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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南开是一向注重理科教学的，它的仪器设备，在中等学校中是较早、较好的。理化教学，不但教师作演示，而且学生们也要亲手作试验。我的那一班不凑巧，直到末一年才摸着两人一组作实验，下一班的机会就好些了，师资也好些，仪器药物也完备些。张校长关心理科要比关心文科多一些，南开中学，乃至南开大学，都是这样。
早期南开中学的课程，并不是门门都成功，譬如，中国历史就很糟，但总起来说，南开中学的课程是认真的，教学成绩是扎实的。就以我来说，我的基础知识，都是在南开中学学到的，或者说，知识的基础，都是在南开中学打下的。
课外活动
学校提倡种种课外活动，学生参加种种课外活动，这是南开学校的传统。通过课外活动，学校有意识地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的教育，而且收效显著，这是今天我们从教育史的观点来看待这个事实。但是对我们早期南开中学的学生来说：“课外活动”这个名词，这个概念，并不清楚，甚至分不清，哪是课内，哪是课外。
就拿体育活动来说吧，早期的南开中学，没有体育课，也没有专职的体育教员，只有一个孟琴襄兼管体育方面的事务。连辅导员，都是校外或校内邀请来的。辅导篮球，有个叫赛勒的美国人；练短跑，有一个叫朱神勉的华侨；练跳高，有个叫万克教英语的美国教员……诸如此类。学校行政上有体育课，章辑五由物理教员改任体育课主任，聘董守义当篮球队“五虎将”的教练员，那是一大后的事了。我在校的时候，凡是学生的社团，都有它的“体育部”，各班各级都有它的这样那样的体育队。社团与社团之间，各级各班之间，有各种各样的竞赛。我就是丁班的篮球队的后卫。我们这个队，连续两年得到班际篮球比赛的第一名。至于校际比赛，球类赛也罢，田径赛也罢，南开参加的人最多，得的奖牌也最多。在足球球场上，只有天津的新学书院和北京的清华能与南开抗衡。国际比赛，南开的郭毓彬，在远东运动会上得四百码第一名。提拔和培养选手，并不是南开提倡体育的主要目的，主要目的在于普及。当时（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九）南开和清华的体育都普及，每天下午四点以后，运动场上都满了学生，作各种各样的练习和比赛，稍有不同者，清华多少带有强迫性，而在南开基本上是自由参加。锻炼身体成了风气，比如说，冬天早起，在学校附近的大开洼里跑一英里，住校的人，几乎人人参加。想睡点懒觉的人，架不住同屋把你的被窝一掀，你也只好起来跟着跑它一英里了。
“修身班”，你叫它一门课程也好，叫它一种课外活动也好，反正它是南开教育很重要的部分。“修身”一词出自《大学》，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作为学校的一门功课，则是从清朝沿袭下来的。修身班的课堂是礼堂，时间是每星期三下午，听讲者是全校学生，有时候是全校师生，主讲人是张校长，也间或请些知名人士给我们讲话。记得有一位全希伯大夫，给我们讲生理卫生。校长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处世立身的道理，再就是给我们讲时事，灌输爱国思想，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张校长有口才，很能讲话。他的讲话，给我们的印象很深，有的终生不忘。一个星期一次修身班，不是礼堂唯一的用途。我的印象是礼堂几乎每天都有活动，其中之一是演说活动。
今天的青年，很可能提出疑问，演说不就是当众把自己的观点、主张说出，来让听者也同意吗？这有什么困难，还非得巴巴地特意提倡不可呢？对于这个疑问，我们这些七八十的人只好说：“同志们，你们比我们幸福，我们十几岁的时候，一上台去，但见眼前黑压压一片，这心早就跳到嗓子眼里去了，还演说呢！”张校长好像是从我那一班开始作工作，先从谈话入手的。有一个同学说：“我一上台，我就像一根毛儿似的。”张校长说：“你把那根毛抓在手里，不就行了嘛。”这一对话，好久好久传为美谈。就这样，在张校长的积极鼓励之下，演说活动开展起来了。各班在自己课堂里练习演说，学生社团组织，也把演说当作一种重要活动，有全校性的演说比赛，优胜者得奖。全校性的演说会，也组织起来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当时就是演说会的会长，我是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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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钰生：早期的南开中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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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活动，凡是可以在礼堂举行的，都在礼堂举行。
比赛是课外活动中，最活跃最灵活的一种组织形式。有的学校主持，学生自愿参加；有的学生发起而学校批准；有的则是学生临时组织，比完即散。班与班之间，级与级之间的体育比赛，演说比赛前已说过，而重要的对课业起促进作用的，则是学科比赛。几乎所有课堂所授学科，都有考试以外的比赛，班内比赛、级内比赛、班级之间的比赛，各式各样，随时举行。最为全校师生所重视的，莫过于全校性的、每年一度的国文比赛。国文比赛名列前茅者，全校健羡，“金榜题名”，第一名更是“状元及第”了。我在校的时期，一共有三个人得国文比赛第一名。一个是我上一年级的陈刚，一个是我的同班孔繁霱，一个是我下一年级的周恩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他学生时期，多才多艺，不但国文好，别的学科也优秀，而且敬业乐群，干才出众，因此老师器重，同学爱戴。
《校风》报的刊行，是一种重要的课外活动。学校积极提倡，学生积极参加，经费出自学校，办理全由学生。《校风》的负责人（当时是叫“主笔”还是“编辑”，还是“经理”，我记不清了），很自然地就是国文比赛第一名。陈刚是第一任负责人，接任是周恩来，孔繁霱没有当过总编辑，但是他投稿很多，几乎期期都有。我也投过稿，但不多。除这些投稿之外，《校风》发表较好的国文习作和课外文艺作品。鼓励写作，这本是学校支持《校风》的原来用意。记录校长或知名人士在修身班的讲话，报导校内新闻，这也是练习写作一种形式。每期的《校闻》若干则，最受在校和出校学生的欢迎，出校学生的通讯为全校师生所关切。于是《校风》成了所有“南开人”互相联系的纽带。它对各处南开校友会的组织，起了促进的作用（校友会先是在各高等学校成立的——例如，我在清华〈一九一六—一九一九〉时，梅贻琦、吴国桢就是在清华学校的南开校友会的会员——后来逐渐在大城市，乃至国外都有了）。到了五四期间，《校风》由发表学生习作的园地，逐渐成了学生发表意见的园地了。
社团组织我们那时候只知道有这个“会”，那个“会”，我们根本不会用“社团组织”这个名称，连“课外活动”这个概念，也不在我们的意识之中。现在想起来，在学校的启发和鼓励之下，有这么几个跨班级、跨学科、跨兴趣、有稳定组织的“会”。最早成立的是“自治励学会”，在我进南开之前就有了；其次是“敬业乐群会”，在我进南开之后才有；其次是“三育竞进会”，是我在三年级才成立的。这三个会，各有各的成员，各有各的组织，各有各的会所，“自治”和“敬业”两会，还有各自的刊物。这三个会的共同点：都是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为了砥励学行而发起而组织的。学校之所以鼓励这样的“会”，是为了锻炼组织能力，培养领导人材——这是张校长明白揭橥过的。这三个会，历史最久的是“自治励学会”；人数最多最活跃的，是“敬业乐群会”。“敬业乐群会”和它的刊物《敬业》因为出了周总理这样杰出人才，今天享有盛名。这三个会，在政治上，可以说是“鲁卫之政，兄弟也”。这三个会，可以说是早期南开中学社团组织，乃至整个课外活动的典型，是张伯苓校长教育思想的一种具体表现。还有一点，今天必须指出，这三个会以及其他类似的课外活动，不全是由学生的自发，而他们基本上是学校提倡的结果。
另有一个学生社团组织，与上述三个会类似而略有不同，那就是青年会——基督教青年会。它跨班级、跨学科而不跨兴趣，它是专门宣传基督教的。在这里还要指出：张校长是个基督教徒，但是他自己从来不宣传基督教。
新剧用今天的叫法，应该叫做话剧。因为当时流行的剧种都是唱的，而这个剧种，是说的；说的，又不是旧剧的道白，而是平常话，所以把它叫作新剧。我进南开的第一年一九一二年十月十七日校庆日演的新剧是《华娥传》，是一个爱国女子的故事，演华娥是马仁声（千里），我们班算术教员。说也奇怪，我们不因为他演女角而减少对马先生的尊敬。从那以后，每逢校庆日，都演一出新剧，这成了南开中学的传统。第一个哄动全天津乃至全华北的新剧叫做《一元钱》。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这出戏里，演一个少女（当时南开没有女同学）。后来又有《新村正》、《一念差》等剧，都是箴时砭俗之作，其主题思想、艺术水平，都是后来居上。至于演出外国名剧，那是我离校以后的事了。总而言之，早期南开中的新剧，对于话剧这个剧种起了启蒙作用。作为一种课外活动，也收到了语言艺术教育、道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效果。
唱歌南开中学没有音乐课，但是课外活动中有军乐队和唱歌团。军乐队成立得很早，唱歌团和新剧团是同时诞生的。校庆日新剧团在台上演戏，唱歌团在台前唱歌。为了校庆的演出，这两个团都要作全年的准备。新剧团要编剧、排练、制道具。唱歌团则编译歌词（我们没有自己制过曲），我们唱的歌曲，都来自西洋，多数是进行曲，如“哈力克人”，“守卫莱茵河�