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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皇帝的立场来考虑，张居正这样的权臣，是不会有皇帝喜欢的。但是黄立极又不愿意过度的逢迎崇祯，因为自从张居正主持的万历新政被废止后，大明就变得吏治败坏、国运衰颓，因此黄立极自己的内心是肯定张居正的。
于是综合之下，最后他以王世贞的评语做为结论。即张居正这个人在性格上是有问题的，清算他不是万历皇帝做错了，而是张居正得罪了太多人的缘故。
朱由检转过身看了黄立极很久，才摇着头说道：“这话说的的不对，张太岳打击异己，得罪群僚，并非是为了自家的权势，而是要革旧鼎新，挽救我大明的气数。
太岳先生已经贵为首辅，权势地位已经是人臣之极，以我大明之制度，张太岳又岂能再进一步。他把天下官员缙绅得罪了个遍，又岂是一个器满而骄能定论的，彼不过是救国无暇惜身罢了。
王凤洲之言不过是为先皇祖父做推脱之词罢了，然而史书斑斑，天下之人迟早是要替太岳先生张目的。一百年之后、二百年之后、五百年之后，甚至是千年之后，这世上也许没人能记得你我，但是太岳先生之名必被后人称颂。”
黄立极的头有些大，崇祯的言论似乎有些夸大其词了。张居正虽然被人称为救时宰相，但其自身的毛病也不少，就算到了今天，官员之中认为张居正是一个钳制言官、倚信佞人、威权摄主的权臣的人也不少。
张居正怎么也不可能如崇祯口中所言，这么高风亮节，有流传千古的美名。
不过从崇祯刚一见面就极力推崇张居正的行动中，黄立极似乎有些明白，崇祯今天找他见面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了。
黄立极想明白之后，马上做出了反应，他拱手说道：“陛下之心虽然宽厚，但是张太岳凌迫幼主，终究有违伦常。吾以为，陛下把太岳先生看得过高了，我大明百姓决不会如此推崇一个胁迫君父的权臣。且太岳先生治政，太急太苛，天下官员缙绅无不叫苦，此也非国家之福啊。”
这位首辅平时不怎么说话，如今自己不过是刚起了个头，他就明白自己想要重新推进张居正的改革，马上就不动声色的进行劝阻。
果然能当上首辅的，都是洞察人心的高手啊。也是，不揣摩透皇帝的心思，这内阁拟定的诏书，不得三番几次的被打发回去啊。
原本想用张居正的功绩，来引发这位首辅大人的名利之心，但是显然这位黄立极，根本没有张居正那种谋国无暇顾身的理想，他直接了当的就以天下官员缙绅的反对，把朱由检想要改革的话挡了回去。
果然这个时代的官员，已经失去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了。他们只想保住自己的富贵生活，而不是去冒险推动一场看不清结局的改革。
既然无法引诱，朱由检决定还是老老实实的打开天窗说亮话。想要推动大明政治上的改革，没有首辅的支持是不可能的。经过200余年的发展，大明的官僚体系已经变成了一个复杂而封闭的系统。
在这个系统外施加压力，企图让它做事，往往出了十分的力，才获得了一分收益。但是如果在这个系统内部发挥作用，则十分力气花下去，5分的收益还是能保证的。
朱由检突然把视线转向了站在一边的王承恩，他开口吩咐道：“王伴伴，你去书房外守着。朕想和黄先生单独谈谈，不许任何人进来打搅我们。”
王承恩心里咯噔了一下，这还是第一次崇祯要自己回避的。虽然按照祖制，皇帝和大臣不能单独见面。但是在已经掌握了宫内事务的崇祯面前，这种会面的消息根本不会流传出去。
王承恩应允了一声，就转身慢慢的向门口走去。他一边走一边竖着耳朵聆听着。当他堪堪走到门口时，才听见崇祯开口对首辅问道：“不知道黄先生，对今天的大明有什么看法？”
黄立极自然知道今天的大明是一个什么样子，但是他也不会傻的在朱由检面前说实话。
黄立极只是微微犹豫了一小会，就斟词酌句的说道：“今日的大明虽然外有东虏之祸、内有奢安之乱，还有陕西地方的零星民变…然则这些不过都是手足之疾，现在圣天子继位，只要陛下选贤任能，这些皮毛之患终不至于为祸大明。”
黄立极避重就轻的说了些大明的现状之后，到了结尾还顺便拍了拍崇祯的马屁，希望这位少年天子按部就班，还是把政事交给官员们去处理，不要想着推行商税上的改革了。
在黄立极看来，现在的大明最重要的是维持现状，而不是搞什么税收改革。只要撑过了这几年，把奢安之乱平息下去，让东虏在关外和辽东军继续对峙下去，则大明自然就能慢慢恢复元气。
而对崇祯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学习如何治理国家，而不是着急插手政务。黄立极并不反对皇帝亲政，但他反对一个轻率的干涉政务的皇帝亲政。
第92章 大明版的人口论（）
如果现在的大明是万历时代，崇祯也许能够认同黄立极的政治理念。和大明比起来，东虏只是一个人口不过百万的地方民族叛乱而已。
如果不是万历三大征，导致辽东的精兵悍将消耗一空，努尔哈赤根本没机会起事。
而且就算是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在这个时候对大明声望上的打击，要大于对大明社会上的实际影响力。努尔哈赤的起兵叛乱，受到影响的不过是辽东2、3百万人口，而奢安之乱牵涉到贵州、四川、云南上千万人口，理论上大明百姓更为关心的反而是奢安之乱，对于远在关外的后金反而没多大感觉。
重视东虏之乱的都是朝中的官员们，因为辽东靠近京师。一旦辽东失守，京城就要直接面对后金的大军，这会直接威胁到官员自身的安全，不由得他们不重视。
另一方面，奢安之乱在云贵川交界处，乱军想要冲出被大山包围的四川比较艰难。而后金军只要突破了长城，就是一片平坦的华北平原，面对以骑兵为主的后金军，大明根本无险可守。
但是只要把后金拖在关外，让大明有时间平息奢安之乱，再修养生息上几年，让大明恢复一些元气，那么后金就不可能再有什么作为了。
当年土木堡之变，也先如此枭雄，他甚至一直打倒了北京城下。但是到今天，大明还在，草原上却已经没有瓦刺这个部族了。因此黄立极虽然重视关外的东虏，但是现在告诉他东虏会入关取代大明，他肯定以为说这话的人是个不知所谓的狂生。
凭借着大明的人口和体量，对付这些草原民族的野蛮人最好的方式就是以拖待变。因为游牧民族也许会出一两个天才领袖，但不可能每一代都出这种天才的领袖。
而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的的民族习性，导致了这些民族会因为天气适宜而迅速壮大，但是也会因为天气骤变而导致整个部族的衰亡，因为游牧民族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远远不如农耕民族。
维持现状，等待敌人自己衰亡，这种保守的政治理念，虽然不能让大明消灭草原上的顽敌，但是无疑是让大明政权延续下去最有效的策略。
而且这种保守的政治策略，也是消耗资源最小的执政策略。因为没有任何改变，自然也就不会有额外的支出。而到了今日的大明，天下的田赋拖欠已经达到了三成，而以往大明最大的财赋来源江南地区，有些地方拖欠更是达到了5成。
大明其他地方，如陕西这些地方虽然有七成以上拖欠的县，但是这些地方原本就土地贫瘠，占大明税收比例不高。陕西的一个县的税收还不及江南一个里，也是有的。
但是当江南这个占了大明财赋7、8成的地方，拖欠了近半的税收，就让大明的财政出现了危机。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一方面主政的官员不得不消减各项支出，比如赈灾治水的款项。另一方面就不得不压制地方官追索积欠。
但是在这个时代敢拖欠皇粮国税的，要么是已经破产实在缴纳不出税赋的农民，要么是地方上势力雄厚的缙绅豪族。在江南地区，有些中小地主为了偷逃税赋干脆投入了东林党门下。
东林党人不断的在地方抗税，以博取自己的名声，全然不顾这些税收是否是合理的。他们甚至都不关心朝廷收不到税赋后，拿什么去支付士兵的军饷，对受灾灾民的赈灾，还有基本的道路建设，农田水利设施的投入等等。
只要朝廷没钱了，东林党人要么要求皇帝拿出内库的钱，要么增加田赋，但他们坚决反对皇帝向士人、商人收税，并开放海禁。
在东林党人眼里，皇帝的内库就是一个摇钱树，只要摇一摇，钱就会凭空出现。在这种状况下，那些非东林党的官员们，自然就站到了皇帝一边，对东林党人进行了政治打压。
因为凡是有点危机感的官员都会发觉，东林党的所作所为，其实和打着替天行道的梁山贼寇差不多。他们口号喊的无比正义，但是做的都是打劫行人，贩卖人肉包子的罪恶勾当。
黄立极身为内阁首辅，为了能维持大明摇摇欲坠的局面，不得不和魏忠贤联手打击了朝中的东林党。但是他想要的不过是，减少一些江南的积欠，让江南的缙绅吐出一点皮毛，来维持朝局而已。
黄立极并不想冒天下之大不韪，学习张江陵搞什么新政改革，把天下士人都得罪了，最后弄得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只要大明能在他手上维持下去，他的政治理想就已经完成了。
黄立极想要的是维持现状，所以朱由检任何有意变革的试探，他都会坚决反对。因为这不仅关系他个人的身家性命，更重要的还会影响他的身后之名。
到了黄立极现在的地位，他所关心的也就两件事，一个是维持大明的现状，不要变得更坏；另一个就是保护他的政治声誉，不能落得一个被人唾骂的下场。
而这两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