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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人才问题，有两个部分：一是关于技术的，一是关于组织的。这两部分都不是亟切可以解决的。研究民族品性的人对我们说，以前中国的民族文化因为看不起技术，把一切从事技术的人当做“贱工”，把一切机巧之事当做“小道”，看作“坏人心术”，所以技术的能力在民族的禀赋之中，已经遭受过大量的淘汰；如今要重新恢复过来，至少恢复到秦汉以前固有的状态，怕是很不容易。①组织的能力也是民族禀赋的一部分，有则可容训练，无则一时也训练不来。而此种能力，也因为多年淘汰的关系，特别是家族主义一类文化的势力所引起的淘汰作用，如今在民族禀赋里也见得异常疲弱；一种天然的疲弱，短期内也是没有方法教他转变为健旺的。②这一类的观察也许是错误的，或不准确的。但无论错误与否，准确与否，我以为他们有一种很大的效用，就是刺激我们，让我们从根本做起，一洗以前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的弊病。所谓从根本做起，就是从改正制度、转移风气着手。此种转移与改正的努力，小之可将剩余的技术与组织能力，无论多少，充分地选择、训练而发挥出来；大之可以因文化的价值的重新确定，使凡属有技术能力与组织能力的人，在社会上得以抬头，得到社会的拥护和推崇，从而在数量上有不断的增加扩展。
改正制度与转移风气最有效的一条路是教育。在以前，在国家的教育制度里，选才政策里，文献的累积里，工是一种不入流的东西；惟其不入流品，所以工的地位才江河日下。如今如果我们在这几个可以总称为教育的方面，由国家确定一些合理的方针，切实而按步就班的作法，则从此以后，根据“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的颠扑不破的原则，工的事业与从事此种事业的人，便不难力争上游，而为建国大计中重要方面与重要流品的一种。
这种教育方针，前途固然缺少不得，但也不宜于狭窄。上文所言合理两个字，我以为至少牵涉到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工业理论的；二是关于工业技术的；三是关于工业组织的。三者虽同与工业化的政策有密切的关系，却应分作三种不同而互相联系的训练，以造成三种不同而可以彼此合作的人才。抗战前后十年以来，国家对于工业的提倡与工业人才的培植，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我认为还不够，还不够合理。这三种训练与人才之中，我们似乎仅仅注意到了第二种，即技术的训练，与专家的养成。西洋工业文明之有今日，是理工并重的，甚至于理论的注意要在技术之上；甚至于可以说，技术的成就是从理论的成熟之中不期然而言地产生出来的。真是着重技术，着重自然科学对于国计民生的用途，在西洋实在是比较后起的事。建国是百年的大计，工业建国的效果当然也不是一蹴而就。如果将来我们在工业文明上也准备取得一种比较独立自主的性格，不甘于永远仰人鼻息，拾人牙慧，则工业理论的一部分训练，即自然科学的训练，即大学理学院的充实，至少不应在其他部分之后。这一层我们目前就没有做，并且就最近的趋势说，尚未多加注意，这就是不够合理的一层。不过，这一层我们目下除提到一笔而外，姑且不谈。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工业化的人才问题中比较更广泛而更基本的一部分，值得另题讨论。本文所特别留意的，还是技术人才与组织人才的供应问题。
为了技术人才的训练，我认为应当广设专科学校或高级工业学校和艺徒学校。高级的技术人才由前者供给，低级的由后者供给，而不应广泛地设立或扩充现有的大学工学院。德国工业文明的发达，原因虽然不止一端，其高级工业学校的质量之超越寻常，显然是一大因素。此种学校是专为训练技术而设立的，自应力求切实，于手脑并用之中，更求手的运用的娴熟。要做到这一点，切忌的是好高骛远，不着边际。所谓不好高骛远，指的是两方面：一在理智的方面，要避免空泛的理论，空泛到一个与实际技术不相干的程度；二在心理与社会的方面，要使学生始终甘心于用手，要避免西洋人所称的“白领圈”的心理，要不让学生于卒业之后，亟于成为一个自高身价的“工程师”，只想指挥人做工，而自己不动手。我不妨举两个实例来证实这两种好高骛远的心理在目前是相当流行的。此种心理一天不去，则技术人才便一天无法增加，增加了也无法运用，而整个工业化计划成为徒托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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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潘光旦：工业教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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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接见到一个青年，他在初中毕业以后，考进了在东南的某一个工程专科学校，修业五年以后，算是毕了业。我看他的成绩单，发现在第三年的课程里，便有微积分、微分方程、应用力学一类的科目，到了第五年，差不多大学工学院里普通所开列的关于他所学习一系的专门课程都学完了，而且据他说，所用的课本也都是大学工学院的课本！课本缺乏，为专科学校写的课本更缺乏，固然是一个事实，但这个青年果真都学完了么？学好了么？我怕不然。他的学力是一个问题，教师的教授能力与方法也未始不是一个问题。五年的光阴，特别是后三年，他大概是囫囵吞枣似的过去的。至于实际的技能，他大概始终在一个半生不熟的状态之中。将来如果他真想在工业方面努力，还得从头学起。这是关于理论方面好高骛远的例子。
不久以前，某一个学校里新添了几间房子，电灯还没有装，因为一时有急用，需要临时装设三五盏。当时找不到工匠，管理学校水电工程的教师也不在，于是就不得不乞助于对于电工有过专门训练的两三位助教。不图这几位助教，虽未必读过旧书，却也懂得“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与“大德大官，大道不器”的道理，一个都不肯动手。后来还是一位教授和一位院长亲自动手装设的。这些助教就是目前大学理工学院出身的，他们是工程师，是研究专家；工程师与研究专家，自有他的尊严，又如何可以做匠人的勾当呢？这是在社会心理上好高骛远的例子。
关于艺徒学校的设立，问题比较简单。这种学校，最好由工厂设立，或设在工厂附近，与工厂取得合作。初级的工业学校，也应当如此办理。这层目前有许多地方已经做到，不过有两点应当注意的：一要大大地增添此种学校的数量；二要修正此种学校教育的目标。目前工厂附设艺徒班，全部是只为本厂员工的挹注设想。这是不够的。艺徒班所训练的是一些基本的技术，将来到处有用，我们应当把这种训练认为是国家工化教育政策的一个或一部分。教它更趋于切实与周密，因而取得更大的教育与文化的意义，否则岂不是和手工业制度下的徒弟教育没有分别，甚至于从一般的生活方面说，还赶不上徒弟教育呢？艺徒学校的办理比较简单，其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加入的青年大都是农工的子弟，他们和生活环境的艰苦奋斗已成习惯，可以不致于养成上文所说的那种好高骛远的心理。对于这一点，我们从事工业教育的人还得随时留意，因为瞧不起用手的风气目前还是非常流行，而且是很容易渗透到工农子弟的脑筋上去的。
大学工学院的设置，我认为应当和工业组织人才的训练最有关系。理论上应当如此。近年来事实的演变更教我们不能不如此。上文不引过一个工学院毕业的助教不屑于动手装电灯的例子么？这种不屑的心理固然不对，固然表示近年来的工业教育在这方面还没有充分的成功，前途尚须努力；不过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的学校教育不同，它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等等学院所要培植的是这几个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方面以上综合的通才。它的最大的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工学院毕业的人才，对于此一工程与彼一工程之间，对于工的理论与工的技术之间，对于物的道理与人的道理之间，都应当充分通达，虽不能游刃有余，最少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境之中，可以有最大限度的周旋的能力。惟有这种分子才能有组织工业的力量，才能成为国家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工业建设的领袖，而除了大学工学院以外，更没有别的教育机关可以准备供给这一类的人才。
因此，我认为目前的大学工学院的课程大有修改的必要。就目前的课程而论，工学院所能造就的人才还够不上真正的工程师，无论组织工业的领袖人才了。其后来终于成为良好的工程师和组织人才的少数例子，饮水思源，应该感谢的不是工学院教育，而是他的浑厚的禀赋与此种禀赋的足以充分利用社会的学校或经验的学校所供给他的一切。就大多数的毕业生而言，事实上和西洋比较良好的高级工业学校的毕业生没有多大分别，而在专门训练的周密上，不良态度的纠正（如不屑于用劳力的态度）上，怕还不如。
要造就通才，大学工学院必须添设有关通识的课程，而减少专攻技术的课程。工业的建设靠技术，靠机器，不过它并不单靠这些。没有财力，没有原料，机器是徒然的，因此他至少对于经济地理、经济地质，以至于一般的经济科学，要有充分的认识。没有人力，或人事上得不到适当的配备与协调，无论多少匹马力的机器依然不会转动，或转动了可以停顿。维新的初期，我们不也有过不止一两处的大企业的尝试么？招商局是一例，汉冶萍的铁厂又是一例，但这两处的机器终于停止转动了。这其间的原因虽多，人事的不修终究是最大的一个。因此，真正工业的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