天津港的时候，船上人员的伤亡率已经达到了10。4人死亡，3人失踪，3人重伤，5人轻伤。
从桅杆上摔下来的伤亡事故达到了8起，占据了伤亡人数的一半以上。剩下的7人，两人是因为食物中毒，1人是前往船头方便时落海，还有三人则是在攻打库页岛北部一处土著人聚集的河谷时，不慎被土著人的弓箭所伤。
船只平常航行时的人员损耗率，几乎是战时的4倍。在爱德蒙·唐泰斯看来，这次航行中这些士官生的表现，只能说是差强人意。
比起欧洲各国培养航海人才的船舱侍童制度，这些士官生的航海技能，大约也就同船上待了2年的侍童差不多。
不过他同时也承认，把一名侍童培养成可用的航海专业人员，大约需要花费8…10年的时间，和耗费大量的资源。而且也不能保证，这些侍童都能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船长。
毕竟侍童的个人天赋和教导他们的船长个人水准，决定着这些侍童们究竟能不能成材。
而这些中国海军士官生们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起点却比侍童们高多了。虽然他们没有出过海，但是对于航海知识却已经进行了系统的学习。
船舱侍童制度的成材率，大约也就是十分之二、三。因此爱德蒙·唐泰斯觉得，经过这次航行后，还愿意从事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