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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养猪远比种菜困难得多，目前还看不出什么效果，肉类短缺的情况依然很严重。”伍尔顿爵士忧心忡忡地说道：“为此，农业部组织营养学家们编写了一份《战时菜谱》，指导国民健康饮食，保持营养均衡。”
“是那本《战时烹饪指南》吗？伦道夫拿给我看过，那是本非常实用的好书。”丘吉尔对伍尔顿爵士的这项工作很满意，“我喜欢里面的那道土豆炖培根（培根在1940年是比较容易获得的肉类，因为之前的战略储备中有大量培根罐头），不过罐头培根有点太咸了。我建议菜谱后面最好加一句：培根难得，请慎重烹饪。如使用罐头培根，请减少油煎时间，尤其勿再加盐。”
发表完自己对烹饪的见解后，丘吉尔又叮嘱道：“蔬菜的种植还要继续推广，尤其是土豆。这个小东西既可以提供淀粉，也含有维生素C。我们现在很难保证水果的正常供应，在没橙子吃的时候，土豆会是最重要的维生素C来源。我看到《战时烹饪指南》里提倡土豆不削皮，这很好。土豆皮里有很多营养元素，不应该被浪费。”
话说1865年的时候，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还曾这样自豪地描述：“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场；澳大利亚、西亚有我们的牧羊地；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则遍及印度群岛……”
如今，丘吉尔作为堂堂大英帝国的首相，居然沦落到要为一点点土豆皮斤斤计较的地步。这实在是一件令“听者伤心，见者流泪”的辛酸事。
不过，伍尔顿爵士这会儿还顾不上提丘吉尔感到悲哀，他还有更重要的问题要跟丘吉尔汇报。
“现在最棘手的不是肉类，而是鸡蛋的产量严重不足。尽管我们给有孩子的家庭发放了鸡蛋票，但是伦敦市场上的鸡蛋已经断货快一周了。”
“成年人可以忍受短期内没有肉吃，毕竟现在是特殊时期，让媒体多引导一下，他们会理解的。但是鸡蛋配额是给孩子们的，如果长期缺货的话，家长们会不满的。媒体和公众也不会站在我们这边。”
在英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没有哪个政客敢得罪“家长”这种战斗力强悍的群体。什么问题一和孩子沾边，立马就不普通了。比如现在伍尔顿爵士提到的鸡蛋供应短缺的问题。
往小了说，不就是孩子们少吃几个鸡蛋吗，还有好多国家的孩子根本就吃不到鸡蛋呢。但往大了说，这可是影响到大英帝国一整代人的生长发育，关乎“国家未来主人”身体素质整体状况的大问题。
丘吉尔知道他们必须全力以赴解决此事。哪怕解决不了，也必须把姿态做足了，绝对不能让那些家长觉得他们不作为。否则，国民肯定会对政府产生不满情绪的，要是再让“哈哈阁下”这类的敌对媒体炒作一下，很可能会出大乱子。
但是，丘吉尔又不是母鸡，生不出鸡蛋来。情急之下，他只好亲自给罗斯福打了电话，让他帮忙送点鸡蛋过来。
对于丘吉尔的请求，罗斯福也很无语。他很想请教一下电话那头的胖子，一个人到底要多没有常识，才会想到要从美国进口鸡蛋去英国。
以现在大西洋航线的运输状况，一船鸡蛋在海上颠簸20来天，就算平安到达了不列颠，没有在半路上磕碎，也应该差不多变成臭蛋了吧。当然了，如果船舱里温度合适的话，直接孵出小鸡来也不是没有可能。
不过，最后罗斯福还是答应打电话给美国农业部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让他们帮丘吉尔想想办法。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丘吉尔和罗斯福都忘了这世界上还有一种叫鸡蛋粉的东西。这玩意其实就是将蛋液通过喷雾干燥制成的粉末，通常被掺在面粉里用以提高食物的蛋白质含量。虽然不如新鲜鸡蛋营养价值高，但毕竟运输起来容易多了。一周以后，一艘装载了上万箱鸡蛋粉罐头的货船就从美国出发了。
而在英国，市民们的配给手册里很快又多了“鸡蛋粉”这一栏。每个5…16岁的孩子一个月可以购买一小罐，大约250克鸡蛋粉，5岁以下的孩子减半。
与此同时，在小朋友们中颇受欢迎的战时卡通人物“土豆皮特”和“胡萝卜博士”也开始在媒体上介绍起了鸡蛋粉的“正确食用”方法。
当然了，所有这一切都跟约翰没什么太大关系。英国食品配给制度再严格，也影响不到他。实际上，这对英国有钱人的影响也不大。配给用完后，他们还可以去餐馆吃饭。在那里只要花钱就可以吃，只不过菜式比战前少，价格也贵得多而已。
约翰之所以一路上都在跟威尔逊聊这个话题，只不过是因为这让他想起了前世小时候那些关于粮票、油票、布票的记忆。那时候，他是独生子，父母又是兵工厂的双职工，自家粮票倒不至于不够吃，但父母还是会精打细算，把粮票节省下来接济那些家里人口较多的亲戚。
相似的经历让他很同情现在的英国人。他实在不忍心告诉他们，即便战争结束后，这种食品短缺的情况也不会很快好转。历史上，英国的食品配给制度战后非但没有取消，反而更加严格了。一直要到1953年，也就是战争结束8年以后，整个欧洲的经济都相对缓过来了，他们才能跟自己的配给手册说再见。
第七十七章 伦道夫的绿帽子（）
由于夜晚交通和灯火管制的原因，等约翰回到托马斯的“豪宅”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跟威尔逊上尉约定了明天早上来接自己的时间，约翰就进了屋。
原本他准备随便吃点就回房间写报告的，没想到一进门，就看到伦道夫在客厅里坐着，托马斯·希区考克正陪着他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士聊着天。
“约翰，你可回来了。”托马斯第一个发现了他，站起来说道：“伦道夫他们都等你半天了。”
“抱歉，伦道夫，我不知道你会来，在本土防御司令部多耽搁了会。”约翰上前跟伦道夫打了招呼：“你昨晚应该告诉我的。这位是？”
“这是我的新婚妻子，帕梅拉。”伦道夫显然对自己太太的美貌非常得意：“帕梅拉，这位就是约翰…范德比尔特先生，我跟你说起过的。”
“很荣幸见到你，范德比尔特先生。”穿了一身考究真丝连衣裙的帕梅拉非常优雅地起身跟约翰打了招呼。她的英语里带有一丝法国味，不过跟阿黛尔的又不太一样，有一点点魅惑的感觉在里面。
“很荣幸见到你，丘吉尔夫人。”约翰连忙行了礼。前世，约翰曾经看过帕梅拉的传记，这位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党“皇太后”，克林顿总统的“教母”，年轻时可不是盏省油的灯。
历史上，伦道夫和帕梅拉确实曾是一对，他们是在1939年结的婚。可是几个月前，伦道夫来美国的时候，还是光棍一条呢。约翰还以为这一世，这两个人不会绞到一起了。没想到，“老实巴交”的伦道夫还是摘了这朵“毒玫瑰”。
“恭喜你，伦道夫。我都不知道你结婚了。”约翰言不由衷地说道。这会儿在他眼里，伦道夫的脑袋顶上已经隐隐泛着绿光了。
“我们上上周刚结的婚，都还没来得及度蜜月呢。”伦道夫拉着自己爱妻的小手，笑得那叫一个开心。能够击败一众竞争对手，把这位刚从法国索邦大学“留学归来”的贵族小姐娶回家，他还是很得意的。
不过伦道夫实在是高兴得太早了，这才哪到哪啊，“挑战”还在后面呢。
约翰知道，历史上帕梅拉终其一生都风流韵事不断，结过三次婚，情人至少有一打，以至于一度有过“风流寡妇”的雅号。
约翰数了数，帕梅拉的“裙下之臣”里，光他能记起名字的就有：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大王之子乔瓦尼·阿涅利、法国银行家族的巴伦·罗斯柴尔德男爵、著名作家莫里斯·布朗肖、印度花花公子阿迦汗三世、电影大亨利兰·海沃德（奥黛丽…赫本的恩主，两人还传过绯闻），以及美国富豪威廉·哈里曼。
尤其是威廉·哈里曼，这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他是范德比尔特家族的“老朋友”，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老板爱德华·哈里曼的儿子。如今，威廉·哈里曼不仅是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伊利诺斯中央铁路公司的董事长，还是国际投资公司、哈里曼兄弟银行、美国商船建造公司，以及富国…运通公司（富国银行和美国运通的前身）和航空业巨头AVCO的老板。
这么说吧，哈里曼就是个大一号的约翰。他名下不但有铁路公司、飞机制造企业、航空公司和造船厂，还是数得着的金融大亨和美国第一船王。要不是人家现在一心从政，不怎么关心生意上的事，约翰压根就没得玩。即便如今约翰的物流事业已经站住了脚跟，他也不敢轻易得罪哈里曼。
更何况阿里曼在政界混的也相当不错，是罗斯福的心腹幕僚之一。杜鲁门总统时期她当过美国商务部长，主持过欧洲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的时候，他干过纽约州州长；在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的任期内，他又是国务院的要员，一度担任过助理国务卿。整个冷战时期，他都是美国民主党最重要的金主和大佬。
貌似明年，哈里曼就要接替老肯尼迪出任美国驻英国大使了。好像那会儿，伦道夫已经去开罗服役了。帕梅拉就趁着老公不在家，和哈里曼勾搭到了一起。两人的地下恋情一直持续到1943年哈里曼回国。
70年代，帕梅拉移民美国后，跟哈里曼又旧情复燃，两人后来还结了婚。当时已经70多岁的哈里曼很宠帕梅拉，带着他认识了不少民主党高层，激发了她的政治野心。
1986年94岁的哈里曼去世，给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