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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以后，清华、北大，互相学习，所谓“北大清华化，清华北大化”。在抗日战争时期，北大、清华和南开，合组为西南联合大学。在这时期，本科学生是公同的，三校还各自保持自己的基本教师队伍和自己的行政组织，也都有自己的“私房”办的事业，例如自己的研究所和研究生。所以在学术上还都保持自己的风格。就哲学系方面说，北大的哲学系注重在资产阶级哲学经典的学习，注重哲学史的学习。清华的哲学系注重在资产阶级哲学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自命为注重“创作”。我在当时说：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学生，如果不能学好，至少也可以有些哲学史的知识。清华哲学系毕业的学生，如果成功，可以成为哲学家，如果不成功，就什么也不是，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在历史学方面，北大注重在史料的搜集和考订，清华着重在对于历史事实的分析和评论。当然这些搜集、考订、分析和评论都是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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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五四后的清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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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以后，北大和清华是旧中国教育界比较有影响的大学。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在这两个大学中，按当时的标准说，得到比较具体的实现。可是，到了抗日战争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起来，共产党的领导也日益强大。原来在五四前后起进步作用的东西，也就转化它的对立面，成为反动的东西了。
“为学术而学术”、“学术自由”等口号以及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在其反封建的时候，是进步的东西，这在上面已讲过。后来这些东西成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武器。在五四以前，所谓“为学术而学术”是说，不要以学术作为求功名利禄的手段。后来，所谓“为学术而学术”是说不要革命，只要念书本。在五四以前，北大在“学术自由”的掩护下，请来了陈独秀和其他很多的进步教授；“学术自由”的目的是为进步的教授争地盘。后来“学术自由”成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武器。据说，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专政是与自由不相容的，这时候的“学术自由”不适用于讲马克思主义。这正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表现，在这时候，“学术自由”成了为保守反动思想保留地盘的工具了。
所谓教授治校，就清华所采取的形式看，就理论说，是可以作为反对校长或限制校长职权的工具。但要看校长是代表什么政权的。在过去，如上面所说的，如果校长运用得当，教授会可以成为校长的工具。这也是因为在当时，一般的教授和校长基本上是属于一个阶级。在解放以后，校长是无产阶级政权的代表，而多数的教授，在思想还没有改造的时候，还基本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况，如果实行“教授治校”，譬如说，用清华过去的形式，教授会可以跟校长对立起来，成为教育改革的大阻碍，甚而至于可能在学校内部出现资产阶级复辟。
解放以后，北大、清华都有了根本的改革。清华的文、理、法科，并入了北大。北大的工科并入了清华。这两个大学，你中有了我，我中有了你，都还是新中国的教育的重镇。反观一下它们的历史，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有许多也还是可以借镜的。
（一九六二年八月于海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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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诣远：刘仙洲与清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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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与实验并重的教育思想
在工程教育思想上，刘仙洲一贯主张理论与实际联系，学理与实验并重。
刘仙洲根据本世纪初国外教育改革的经验和自己在留法预备班教学的亲身经历，热情倡导“工读协作制”。一九二○年，他在留法预备班提出的《我国工业教育应酌采工读协作制意见书》，比较完整地表达了他的这一主张。他当时认为各国实际上最通行的是以下两种办法：（甲）在学校里附设实习工厂，使学生于学理以外，兼得实验。（乙）在工厂里附设补习班，使工人于工作以外，兼得学理。这两种办法虽然也可以造就相当的工业人才，但是，或偏于学理，或偏于实验，有时甚至学理自学理，实验自实验。因此，我国的工程人才，若专就学理言，已为数不少，且其成绩不在他国之下，惟多缺乏实验之技能，故无多补于实际；若专就技能言，中国工人为数尤多，且其技能也不在他国工人之下，惟多缺乏学理之辅助，故也难以有所发明。而最感缺乏者，实为学理与实验兼优之工业人才。工读协作制，就是按这两种办法，各取所长，各去其短，在学校里求理，在工厂求实验。换一句话说，就是把学校和工厂合于一气，把学生和工人备于一身，用最经济的办法，以造就工业人才的一种制度。他特别强调，这种办法不仅能使清寒子弟得以上学，而且能够做到学理与实验兼优，纠正我国工业学生以下两种通病：一种是注重书本，轻视实习；一种是自视颇高，不肯轻于向工人请教。实行工读协作制，就使学生和工人一样劳动，一样勤勉，消除虚荣心和骄气，对工人也就不耻下问。他还指出，工读协作制与勤工俭学也不同。勤工俭学是把学和工分成两个阶段，先做几年工，积蓄下钱，再去读书，且所做的工作，对于将来所读的书，不一定有什么关系。工读协作制所做的工，则力求和他所学的课程有关系，课程的分配也力求和所做的工作接近，因此比勤工俭学更好。
刘仙洲的这份意见书，一方面送《新教育》发表，一方面呈报当时的教育部。但教育部只给了一纸回文：“留备采择”。
一九二五年春，刘仙洲任北洋大学校长时，想自己试办一个机械工学门（即机械工程系）的工读协作制，曾拟就说明书、计划书各一份，呈请当局核准，并请指定北洋铁工厂和大沽造船所作为学生做工的地方。不料，当局很怕学生和工人结合在一起，主张“缓行”。
一九三六年，刘仙洲在清华大学机械系任教时，与系主任庄前鼎商定，并征得有关工厂同意合作，试办工读协作制。这次准备以南口机械厂、长辛店机械厂作为学生做工的地方，以清华大学机械系作为学生上课的地方。后来，由于抗日战争爆发，也未能实现。
后来，在一九三七年发表的《我国机械工程教育应改进的几点》、一九四三年发表的《培植我国工业建设人才的具体计划》等教育论文中，刘仙洲都一再呼吁试办工读协作制，但各方面很少反响。他自己也觉得这种办法虽说理想，可是在当时情况下，试办尚有相当困难。
刘仙洲在积极倡导工读协作制的同时，反复强调大力充实现有工科大学的实验设备和实习工厂，力求做到学理与实验并重。他主张：研究机械工程学，非常常接近实物不可，最好能有机会就亲近机械，抚摸它们，使用它们，如果情况允许的话，更要拆卸它们，安装它们，详细考察它们各部的组织、构造和作用。他认为：“这样做，你的衣服上也许弄上油，你的手上脸上也许擦上黑，若钻到一个锅炉的焰道（烟道）上去考察，你身上更无疑要弄上不少的灰土，然而你千万不要嫌恶它。你应当觉着这样是最美！比穿上最漂亮的衣服，甚至比擦上雪花膏美得多！”为此，刘仙洲在自己讲授机械原理、工程画、蒸汽动力和热力工程等课程时，试验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法”，即让学生在听课的同时，观摩实物，取得一些效果。他还建议“在各大城镇设立机械工程博物馆或在普通博物馆内设立机械工程部”，“有计划地设立机械玩具制造厂”等。
严格认真的教学作风
解放以前，清华大学的教学作风素以严格认真著称，而刘仙洲正是体现这种教学作风的代表。至今，在清华大学还流传着许多有关刘仙洲教学作风的故事。
刘仙洲每周担负十二小时讲课任务，从不迟到，从不轻易缺课，经常做到全年一课不缺。他总是天一亮就起床备课，遇有比较复杂的图，就提前来到教室，先在黑板上画好，甚至在前一天晚上就去教室画好，而且尽量用不同颜色的粉笔画，以求层次分明。看到老师这样认真，学生都没有无故迟到或缺课的。
刘仙洲非常讲究教学法，课程内容联系实际，组织严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讲起课来，一、二、三、四，条理清晰，很好笔记。每门课应讲的内容，都能按时讲完，不拉进度。他的黑板字也极其工整，就像刻蜡纸一样。在老师的影响下，学生的笔记也都记得很好。许多学生觉得f这个字母老师写得非常漂亮，纷纷学着写，有的至今还保持着这种“刘体”f的写法。
刘仙洲对自己教学生活的安排很有规律，每天干些什么，什么时候干，都有条不紊，甚至每天散步也有一定规律。有一次，门卫看到刘老突然改变往日的散步路线，折往另一条路去，就奇怪地问：“您照例是要出校门散步的，今天怎么改了？”他说：“今天忘戴校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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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诣远：刘仙洲与清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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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仙洲律己以严，对学生也严格以求。布置作业时，明确规定纸张规格、作图比例、中心线的位置、各种线条所使用的颜色，甚至对各种线条的粗细也有要求。拉计算尺，必须准确到三位数，否则打“×”。有个学生计算飞轮的半径，把小数点错移一位，1。2英尺变成了12英尺。刘仙洲发现后，当场把这个学生叫起来，问道：“这间教室有多高？你的飞轮单是半径就12英尺，那么你的机器在一般厂房里怎能搁得下？”接着，他花了一刻钟的时间讲话，反复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和训练严格作风的重要性，使全班学生深受教育。
当时，大小考试很多，刘仙洲讲授的课程，除期终考试外，小考至少一月一次，也有每周或两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