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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我看过王先谦《前汉书补注》没有？我文中所述前两点是这书所曾指出过的。说实话，这书我看过，但我之发现这两点也确实在看这书之前。当时少年好胜心重，就不肯注一笔说前人已有发明，以为人家不一定知道王先谦说过这事。一种掠美、侥幸、欺人自欺的心理充分表现，谁知一送到行家手里，马上指出来了，反倒连其他几点前人所确没有说过的也减了色。这次教训，和另一次在陈援庵先生处碰的钉子，使我刻骨铭心，誓不再存半分掠美的卑鄙心理，其实这是治学者的基本道德。我不能不感谢宾四、援庵两先生给我的启示。
抗战后在南岳附近公路上曾和宾四先生打了一个照面，后来知道他转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了，但因为他住在乡间，我五次去成都不曾遇到，真是遗憾。不过常在杂志和报章上见到他的文章，我知道他施教的范围更广大了。
陈垣先生
在图书馆架子上放着一函书，精精致致的仿佛没有人动过。我这不安分的人当然不会放过它，打开来，装订得极漂亮的五册。翻开，却不由得使我纳闷，满纸都是数目字，有阿拉伯字，有中国字，有黑的，也间着有红的，一格一格一行一行整整齐齐，排列得像才喊过“看齐”的集合队伍，顶上面一格却空了大半，只印着大字的年号、年数、西元，等等，仿佛队伍前面站着一位大队长，两位大队副。我觉得好有趣味，研究了半天却始终没看懂，没奈何，只好捧回架去，心里想：这看不懂的天书，印得这么讲究干嘛？
这年，说起来该是写论文年份了，自然不能不多翻点书。一翻书，就来了问题。譬如《明史》，打开《庄烈帝本纪》看不到三行：“八月熹宗疾大渐，召王入受遗命，丁巳即皇帝位。……”这丁巳是初几？十几？或竟是二十几？不知道！只好搁在心里纳闷，想：“学历史的又不是八字先生，哪里记得这么多丁巳？”老师到底是有用处的，张西山先生教我们史学方法，这天谈到年月日问题，我睁大了眼睛看他变戏法，看怎么一来丁巳就变了初三！他一声不响地捡出一部书来，乖乖！就是那本我研究半天看不懂的有字天书——《中西回史日历》。三言两语的一点拨，我全懂了，敢情是这么一回事。我觉得作这书的人真伟大，造福于学史者真像大海里给了个指南针。从此以后：“新会陈垣”四个字深深印到了我脑中，我还记得他的书斋号作“励耘书屋”，这是刻在这书的右下角的。
离济南前，西山师告诉我到北平后最好去拜见援庵先生：“不过他架子大，不容易见到。”
我却没有去请见，可是我对他的钦仰更加深了。我见到了他著作书目的一部分，一部部全是结结实实的惹不起。我只挑着买了两本小书，一本《史讳举例》，一本校勘《元典章》后归纳写成的校书错误举例（原名忘了）。同时将他所有在北大开的课全旁听了。
这是位不长不矮，胖胖的典型身材，方方大大的脸，高高阔阔的前额，一副黑边老花眼镜，平常是不大戴的，每次讲课时，总是临时从怀里掏出来戴上，而最引人注意的是那两撇浓浓的八字胡，这八字胡带来了无限威棱。经常的穿着件黑马褂，长袍。
他在课上将二十五史从头地一一介绍，把所有有关的事件告诉我们，而尤其注意前人的错误。在他眼里，前人的错误不知怎么这么多，就像他是一架显微镜，没有一点纤尘逃得过他的眼睛。不，他竟是一架特制的显微镜，专挑错误的，他归纳了一个时常提到的结论：“著书要提笔三行不出错才行。”而在他的讲授中，我们发现三行不出错的著作竟然很少！
他的嘴相当厉害，对于有错误的学者批评得一点也不留情。可是他实在已经是十分克制自己了。常对大家说：“还是不说吧，免得又得罪了人。”他对于他的同乡，梁任公先生，就是不大满意的。任公晚年颇以治史自期，但他雄才大略则有余，写出来的东西，每每是自恃才气，凭着记忆写下去，粗疏是不免的，这在援庵先生看来，不免有点不合适。他也常讲批评人是求止于至善，不一定批评者就比被批评者强。他举《东塾读书记》的骂崔东壁，说：“休因东塾讥东壁，便谓南强胜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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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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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庵先生同时也非常幽默。当时学生运动闹得正凶，民族解放先锋队（共产党外围组织）极见长的一种本事是油印一种小型传单，字迹小得几乎像蝇头，散得到处都是。这天上他的课，讲桌上，椅子上，散了不少。他如常地踏着方步进来，如常地安详坐下，然后如常地慢腾腾地戴上那副老花眼镜，从从容容郑郑重重像披阅一件公事似的将那纸片捡起来，看了一眼，看不清，放下那纸，慢慢地说道：“这一定是年轻人干的！”全课堂的学生本就聚精会神在注意他的动作和期待他读传单的反应，听了这话，哄堂大笑。
又有一次，在研讨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时，讲到第二篇序的作者“宝山李保泰”（第一篇序是嘉定钱大昕作的）。他说这应该是当时一位有地位的学者，但他多少年来注意考查这位李先生事迹，却除了这篇序外得不到半点材料。有一次，琉璃厂的书商，拿了张拓片到他那里请教他（他是北平著名的权威学者，当然不断地托书商搜罗典籍。而书商得到了一些不经见的图书，无从估定其价值，也不能不去他那里请求评定，可是如果经他一品评为珍品，那价钱可就要辣了）。他一眼就看到篇末仿佛凸出来似的有着“李保泰”三字，心中大喜，可是脸上却不动声色，淡淡地翻了翻，缓缓地说道：“不值什么！”那书商大失所望，拿回去又没用，求着他用贱价收了。他绘声绘影地说完这故事大笑，得意得很。
他论到清代三部史学名著：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认为钱著最精，王著次之，而赵著最差。所以就将赵著作为研究的对象，专开一门课，逐字逐句地审查，寻找里面的错误。这一课虽以一书为中心，但牵涉的方面极多，尤其廿四史，翻了又翻，互相对证，有时发现不但赵瓯北错了，甚至连原书都错了，所以趣味浓厚得很。但他只注意客观的史实考订，而将所有主观的史论部分略了过去。也许是他本身在政治上受过刺激吧，每当讲到史书中“再受禅依样画葫芦”之类的地方，常常感慨系之的说：“所以政治没有意思啊！今天是这样说法，明天又是正相反的那样说法！”
不过这并不是他不注意国家兴废。当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北平的空气恶劣得很，“华北国”在酝酿之中，大家都烦闷而不安，朝阳门外日本兵打靶的枪声“突突突突！”地直送入大红楼课室中来，我们要求他对时局作一个指示。他沉沉地说道：“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的地位，是从各方面的成就累积的。北平市商会主席到日本去观光，人家特别派了几位商业上的领袖人物来招待，倾谈之下，我们的商人什么都不明白，连谈话的资格都不够，像这样凭什么去和人竞争？凭什么能使人尊重？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就着各人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们的军人要比人家的军人好，我们的商人要比人家的商人好，我们的学生要比人家的学生好。我们是干史学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在这上面，他的的确确做到了报国的地步了，在他所干的部门内，不但压倒了日本人，而且赢得日本学者的衷怀钦服。
北平陷后，我曾去看他，他说：“迟早还是得走！”一转眼已是五年半了，他为着职务（辅仁校长）的关系，始终留在北平维持这最后一所大学。我今夜诚心地遥祝他健康，永远保持着那超然的健斗！
“北大老”
“北大老、师大穷，惟有清华可通融！”是北平每一位女学生所熟知的话。我初到北大时自负年轻，对这话颇不服气。
过了些日子有机会出城，走入了清华园，悲哀得很。到这里一比，自己果然老了！他们的学生就是年轻，而且许多许多青年得出奇，像是一群十五六岁的孩子。尽管是蓝布大褂，但干干净净的熨得笔挺，一张张红润的笑脸，在宽广无垠的碧草地上闪着，不容易见到北大常见的那种“老气横秋”或“自思自叹”的面孔。下课的十分钟，从园这头的工业馆，顺着对角线，赶到园那头的化学馆、地质馆去，即使是骑脚踏车也不敢走慢，于是来往如织的行人，很少有北大雍容大雅、满不在乎的“方步”。走进体育馆满屋子光着膀子的人滚做一堆，我明白这是“斗牛”，北大没有人做这种傻事。有时还看到一个光着脊梁、只穿一条短裤的人爬在晶滑的地板上，用鼻子向前拱一只小皮球。我不禁哑然笑了，怪不得，连我这做客的都顷刻感到年轻了十五岁！
老，并不一定在年龄上，空气可以叫你老。走进北大大红楼，一些穿着长衫，无所事事的工友在两旁垂手一站，马上使你想到京师大学堂时：“请大人立正”的威风，于是自己不觉将头微微一点，很够谱，可是立刻老了二十岁。有人说北大的工友多到每两位同学可以摊一名，这也许说得过分点，但一与三之比是有的。据说教育部派来视察的督学，曾建议裁工友，但成效似乎不多，我记得我住的乙巳楼楼下，那位老路（倒的的确确是位很好的老人）好像就成天只盘着我们三人的事。当然我们也并不会有多少事的。
初次到注册课，一屋子十多个人都是办注册的，偏偏管我那事的一位不在，于是只好站在柜台外静观办公桌上的职员先生们慢慢喝完了豆浆，吃完了烧饼果子，闲谈。好半天，那位先生来了，我说明是领入学证的，这一下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