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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放纵资本家的后果，绝对不是什么温情脉脉的田园诗歌，而是无数奴工的血泪哀嚎。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初期，曾经有一位工厂监工自豪的说道：“给我一个身体健康的青年，我绝不能让他在机器面前活过三年。”
而以英国工业革命中，资本家对农民土地的残酷掠夺，而没有激起全国性的暴乱，那是因为大航海时代的来临，发现了美洲大陆，失去土地的英国农民有地方可以容纳。
英国人有美洲大陆可去，但是大明人可去不了。太平洋的宽度超过大西洋一倍，且太平洋的气候可比大西洋复杂多了。以大明退化了200多年的航海技术，和这个时代落后的海上定位技术，航程越长，在海上迷失方向的几率就越大。
是以这个时代的跨洋海上航线都是以国家力量垄断的，而每一条航线都意味着流淌着黄金的金河。跨越太平洋的航线一向都掌握在西班牙人手中，如果没有足够的海上力量，擅自跨越太平洋就意味着挑起战争。
而东南亚等海上岛屿可不是什么无人岛，土人和欧洲殖民者现在正在那里混战着，这种地方充其量也就每年移民数千人最多了。
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每年移民美洲大陆的人数超过万人，而英国人口当时不超过2500万人。以大明一亿五千万左右的人口，每年起码要移民5…10万人才能抑制农民暴动的可能性。
以这个时代大明政府糟糕的组织能力，恐怕还没出海，这些移民就已经在半路上起义了。而且英国是一个岛国有航海传统，大明人可不是。
所以只是粗略的计算一下之后，朱由检就已经放弃了，这个看起来最省力的减少流民的方式。
如此一来，朱由检就剩下了唯一的一条路，在苏长青的历史上，红色苏维埃走过，共和国也走过的那条工业化之路。
和曾经的这些前辈比起来，奥现在应该叫后辈，朱由检面对的敌人并不算强大。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大明皇帝，朱由检有着比这些后辈更加优越的条件，大明末期土地虽然不断在集中，但是这些权门豪族为了偷逃国税，并没有在法律上把自己的田产固定下来。
因此大明的土地名义上，都还在皇室、各地王府还有卫所军屯名下，这也使得大明失去土地的百姓，把愤怒的矛头都指向了皇室和王府头上，这才使得一有天灾**，就会传来灾民起义的消息。
朱由检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土地还给人民，只有拥有自己土地的人民，才会有保卫国家的勇气，和建设家园的热情。
朱由检说的时候语气很平淡，不过田尔耕已经反映过来了，他这还没开始做事，已经把宫内御马监的太监们给得罪了。不过已经豁出去，一心想抱朱由检大腿的他，只当没发现王承恩埋怨他的眼神。
听了崇祯说的话之后，王承恩算是知道这事已经没法改变了。如果把马上就要收获的土地分到个人头上，并宣布军户制度的全面改革，那么皇庄中那些背负着民田三倍赋税的庄户们，一定会欣然留下来的。
至于御马监的庞天寿，在都知监整顿过二十四衙门之后，宫内所谓的义父子开始销声匿迹了。因为根据朱由检提出的回避原则，凡是认了义父子的，不许在同一个衙门共事，讨论提拔人员时，有义父子关系的必须进行回避。
这么一来，原本在各自衙门一手遮天的太监首领，顿时发觉自己的权力变小了。有几位太监首领还没搞清楚状况，把都知监的定下的新规矩当做了空气，企图还是按照老习惯做事。
然而很快这些守旧的太监们，就被崇祯打发出去荣养了。从那之后，宫内的太监们那里还敢再和崇祯唱反调。既然崇祯定下了调子，庞天寿自然是只能跟着唱了，但是田尔耕这个主事人，今后必将成为宫内太监的眼中钉。
第80章 刘宗周入京（）
田尔耕和朱由检两人商议了一个下午，当田尔耕走出宫门的时候，发现日头已经西斜了。
田尔耕抬头望着橘红色的夕阳，眼睛眯着看了很久。今天的情形，就像当初和魏公公商议对付东林党人一样，但是心情却是天壤之别。
如果说当初决定陷入党争的时候，田尔耕是知道魏公公肯定能赢，但是心情却是非常的压抑。因为东林党人掌握着士林的舆论，把自己包装成了正人君子的典范，凡是东林党人想要打倒的对象，都会在舆论上先把对方给戴上奸臣、小人、阉党的帽子。
所以田尔耕虽然站到了魏公公这一边，但是在心里上却已经落了下风，潜意识中已经把自己当成了小人阉党之类的了。这种在道德层面上居于下风，在政治上显然是不利的，就算是魏忠贤权倾天下，他们这些阉党成员也一样是惶惶不可终日，生怕东林党人有一天会翻身清算他们。
而今天和崇祯谈论之后，田尔耕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赢过那些盘根错节的卫所军官，但是这种打着为百姓谋利的旗号做事，却让他在心理上第一次占据了道德高地。
这个时候的田尔耕才发觉，当初那些东林党人贪污起来不比他们阉党少，但一个个站出来指责阉党时，却为什么毫无愧疚之心了，现在他就带着莫名的理直气壮的气势。
田尔耕离开宫城的时候，送他离开的小太监发现，这位前田都督离开的时候，似乎比刚来的时候长高了一些。
朱由检在宫内接见魏良卿、田尔耕的时候，三辆大车此时刚刚跨进了崇文门。
在皇城内绕了半个多时辰，三辆大车在草帽胡同内的一个院子面前停了下来。一个身材瘦削，留着山羊胡子，穿着朱子深衣的中年人，在两名年轻学子模样打扮的人搀扶下，走下了中间的大车。
章正宸从最后一架大车上走了下来，对着中年人拱手行礼后，恭敬的说道：“姑父，请稍后，待我先去上门投贴。”
中年人整理下衣服，温和的说道：“也好，那么你去吧。”章正宸应诺了声，就离去了。
不多时，一个穿着常服的青年人就跟着章正宸匆匆赶了出来，他面带着喜色，对着中年人老远就弯腰拜了下去。接着才起身走了过来，口中亲切的说道：“澄源日思夜盼，对蕺山先生真是翘首以待啊。月前陛下应允吾等所请，过去几年内被阉党所驱的党人同志，都一一起复。
如今魏阉离京，崔贼去职，朝中阉党气势大消。如今我等党人同志，正盼着蕺山先生来京主持大局，劝谏陛下扫除**，廓清朝堂。”
这位被工部主事陆澄源隆重对待的中年人，正是继高攀龙之后，被东林党人视为领袖的海内大儒刘宗周。他因为魏忠贤掌权后朝中党争愈来愈激烈，深感忧虑但又束手无策，干脆就辞官返回家乡绍兴讲学，因为其讲学地点在绍兴城北蕺山，所以又被称为蕺山先生。
刘宗周虽然身为东林党人，但是对于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党人在朝中打压异己，掀起党争的做法并不以为然。
他曾经在万历末期上《修正学以淑人心以培养国家元气疏》，指出廷臣日趋争竞，党同伐异之风行，而人心日下，土习日险等不良风气，希望朝廷化偏党而归于荡平，不必以门户分邪正。这篇奏疏对当时的党争作了持正的分析，不全以东林党人为是，也不全以东林党的政敌为非。
但是万历末期党争已经趋于激烈，刘宗周这种持平言论已经无法被朝中心思各异的大臣所接受了。最后迫不得已，刘宗周只能辞职回家讲学，这是他第一次辞职。
第一次辞职归家的三年中，刘宗周的学术思想日渐成熟，名声开始远扬。于此同时国事开始日坏，此时外有后金边患，内有奢安之乱，而明军却是屡战屡败；朝中大臣只顾着争权夺利，党同伐异；地方官员则一味的搜刮百姓，不知廉耻为何物。
在这种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这位宋明理学的传人，也是明末的最后一位儒学大师，在对友人的信中沉痛的写道：“今天下事日大坏，莫论在中在外，皆急需匡救，以缓须臾之决裂。况遐荒远激，尤非帖然无事之日，又重以茸囗子之酿成弊也久矣。今得一二正人在事，地方之患犹不至一日瓦解耳。敌患孔亟，当事者苟率而处军国，无一举动可人意，恐旦夕有变，吾辈士大夫诚不知死所。”
在明末的士大夫中，刘宗周可以算是寥寥几个，看清了大明王朝已经身处末年的人。但是他从儒家传统学说之中却找不到治疗大明王朝痼疾的灵丹妙药，最后只能提出一个慎独，一个君臣分治的模糊主张。
所谓慎独，其实就是指望士大夫们通过道德反省，压制自己的**，从而成为一个有良知的君子。刘宗周希望天下的士大夫们通过这种道德自律，来消除大明官场上那些昏聩、无能、贪腐的官员习气。
刘宗周这种指望狼自己变成吃草的羊的幻想，在礼崩乐坏的大明末年其实是行不通的。但是高攀龙等东林领袖被魏忠贤等人迫害致死后，不管是资历、学术声望还是个人的人品，东林党中已经没人能越过刘宗周了。
而且东林党本身就是一个很松散的士大夫联盟，它并不是近代那种组织严密的政党组织。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领袖去世后，东林党人内部之间也已经开始了分化。
像顾宪成、高攀龙这些东林领袖，在组建东林党之前，首先是一方的学术大师。所谓的东林党，与其说是一个政党，到不如说更像是一个学派。
顾、高在世的时候，凭借他们的学术功底和名望，加上大部分党人都是他们在东林书院内的学生、师友，其他东林党人自然是不敢有什么想法的。但是这两人去世之后，东林党这块招牌就成了无主之物了，东林党内凡是稍稍有些名望的，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