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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大学 作者:钟叔河-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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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倪俊、毛启爽、任之恭、叶楷、钱钟韩、范崇武、张瑞岐诸先生。严睃(睃夫)、钟士模(子范)、胥室澄、陈荫谷、沈秉鲁(葆东)和年轻的徐贤修(洁人)全是专任讲师。课程有“电工原理”、“电讯网路”、“直流电机”、“发电所”、“电磁测验”、“交流电机”、“无线电大意”、“无线电原理”、“电工及电机实验”等,张友熙教授还兼任电讯专修科主任。助教则有唐统一等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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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钟湘:西南联大始末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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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工程系,是一九三八年七月为战时需要而筹设的,同样造就了不少工程师。系主任王德荣教授,授“飞机结构”与“概论”,教授有李锦安、王宏基二位先生,当时航空系本身课业不多,一般性课业则与电机、机械系同学共同上课。王宏基教授之“空气动力学”,甯■教授授“内燃机”、“航空发动机”等,秦大钧教授也教过“空气动力学”,教授还有周惠久、金希武、刘治勤、丁履德诸先生。 
  化学工程系原仅南开大学设有,当时原以为机械系与化学系相拼凑,雅不如今日之无物非化工也。系主任先后为陈克忠、苏国桢、谢明山教授。中原理工学院院长谢明山教授授“化学工程”和“化学机械设计”,张青达教授授“理论化学”,丁嗣贤教授授“酸碱工业”,陈关符先生授“工业化学”。张明哲先生此时也在化工系。教授还有潘尚贞、胡志彬、高长庚、赵越寰、周荫阿(铭西)诸先生。钟秉智先生曾任专任讲师。助教则有六人。 
  一九三九年二月,联大又增设了电信专修科。 
  师范学院 
  师范学院系联大迁昆明后,于一九四○年设立的,本为培植云南师资。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并设置初级部二班,指定云南省教育厅保送八十名学生。院长黄子坚(钰生)教授,曾代表张伯苓的常务委员职务,教授“教育概论”。有一次广播:他以教育家的立场批评某些联大同学“少年老成”,不像青年人,太实际,无理想,缺乏青年人的雄心壮志。 
  师范学院教育系主任陈雪屏教授。樊际昌(逵羽)教授和周先庚教授授“教育概论”,任樊祖和继祖(述先)教授分别教授中国和西洋教育史,倪仲方教授授“心理卫生”、“发展心理”,陈友松教授讲“社会教育”,沈履(复斋)教授授“青年心理”,胡毅教授教“教育统计”,教员有严倚云,助教则为陈熙昌等三人,训导长查良钊(勉仲)授“青年问题”。公民训育系主任由陈雪屏教授兼任,并授“教育心理”和“人格心理”等课。后由田培林(伯苍)教授继任,曾作忠先生亦曾任教该系。公民训育系大部分课业,与教育系相同,故教授方面,很难限定某教授属教育系或公民训育系。国文系教授有彭仲铎(啸咸),授国文专书选读“水经注”及“各体文习作”。沈从文教授著作等身,在联大还是副教授,讲授“中国小说史”和“现代文学”。张清常先生也是副教授,但他精通文字学,所以也讲授“训诂学”。联大教歌即由张教授谱曲,他还长于乐队指挥。当时的副教授还有萧涤非、余冠英诸位先生。英语系教授有凌达扬(廷显)教授,和马葆炼专任讲师。史地系有孙毓棠和陶绍渊(子潜)副教授,赵书文专任讲师,王履常、周简文曾任助教。理化系许滇阳教授兼系主任,黄新民、余人元先生是教员。师范专修科学科与教授均与师范学院同。师范学院同学除了师院专聘教授外,各学系均同于文、法、理学院。他们不但官费(不同于贷金),而且还要多读一年,真是得天独厚。师范学院并附设小学和中学各一所。 
  联大的学生 
  西南联大一年级也有军训,每星期有半天军事训练,必修而无学分。 
  西南联大的体育课,每星期两小时,也是必修但无学分。马约翰教授要我们少穿衣服。昆明的冬天如遇阴天,天气也很冷,但马翁永远是一袭短袖衬衫。他更要我们永不要静止(Boysneverquiet)。侯洛询教授要求我们每一分钟投中十二个篮球,因而有的同学,学分修满,但不能毕业,还要回校补修体育。马启伟、黄中孚、邵子傅、王英杰、夏翔、魏丕栋、牟作云都教过体育。   
  联合大学教授约五百人,来自平津三大学及全国各地,聚集了全国学术界权威。同学约两千多人,有者来自后方,有者自沦陷区逃来。根据蒋梦麟的记载:同学们往往不止穿越一道火线,有者乘黑夜偷渡敌人把守的桥梁或河流,被发现而遭到射击,或被逮捕杀头;有者穿越敌人防线而几天吃不到东西,但阻止不住青年人摆脱敌人向往学习的心。这些青年有者经验丰富,有者年龄稍长,个性坚韧。在任何困难环境里,他们的精神愉快,弦歌不辍。常常可以见到师生如父子,同学如手足的感人情景。但有时在一个寝室住了几年,上下床铺不相识的人也不少。 
  柳无忌教授在他的《烽火中讲学双城记》中说:“在中国情形特殊,大学教育没有因为弥漫的战火而中断。这次是不寻常的战争,在敌人侵略下,黄河流域与长江下游两处的锦绣山河与城市相继沦陷,首都两度迁移,各大学也被敌人占领或破坏,学生与教授在后方过着流离奔波的生活。可是民族精神依然兴旺,而‘士气’更因炮火的洗礼而变得更刚毅,这是我们在大学内教书时所引以为自满与自豪的。战时的学生,饱尝艰辛,却没有颓废。他们求学的态度是严肃的……” 
  联合大学同学的生活确是艰辛的。他们大多从沦陷区冒生命危险而来,已如前述。在校生活全赖公费,起初尚足以维持营养,后来物价上涨,连温饱二字都很难求。大部分同学只有一套内衣裤,一袭长衫,一条卡其布西裤和一双皮鞋。衣服穿脏了利用午睡时间洗一洗,晒干了再穿,好在昆明一年好天气多。爱穿西服的学生,衬衫只有领子和袖子。每年冬春二季,昆明天气晴爽,且不下雨,因而校内井水干枯,饮水洗脸都成问题。起初学校用两位女工(昆明称“X嫂”)分舍送热水,其后也免了。再加上宿舍电灯常常停电,图书馆座位不够,因而凤翥街茶馆便成了读书玩桥牌的场地。但凤翥街狭小,马粪铺地,鸡犬相闻,实在太脏太乱,后来多半转移到文林街去,文林街茶馆便与联大同学结了不解缘。在这种生活环境之下,更使联大同学生活多彩多姿,多半利用课余时间,到外面兼差。于是家庭教师、报馆、邮局、法院,甚至于放午炮、管警报、电报局、办杂志,全有联大同学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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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钟湘:西南联大始末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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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大的学生社团,也是五花八门的。只要不妨碍他人,组织社团出壁报学校全不干涉。喜爱文艺的同学组织文艺社,喜爱新诗的同学组织“新诗社”,喜爱画画和木刻的同学加入“阳光社”,文娱团体则有话剧社、联大剧团和青年剧社、联大戏剧研究社,其后有“南针社”、“木铎社”等。一九四五年秋,由“文艺壁报”作班底,和一部分喜爱文艺的同学演变为“冬青社”,还请了闻一多、冯至、卞之琳作导师。这年暑假又有了戏剧社。体育方面有“悠悠体育社”、工学院则有“西南合唱团”、“喷火体育会”等。这些团体有时举办辩论会、讲演会,假期举办夏令(或冬令)营,有时也演话剧。 
  联大的壁报更是琳琅满目,蓬筚生辉,贴满了大门左首的围墙。在当时的环境,办杂志、办报纸,因为纸张贵,印刷费高,不是件容易事,倒不如出份壁报,较为简单。西南联大的壁报,开始于一九三八年秋季工学院的《引擎》和《熔炉》。文法学院迁回昆明,群社出版了《腊月》,跟着便有《联大论坛》。到了一九三九年,壁报就发达起来,有群社的《群声》,明社的《南针》、《微言》,木铎社的《木铎》,文艺社的散文半月刊《文艺》、《热风》,和《热风》相对的有《照明弹》。新诗社的《新诗半月刊》、阳光社的《画刊》,时常有些心血结晶之作。论坛社的《论坛》,还有一张壁报叫《论衡》,用毛笔写的行书小字。 
  各社团或各系同学,也常常请对某一方面有独到见解的教授或校外学者来讲演,听讲的每每挤满了大型教室,有时爬满了窗台。 
  一九四一年冬,日军侵占香港后,许多学人包括陈寅恪教授在内,身陷其中。先是,《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谈到香港沦陷,许多学人未能逃出,也谈到寅恪先生不知下落,而某要人竟用飞机运狗。其后有两位同学,在校门口贴出《喊》壁报详述其事,以致激怒了部分同学,于午饭后由昆华农院食堂列队游行。这是联大学生走出校门参加进步活动的一个开端。 
  西南联合大学两千多同学在昆明,分散在几个地区: 
  新校舍:在昆明北郊大西门外,一九三九年建成,有泥土版筑的围墙,分南北二区,中隔环城马路。北区较南区大约四倍,有大门相对。初时大门尚可关闭,其后风雨侵蚀,无钱修理,门虽设而不关。有校警大队,虚设耳。进大门有土路稍宽,由南向北直通北墙小门。路西为生活区,进门去左边有校警室,面对小操场。操场之北为军训教官室,更北有宿舍约卅二栋,一九四○年被日机炸毁两栋。每栋宿舍中间为甬道,两旁各置双人木床约十张,可容四十人。两床间有一长条木桌,本为自习之用,但因灯光黑暗,同学多半在茶馆读书,长桌仅供堆置杂物而已。 
  宿舍长方形。泥土版墙,南北为门,东西各开小洞四五。并竖以木棍,初时冬季尚糊以棉纸,其后棉纸亦免。中竖木棍,仅防君子耳。茅草为顶,每年冬季加盖新草,冬暖夏凉。虽偶有漏雨,同学即在室内撑伞而睡。宿舍之北为厕所及盥洗室,盥洗室空屋一栋,中间设砖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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