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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出任北大校长后，在我心中就有一个念头，北京大学应当办好，蔡先生负重名，我们应当帮助他把北大办好。有一天，我去看蔡先生，和他作了一次长谈。
我说：“蔡先生，这次北洋政府借您的招牌来办北大。到了有一天，您的主张和政府有所不同，他马上就会赶走您。所以，你现在对北大应进行改革，但有一点要注意，凡改革一件事，要拿得稳，不然的话，一个反复，比现在更坏。”
蔡说：“你的话对，你的意见是怎么办呢？”
我说：“我建议您向政府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北大经费要有保障；第二，北大的章程上规定教师组织评议会，而教育部始终不许成立。中国有句古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与其集大权于一身，不如把大权交给教授，教授治校，这样，将来即使您走了，学校也不会乱。因此我主张您力争根据章程，成立评议会；第三，规定每隔一定年限，派教员和学生到外国留学。”
我的建议，以成立评议会为最重要，蔡先生深以为然，完全采纳，向当局提出，果然达到了目的。
蔡先生和我的关系，自那时开始，事隔数十年，蔡已归道山；我至今思之，犹感慨系之。
蔡先生是旧中国—个道地的知识分子，对政治不感兴趣，无权位欲。我于蔡先生的学问无所窥，然观其到北大之初所持办学主张，有两点可资一谈：
（一）北大分工、理、文、法、预五科，蔡先生来后，力主将工科划归天津北洋大学，停办法科，使北大专办文理二科，预科照旧。蔡先生的教育思想似乎是以美学教育为中心，他来以后添设教育系（本来只有文学、哲学二系）；他一向反对学政治法律，因此主张不办法科（未获通过）；他不重视工科，似乎是受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影响。
（二）蔡先生到北大后，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辜鸿铭、王国维、胡适之、陈独秀等新的旧的，左的右的，同时并存。蔡先生云：“夫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蔡先生的教育思想继承了中国封建教育的某些传统，又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精神，这些教育思想今日当然已成陈迹，但在五四运动之前，对推动当时旧中国的教育事业，开社会风气，似有一定的作用。
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民元教育部时代受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菊生）等人包围（这是因为商务印书馆出版教科书，得教育部批准，规定各学校通用，就此大发财），到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我们，包括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先生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以后直至中央研究院时代，受胡适之、傅斯年等人包围，死而后已。胡、傅诸人后来和我势同水火，我南迁后，蔡先生时在京沪间，但我每次拟去看蔡先生，均不果，即胡、傅等人包围蔡所致。
综观蔡先生一生，也只有在北大的那几年留下了成绩，蔡先生曾云：“自今以后，须负极重大之责任，使大学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然而，在已沦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爱国的知识分子努力学习西方，企图以新学救国，终于成了一场幻梦。五四运动以后，北大自蔡先生而下的知识分子，或左，或右，或独善其身，或趋炎附势，或依违两可、随世沉浮，其中种种，就不在本文记述之内了。
我和陈独秀
光绪末叶，陈独秀（那时名仲甫）从东北到杭州陆军小学教书，和同校教员刘三友善。刘三原名刘季平，松江人，是当时江南的一位著时望的文人，以刘三名，能诗善饮，同我和沈士远相识。有一次，刘三招饮我和士远，从上午十一时直喝到晚间九时，我因不嗜酒，辞归寓所，即兴写了一首五言古诗，翌日送请刘三指教。刘三张之于壁间，陈仲甫来访得见，因问沈尹默何许人。隔日，陈到我寓所来访，一进门，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这件事情隔了半个多世纪，陈仲甫那一天的音容如在目前。当时，我听了颇觉刺耳，但转而一想，我的字确实不好，受南京仇涞之老先生的影响，用长锋羊毫，又不能提腕，所以写不好，有习气。也许是受了陈独秀当头一棒的刺激吧，从此我就发愤钻研书法了。
我和陈独秀从那时订交，在杭州的那段时期，我和刘三、陈独秀夫妇时相过从，徜徉于湖山之间，相得甚欢。
一九一七年，蔡先生来北大后，有一天，我从琉璃厂经过，忽遇陈独秀，故友重逢，大喜。我问他：“你什么时候来的？”他说：“我在上海办《新青年》杂志，又和亚东图书馆汪原放合编一部辞典，到北京募款来的。”我问了他住的旅馆地址后，要他暂时不要返沪，过天去拜访。
沈尹默：我和北大（4）
…
我回北大，即告诉蔡先生，陈独秀到北京来了，并向蔡推荐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蔡先生甚喜，要我去找陈独秀征其同意。不料，独秀拒绝，他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我再告蔡先生，蔡云：“你和他说，要他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吧。”我把蔡先生的殷勤之意告诉独秀，他慨然应允，就把《新青年》搬到北京，他自己就到北大来担任文科学长了。
我遇见陈独秀后，也即刻告诉了汤尔和，尔和很同意推荐独秀到北大，他大约也向蔡先生进过言。
《新青年》搬到北京后，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七个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我因为眼睛有病，且自忖非所长，因此轮到我的时候，我请玄同、半农代我编。我也写过一些稿子在《新青年》发表，但编辑委员则仅负名义而已。
评议会做的几件事
评议会会员由全体教授互举，约每五人中举一人。当时教授共八十余人（讲师、助教一百五十余人不在内），举评议员十七人，校长为评议长。凡校中章程规律（如开女禁），均须评议会通过。文、理、法、预四科教授都有代表参加评议会，大家都很兴奋。一九一七年七月，张勋复辟。有一天早上，我到学校，黄幼轩（蔡的郎舅，在北大当会计）跑来告诉我，蔡先生走了。我大惊，和幼渔、玄同、作人等计议。幼渔问：怎么办？我说，这是蔡先生信任我们，他走了，学校要靠我们大家维持下去。大家想想这话对，就开评论会商量，这时候评议会掌握了学校实权，对外行文。在这期间，夷初（马叙伦）有一天忽然单独请我吃鸭子，他说：“你们在学校里这样做，为什么不让我知道？”我说：“事情很仓猝，迫不及待，一个人一个人去找，来不及。夷初，你如愿意参加，我们欢迎，但要我们看法一致，一起合作才行。”我的意思是，北大内部有反对蔡先生的，拥蔡即所以拥护北大。夷初同意我的话。于是我们商量，组织教员会，推康宝忠（政治法律系教员，活跃分子）为主席，马叙伦为副主席，以夷初监督康，但我们也怕夷初出轨，又推陈大齐和沈士远跟他们一起。
评论会成立以后，我忘了是哪一年，提出设立教务长，胡适毛遂自荐，要做教务长，而为理科教员所反对。理科反对文科的人当教务长，主要是反对胡适。因为胡适到北大只一年多，神气十足，张牙舞爪，任何人都不在他眼中。当时反对胡适最力的是理科天文学教授秦景阳（秦汾）。我们和蔡先生商量，决定提名马寅初为候选人。当时，理科提出俞同奎，文科提出陈大齐，法科提出马寅初，这三个候选人势均力敌，在评论会选举时，主席蔡先生投马寅初一票，马得以当选为北大第一任教务长。为什么蔡先生同意以马寅初当教务长呢？一则是理科反对文科的人出来当教务长，我们为了免去无谓之争端，就提出以法科的人来担任；二则是马寅初本来是北大教员会的领导人。不知为什么，他得罪了北京中学界，中学教员很不满意他，而教员会和北京学界的关系密切，因此，我们商量，教员会改推康宝忠和马叙伦领导，马寅初则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当了第一任教务长。
评论会选出马寅初为教务长后，胡适找我说：“我在什么地方都喜欢做第一人，这次第一任教务长我要做，是你们出了主意，不要我做，我很不满意。”我答曰：“你不满意也只好算了，我有什么法子呢。”
蔡元培的走和蒋梦麟的来
蔡先生到北大后，尽管我们帮他的忙，但教育部袁希涛对蔡很不好，遇事掣肘。袁是江苏教育会系统黄任之的左右手，时蒋维乔亦在教育部，他们就派教育部的秘书、蔡元培的连襟陈任中，每天上午十一时挟着皮包坐在北大校长室监视蔡先生，遇事就横加干涉。蔡先生曾经很不痛快地对我说：“这真是岂有此理，连我派的管帐的人（黄幼轩）他们都要干涉，并且派陈任中监视我，干涉学校行政。”
教育部对蔡先生掣肘的详细情况我不得而知。袁希涛对蔡不好，在我想来，是江苏教育会已隐然操纵当时学界，想包围蔡先生为江苏教育会所用，而蔡先生被我们包围了，因此他们就捣蛋。此在旧社会，亦系常有的事，在民初北京官场中更不足为奇。
蒋梦麟本是蔡元培的学生，后由黄任之送他去美国学教育，目的当然是为江苏教育会系统培养人才。蔡先生到北大后，增设教育系，在评议会提出，聘蒋梦麟为教育系主任，大家同意，就打电报到美国去，要蒋梦麟回来。
不料过了几天，蔡先生对我说：“不好了，黄任之大发脾气，说我抢他的人，那就算了吧。”其事遂寝。蒋梦麟由美归国后，我们也就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