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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措施，未成为制度）。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是同年（壬寅）十一月成立的。所以北京师范大学六十年来的发展史，代表着六十年间中国师范教育的发展，尤其是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我们今天可以通过北京师范大学校史来窥见全国高等师范教育的面貌。六十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的发展规模，总的趋势，确可以说是逐步发展，日益壮大，但真正的发展是在全国解放之后。记得一九五○年，我承乏师大校长的时候，有一次毛主席问及师大历届毕业生的总数。我答道还不及一万人。主席说，快五十年了，而毕业生还不及万，太少了，今后应争取五年或十年之内有毕业生万人。最近看师大校史稿，知道解放后十二年间，毕业生共有九千八百余人，那是将及万人了。从这一点，就可证明解放后是飞跃发展的。这情况是符合教育史规律的。师范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事业，只有在人民政权领导之下，才得到胜利地发展。
解放前那四十七年间，北京师大是在艰险崎岖的道路上度过。虽有一些寸进，其实只是维持着国内高等师范的一个仅存的硕果罢了。六十年校史的资料当然是丰富的，编纂之责在师大校史编辑室，毋须外人代庖。这篇稿子，只就我个人见闻所及，举其二三事，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聊供参考，故标题为拾穗。
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到北京师范大学的经过。
一九○三年，癸卯学制公布之后，清政府把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独立设置为北京优级师范学堂，各省会也先后开办优级师范。可是按当时的人力物力，企图每省会兴办一所优级师范，有很大的困难。所以当时开办的，实际是速成师范、简易师范乃至师范专修科之类，而办成优级师范本科的为数不多。辛亥革命之后，采取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制定全国开设六所高等师范的政策。当时拟定的分布地点是北京、南京、武昌、广州、成都、西安六个市。后来西安未曾开办，而沈阳高等师范于一九一八年建成，算是够了六高师之数。北京高师在民国初年有了国文、史地、英语、数理、理化、博物共六个学部，学生几百人，在当年算是规模完备的。
优级师范学堂与高等师范学校名称虽不同，而实质无别。其修业年限都是比大学短两年，而毕业生只能充当中学教师（当时中学是在大学预科之下的）。按当时制度，高师可以设研究科，学生在本科毕业后，再经研究科两年，其学力便与大学毕业相等。五四运动之后，北京高师着手改革，提高程度，首先设教育研究科，继设数学及化学两个研究科。又把原来学部的名称改为学系，一九二一年秋季招生，六学系都设四年科及六年科，这样便具备了大学的实质。到了一九二二年秋季，随着学制改革，北京高师改为北京师范大学，各方面都公认为实至名归，没有异议。
从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二年，二十年间发展成为北京师范大学，似可称为顺利，而学校的“校步”艰难也从此开始。当时军阀统治下的北京教育部只是一座冷衙门，教育经费只是军阀们的残羹余沥，而且年年积欠。到一九二一年春季，北京国立八校（北大、北京高师、女高师、法政专门、工业专门、农业专门、医学专门、美术专门）教师们忍无可忍，爆发了轰动全国的大罢课；师生与军阀政府相持了半年，到了秋季开学，问题才勉强解决，学校领到了本月份经费。这是军阀统治时期，教师们领到本月工资的仅有的一次。由于罢课半年，许多应有的开支节省下来，又适逢仅有一次的积欠清发，北京高师居然有了几万元的节余，以供开办研究科添购图书、仪器、药品及建筑一座图书馆之用。这一次罢课，对于北京高师，可以说是塞翁失马，有助于高师扩充成为师范大学。过了这一次之后，学校马上又陷入巧妇无米的状态了。
必须指出，北京高师改组为师范大学，是师生们努力争取得来的，不是出自反动政府的计划。当时的军阀政府对教育事业的唯一政策是置之不理，听其自生自灭，决不会有任何改进提高的计划。一九二二年秋季，学制会议的召开，对军阀政府来说，是一件被动的工作。他们通过了“六、三、三制”学制方案；又决定了改北京高师为北京师范大学，任命了范源廉为校长之后，他们的例行手续便算告成了。不只是没有提到师范大学的新预算，而且原有的高师经费又积欠了好几个月。校长范源廉远在美国未返，甫告成立的北京师范大学只好由评议会暂时维持。一九二三年十二月范源廉回国，到校就职，一九二四年暑假便辞职了，原因是当时的曹锟政府自食其诺言，骗他就职之后，不给决定师大预算。自此以后，直到北洋军阀统治告终，北京师大是处于一息奄奄的状态。
一九二八年夏季，奉系军阀退出北京，北伐军进来。八校师生们痛恨奉系军阀一年的暴力劫持，至此，自动地宣告各校恢复独立，热烈欢迎革命。而国民党赏给北京八校的是半年的经济封锁，分文不给。由于国民党官僚在南京分赃未决，北平八校这个地盘未知谁属，八校的师生员工只得挨饿受冻直到初冬。师大学生们忍不住了，以学生自治会名义宣告开学，请教师上课，电告南京。其余七校陆续响应，电报连三接二飞往南京。老爷们大概有点急了，才勉强停止争吵，把北平八校地盘划归李石曾名下，改组为北平大学，师大成为北平大学的一个师范院，预算经费比原日更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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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砺儒：北京师范大学拾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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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对付教育事业，不像北洋军阀那样置之不理，倒是很关心的。不过他们关心的是把学校划分地盘，师生变为喽啰仆从。如其不然，他们便要祭起大棒，显示力量。在这样政权之下，教育已无从谈起，更谈不到师范教育。
一九三一年，男女两师大合并为一，地盘扩大了。
在旧中国，师范学校的学生一般是属于寒门子弟，这个阶层是没有政治权力的。他们毕业后大多数当教师，不可能居高位，从而很少有政治野心。五四运动时，北京高师学生虽然成为当时北京学生运动的一支主力，但他们只表现着青年们天真的爱国热情，为学生团体努力工作，而很少挟此为政治资本，变成学生政客，这一点正是这个阶层的特征。此外，教育超越政治的思想，也还支配着北京高师，教师们大抵是不问政治的书生。在五四运动前后，北京高师流行一种“新教育思想”，称为自动主义、理想主义。在方法论方面，提倡启发个性，以反对往日权威束缚；在目的论方面，高唱理想的社会，以表示不满现实。这当然是吸收了二十世纪初期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潮，是以进化论为根据的。在当年军阀横行、政客奔走权门的情况下，这种思想有其进步的一面，可以保持教育界一定的干净。但他们企图以教育促进社会的改良，这就显出改良主义的空想性。他们对暴政忍受，而对革命却旁观，更暴露了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怯懦。在北洋军阀政府时代，军阀官僚们是对教育不问不闻的，书生们还可以关起校门自鸣清高。而遇着国民党法西斯，便御侮乏术，只得饮恨吞声，无可奈何。况又有人因势乘时，卖身投靠，国民党便唾手而把师大置于他们铁蹄之下。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党的卖国面目已暴露无遗，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将大白于天下。对这点的认识，知识分子是比较容易的，尤其青年。因此，师大的政治真空却不被国民党法西斯势力所完全占据，而竟激起政治的新生。这股进步力量，至此竟找着了方向，得到了依靠，而形成新的力量。师大学生自治会竟在国民党厉行“整理工作”的时候，成为中流砥柱，毅然反抗压迫。“一二·九”运动的前后，北平师范大学是北平学界的反革命势力中心，而师大的学生自治会同时却成为北平学生运动的一支主力，而且参加进去的教师也不少。
总括地说，自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之间，师大在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之下，是处在极黑暗的时代，而师大的进步力量却在此时期形成，而且日益壮大，“一二·九”学生运动便是证明。魔高一丈而道也高一尺，便有了抵抗。师大学生自治会是值得一提的，它组成于五四运动后半年，是全国头一个学生自治会。这点五四精神一直连绵不绝。至一九三二年，国民党下命整理北平师范大学时，曾指责“学校的一切都是学生自治会把持着”，可见反动政府对师大的学生自治会是十分厌恶的。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把北平师大和北平大学迁往西安，组成西北联合大学。不久，又令师大单独西移，成为西北师范学院，最后安置于兰州。这显然是要把师大孤立于西北，以便驯服。国民党这番策略是相对地成功了，抗战八年间，西北师院始终是无声无臭，与国内一切学生运动绝缘，学风之“纯洁”，得到陈立夫嘉奖，而为当时关心师大的人士所叹息。
日寇投降后，北平各校陆续复员，惟师大被迫要留置兰州。这一着不只是遭到学生们反对，而当时的师大当局也决不甘心，因为硬要他放弃原有的北平地盘，这就构成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的矛盾。经过一场激烈的争吵，师大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取得了胜利，回到北平；更进一步又争得师范大学名义的恢复。
我们从这一段师范校史，可以认识师范教育的政治性。师范教育的自身就是政治，因为国家要有计划地培养自己认为最可信任的师资，才产生师范教育。师范教育只有依靠革命的进步政治，才可抗拒反动政权的玷污。妄想超然象外，一定做不到。革命时机将到，反动政权无论多么凶暴，使尽阴谋诡计，用尽威迫利诱，要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